“天下”者，誰的天下？ ——對趙汀陽先生天下觀的若干商榷 趙汀陽先生天下觀簡介 趙汀陽先生是我極為欣賞的一位其實比我還年輕許多（1961年生人，比我整小10歲）的中國當下屈指可數的貨真價實的哲學家。他現為社科院哲學所的研究員。知命之年，著作已經等身。在本職的哲學之外，他以小汀為筆名，作為漫畫家在中國知名。 他所創立的哲學概念中，以“天下觀”最有影響。為了商榷，我當然要先對此做若干介紹。（退下一欄，以示這是對趙先生觀點的概括。） 天下是中國古代對世界的稱呼，它的規模大於國家。這個天下（藍天之下的所有地方）的概念與當今的國際一詞並不對價，而與世界一詞大體等階。 中國人自古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說法，天下的基本性質是“無外”，它要囊括整個世界。“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要以整個天下的利益為出發點的。 西方的文明沒有天下這個概念。有的只是國際。至多是幾個國家集團在國際上的利益衝突和折衝。處於本位的必然是國家，至多是一些淵源相同的國家組合起來的國家集團。 與
中國人的“天下”的概念等階的西方概念“世界”是沒有秩序，沒有制度，沒有政府的。當今世界上至高無上的是那個最強大的國家集團的利益。天下或者世界的利
益，不得不屈從於這個最強大國家集團的利益。或者說，世界的利益只有在符合這個最強大國家集團的利益時，才被慎重考慮（比如環保，比如能源枯竭）。 當今世界，必須建立一個以整個“天下”的利益為出發點的新的“世界政治哲學”。國家或國家集團的利益必須被超越。國際不應當只是爭奪國家或國家集團利益的舞台，而應當是維護整個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場所。 趙先生就這個題目寫下了數十萬言，還有很多的細節此處限於篇幅沒有概括到。這些文章用任何搜尋工具鍵入“趙汀陽天下”都可以找到很多。大家有興趣可以自行去看。我的概括當然是極為地簡略。但相信本質意思並無曲解。 我當然極為地欣賞這些原則性的判斷。但我覺得似乎還有好些可以補充或商榷之處。 我還要申明，這篇文章，不是寫給趙汀陽先生一個人看的。因此還有許多趙先生不需要看的普及內容。否則我這篇文章的受眾群就太小了。
一、中國人的“天下”為什麼與西方人的“世界”不一樣？ 在趙先生的文章中，似乎從未解釋：中國人眼裡的“天下”為什麼與西方人目中的“世界”不一樣？這是我想補充趙先生理論的第一個地方。 首先我想申明一個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就是：人的世界觀，其實必然受限於他所居住的世界與生活的時代。世界觀不可能太過地超越或違逆於陳述世界觀的人所居住的世界與時代。 我們應當看到的第一點是：中國的天下觀是在一個基本可以說是沒有外部環境影響的，獨自生長的，農耕的世界中形成的。而且這個天下觀在華夏農耕文明的暫時分裂割據的早期即先秦時代，就已經成型。 再發揮一下：先秦，春秋戰國時代，中國的歷史環境大致有兩個特點。第一個就是“無外”。華夏之外，四個方向華夏人都看不到文明存在。華夏是唯一的文明。第二就是華夏內部分裂為許多個國家。春秋時代 ，上面還有一個至少名義上共戴的周王。戰國時代就是各自武力爭雄了。但這些各自爭雄的國家，都明白華夏諸國，其實有一個共同的淵源，共同的文化，同屬於一個共同的天下。而且這個天下一定會（重新）走向統一。就是孟子見梁惠王說的，“天下烏以定？”“定於一。”孔孟周遊列國，蘇張縱橫天下，都是為了這個目標。那個時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境界先前超越宋、魯、鄭這樣的小國，乃至後來齊、楚、秦這樣的大國，以天下為己任，都是不足為奇的。這就像啟蒙時代的歐洲思想家，其視野境界並不局限於歐洲某一國一樣不足為奇。 自東晉鳩摩東來傳教、大唐玄奘西行取經以後，中國人知道了離中國萬里之外，有一個西天。（其實在中國的西南方。或稱身毒、天竺，現代稱印度。）西天給中國送來了佛教。但僅限於此。在經濟和政治上，西天都可以說影響甚微。比如宋朝的范仲淹談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時，他指稱的天下，可能包括當時的遼國、西夏，但肯定不包括西天印度。再往後，到元朝，由於蒙古鐵騎的兵鋒所及，中國人當然知道在華夏疆土的正西面，越過戈壁沙漠，還有遼闊的土地，和眾多的居民。元朝以後的中國人也談天下（比如明朝的顧炎武談“亡天下”），但是這個天下，顯然並不包括西天印度也不包括蒙古四大汗國征服的遼闊過中國數倍的西亞乃至東歐的土地和居民。 中國人當然也知道，在他們的天下的北部邊緣的高原草地上，一直有着另一種不同的游牧生存方式。雖然數千年來，北方游牧族一直是華夏民族的心腹之患，但華夏人一直把他們視為一種附屬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吸納到華夏人所稱的天下之內的。 這種自信一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依然宛在。所以乾隆皇帝才有底氣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以通有無。”並敢於把唯一的廣州口岸關掉。不過這個做法，也表示，中國人的天下，並不包括西夷人所居的地盤。 但自1840年以來，這種自信很快地就在一連串的戰爭慘敗之後蕩然無存。這個時候，中國人再談天下，那就真是顧炎武式的以華夏為界的“亡天下”了。中心思想只剩下，救亡圖存。“天下無外”，那真是說不起的事情了。 華夏人的確認為，（當然是指古典時代，而非現代。）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地道，可以普及到整個天下。在那個時代，沒有希臘人，羅馬人和他們工商業，天下是可以運轉的。農耕文明是可以自給自足，“放之四海而皆行”的。這是一種食草的文明。沒有肉食動物，食草動物是完全可以自我生存的。華夏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他所稱的天下的主體。這個天下之外有什麼或者無什麼，其實都無關緊要。所以中國人的天下觀才可以“無外”，或者即使知道“有外”了也可以選擇漠視（像乾隆那樣）。 史載，康乾時代，西方人酷愛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卻苦於找不到中國人需要的商品與之交換。只得載來滿船墨西哥鷹洋與中國交易。他們痛心不已，才想出那喪盡天良的鴉片貿易的毒計。 華夏農耕文明強大到最後形成的國際關係就是眾所周知的東亞朝貢體系。這個體系內部，自然沒有平等。中國始終是上邦母國。但卻沒有上邦母國對朝貢國的長期的野蠻的經濟掠奪，還經常為各屬國間的外交甚或內政比如繼承，提供和平的有時也是武力的仲裁。總之，毫無疑問，中華上邦對周邊朝貢附屬國家的態度，比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態度，好上一萬倍。但是有一點卻是類似，就是，沒有宗主國與附屬國之間的國格平等。 而西方的城市手工業的生存方式，從古希臘開始，就是二元的，就是以對外部農耕世界的說得好聽交換貿易，說得難聽就是搶劫掠奪為基本的實質的內容的。他們的文明不是可以自給自足的。他們是一種食肉的文明，他們必須從食草（農耕）的文明取得（農業和礦產）資源和市場才能生存。 西方人自始就明白，他們的生存方式，並不能普世。因為絕無可能遍天下的人都居住城市，經營工商業。他們必須有比他們多得多的農耕人口為他們提供糧食、資源和市場…… 西方人也一直想主宰整個世界。但卻從不打算，也不可能同化這個世界。 古希臘城邦文明是一個後起的文明。在小小的愛琴海對面，就有小亞細亞的先進農耕文明，有大大的波斯帝國。他們自然無從設想一個在他們之外，“無外”的天下。他們一直知道，外面的天下比他們擁有的寬廣無限倍，居民也比希臘人多無數倍。他們所可驕傲的，就是他們的城邦文明的強盛與富足，他們有能力去四面征戰，讓無數的民族臣服於他們。但是他們不可能有一個“無外”的天下概念產生。他們從來把希臘人自己的利益與“野蠻人”的利益相區別。與外人相比，希臘人的利益自然至高無上。不過古希臘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大堆分立的城邦。他們有共同的文化語言宗教利益生存方式，但並不妨礙他們有無窮無盡的內部爭鬥（一如在今天）。在那個時代，“天下人”的共同利益，並不存在於希臘人的視野之中。 希臘那一塊小地方，山脈縱橫。不要說大河，連中河都沒有一條。地理環境實在是相當地差。那裡能發展出一個繁盛而獨出心裁的文明，實在是一個奇蹟。（參見《民主制度在古希臘的誕生真的是一個奇蹟》。） 希臘和羅馬兩個西方的古代，為國際關係提供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範本。 一個是古希臘內部，城邦分立，兩個邦聯（雅典同盟和斯巴達同盟），然後是古希臘城邦整體與外部農耕（他們稱之為“蠻邦”）世界的複雜的戰爭與和平交替的關係。最後是馬其頓王亞歷山大軍事勝利帶來的面向東方的希臘化和這個希臘化給希臘本土城邦帶來的意外的嚴重有害的經濟後果。 第二個範本是羅馬的強大帶來的兩個世紀的內部的羅馬和平，和對周邊外圍國家的絕對的不平等的，以征服和掠奪為主要內容的對外關係。 如果羅馬帝國不崩潰，或如中國的帝國一樣，能夠一再複製重生，沒有從此以後整個歐洲一直延續到今天的分裂割據。地球上至今的外交格局很可能兩樣。就是如果地球上只有東方的中華朝貢體系和西方羅馬帝國（或其假設的繼承者）的內部統一的對外擴張體系。世界上恐怕不會有國與國之間平等一說。要有，也就是東方帝國與西方帝國之間的平等或不平等。視兩者決鬥的勝負或不分勝負而定。當然這是想象。如果羅馬帝國即使崩潰但能一再復興而一直發展到今天，中華帝國恐怕更不會是對手。但世界上恐怕也不會有民主一說了。因為現代西方的民主，正是利用中世紀以降歐洲沒有統一的帝國強權，在一批獨立或自治城市之中發展起來的。比如在東方，也曾有過許多繁榮的工商業城市。但它們都在帝國的強力管轄之下，根本不可能出現城市從帝國中獨立出來的機會。相應地，市民也不可能發展出主權公民的意識。 這也很像西方從古希臘時代的城邦公民體系中發展起來的公民平等。沒有古希臘城邦，世界上很可能也不會有公民平等一說。但是不可忘記，這個公民和公民之間的平等是以為數比自由公民多得多的奴隸被殘酷奴役為代價的。比如在雅典，沒有那數以十萬計的奴隸的血汗，還有從外邦甚至希臘盟邦掠奪來的海量財富，根本不會有那數萬富足而又有教養的雅典公民存在，也就不會有彪炳千古的雅典民主存世。 縱觀整個西方政治史，無可爭議，羅馬共和國和帝國取得了最高的，永遠沒有再現的治理成就。這其中自然還是有制度的奧妙。先說共和國。羅馬的共和國的民主程度比起希臘城邦可就差遠了。首先，公民大會是按財產多寡分成六個等級的。每個等級的投票權一樣，不管越是低的等級，公民的數量越多。而且，前面三個等級如果通過，就有了半數票。後面的三個等級根本就不給投票的機會。其次，公民大會主要任務是選舉執政官。這個執政官，一年一任，而且是平權的兩個。這一點，比今天西方的制度就更共和了。第三點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點。卸任的執政官全部進入元老院，而且元老終身任職。元老院在這個共和國的絕大部分時間，是大權獨攬。歷史證明，羅馬共和國的政治制度是民眾、貴族和君主權力的一個上佳折中，而元老院則是羅馬共和國成功的最大訣竅所在。以後的羅馬帝國中，這個由卸任高官組成的元老院也一直存在，不過不再有決策權，而是擁有重大的被諮詢權。這個帝國的頭200年是整個西方史上最長的和平繁榮盛世，史稱羅馬和平。我還在揣度，（完全不保證成真的幾率。）西方在現在的民主困境之後，會不會有一個新的民主更少的，但更繁榮穩定的新羅馬時代？ 東方的傳統是中庸，在古代的西方與現代的西方之間的中庸。普遍的人權，的確不及今天的西方好，但比古代直到近代的大規模奴役奴隸的西方，則是好太多。比如中國人可能馴養專門的角鬥士去與猛獸在巨大的公共場所決鬥供自由公民取樂嗎？ 為什麼歐洲文明不能像其它的文明那樣“定於一”，即統一？為什麼羅馬的統一隻能是曇花一現而至今不能二現？這是一個很深奧的課題。我只能大體地這樣揣摩：一、從公元前十二世紀流傳至今的《荷馬史詩》中，我們就可以明確地體會出，歐洲人從根子上，骨子裡就喜歡爭鬥，誰也不服誰的基因，來自萬古。二、城市工商業的生存方式，在古代，十分方便以城邦的形式出現。（但我們有羅馬共和國及帝國的反例，說明哪怕在古代，也是可以有工商業強盛的大帝國的。當然帝國中也必然包括足夠的農業經濟成分，否則這個帝國也不可能存在。）三、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歐洲有太長時間的分裂割據的小農經濟，就是封建制。這可能與歐洲沒有大河有關。也可能與他們愛爭鬥的傳統有關。而其它的在大河流域中發展起來的農耕文明，一般都能在數百年的發展中就形成統一的基本格局。四、現代歐洲民族國家形成得那麼晚（都不過數百年光景），規模都那麼小，實在讓習慣了千年紀元和廣土眾民的中國人困惑。（有個笑話，在19世紀初葉，中國官方不相信歐洲有那麼多的國家，認為他們胡編亂造了很多的國名，是為了到中國來騙取利益。）就文明的整合這個層面而言，他們還像還處於華夏文明的春秋戰國時代。五、看看現在的第二羅馬帝國—歐盟的整合進程，我實在都在懷疑，可能為時已晚。因為整合的成功都必須在該文明的繁盛期。而歐洲文明很可能已經開始下行。若真是那樣，歐洲合眾國，或歐洲聯邦，就會成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 綜上所述，我覺得，趙先生是誇大了中國古代“天下”觀念的發生學和政治學的意義。中國的“天下”“無外”，只不過是中國人當時還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已。一旦看到，中國的天下也就有外了。一旦發現外面的天下比自己的天下還要強盛，那點“中央之國”的盲目自豪也就很快地冰消瓦解了。 而西方人沒有一統的天下觀，則是因為他們面臨的世界從最開始直到今天，始終不是一元的。而居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可能與客觀的歷史地理人文大環境相對立。 二、西方現代的國際體系是如何建立的？ 簡單地說，它是在中世紀以來歐洲一直四分五裂的政治和地理現實之上建立起來的。 自羅馬帝國滅亡，歐洲有大約1000年的光景其實真的十分地落後。小小歐洲，分割為數百上千的各自互不統屬的小邦國或公侯伯子男爵的封地。“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這1000年歐洲始終征戰不已。在進入近代以後，歐洲依然在其內部和外部不停地發動戰爭。直到1945年，歐洲人的戰爭隱才算基本發泄完畢。以後他們是相對以前愛和平得多了。但是在那以後世界各處發生的較大規模的局部戰爭，依然逃不掉歐洲人的主導和參與。 1500年來，重建羅馬帝國式的統一，是歐洲人從來未能完成的夢想。因此，數十個邦國林立的地理和政治現實，就是歐洲人建立國際關係的不可改易的基礎。 這個國際關係，其實就是歐洲各國之間的關係。他們與歐洲以外的國家有的只是宗主國和殖民地的關係。這是完全沒有納入歐洲國家互相之間的關係的序列的。就如同在古希臘時代。他們一直有兩種對外關係。一是希臘人內部，各獨立邦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二是，希臘邦國群作為一個整體，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當然還有第三種，就是母邦與子幫之間的關係。還有第四種，邦聯的主宰城邦（雅典、斯巴達）和加盟城邦之間的不平等夥伴關係。 這個歐洲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是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亞條約的簽訂為標誌的。 在這種多國分立，合縱連橫的格局下，拿破崙戰爭以後的歐洲，還被奧匈帝國的梅特涅首相發展出一種均勢和平。（這兩段歷史太專業，這裡就不細說了。有興趣的讀者請自己去查相關資料。） 這個國家之間的平等關係，和均勢和平的理論與實踐，隨着歐洲的強勢發展，被傳播到其它各大洲，在非殖民化完成的二戰以後，成為當代國際關係的基調與準繩。 在這樣的國際關係現實中，由於沒有一個國家可以統治世界（或僅僅是歐洲），可以甚至只是妄想統一世界（或僅僅是歐洲）（拿破崙和希特勒兩度失敗），自然也就無從產生，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類的觀念。有這種念頭的思想家找不到政治家比如強大的君主去實施他的觀念，這種觀念就成長不起來。 我陳述這些史實，表達的並不是歷史唯物主義。事實上，精神力量，在人類的發展史上可以有極大的能動作用。比如整個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質，很可能就來源於荷馬史詩。而東方的文明的發展，則被儒家文化劃定了軌跡。而馬列主義，則創造了整個國際共運，十幾個共產國家，直至今天，尚有餘緒。 在近現代的國際關繫上，西方也有兩段一國超強的史跡。一個是日不落三百年的大英帝國霸權。二個是美蘇冷戰結束（1990年）後至今，而後大概還會有20年的美國霸權。但這種超強，也遠遠媲美不了當年羅馬帝國的橫空出世和中華帝國在東方的千年不朽。 西方的強盛到了最後的階段，已經統治了世界，其實也產生了一些世界主義。比如我們都看到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聯、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二戰後的聯合國、聯合國的《人權宣言》等一系列人權文件的產生。還有聯合國的教科文組織、人權理事會等世界機構，在普及世界文明上也做過的很多工作。如果這個世界真的能讓西方一直像戰後初期那樣甚至更深入地統治下去，這個世界主義很可能還能繼續發展。但自1971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來，西方人對這個世界的近乎隨心所欲的統治就開始走下坡。他們被迫越來越多地只顧自己，直至近年已經顯得自顧不暇。這時，那個世界主義或天下主義就實在沒有多少發展的餘地了。在這裡我突然想起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立身格言：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一般而言，我的確認為，國國平等和人人平等一樣，是一種多少有些矯情的理想主義觀念。事實與之總是相隔過遠。而太過當真又未必可行。比如在國內政治中，西方現在深陷的債務危機，不正是人民民主過度所致，而不是人民沒有民主所致嗎？就國際關係而言，問題又好像是民主得不夠，西方大國加權太多。西方世界的內、外秩序都應當向中間靠，對內有效約束民眾和資本，對外收斂霸道。中國也是這樣，國內應當向人民和民營資本適量放權，在國際上則得適量爭權。換句話說，我在國際和國內關繫上，都主張一種有節制的民主，毋寧說，一種受到足夠監督的威權。 三、將來的世界秩序會怎樣？ 我的推測與趙先生的有一些不一樣。我的推測是動態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像趙先生假設的靜態的，應然的。 首先，由於有核武器和經濟全球化在保衛世界和平，我認定，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能發生的。 但除此之外，很多的危機都可能發生。數十年內，世界完全不一定會走向更加的有序。其中最大的變數有兩個，且都與中國有關。 第一個變數是中國的崛起會不會中途夭折。如果早早夭折，那就還會是一個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如果西方真的重新贏得對世界的全面主導權，戰後初年的世界主義或趙先生說得天下主義的確可能重新生長起來。但我覺得這個機會真的不大。如果中國的崛起夭折得比較晚，那就會是一個兩強共治的世界秩序。就是那個人們已經談論了數年的G2或中美國。這種秩序穩定下來以後，全球治理的哲學則應當會有一些朝着趙先生主張方向的深刻演變。 第二個變數是假設中國能夠完成崛起，最終成為世界唯一的超強。但這個過程足不足夠和平？有沒有各種形式的完全不一定以戰爭的形態表現的激烈衝突發生？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能不能真正的和平崛起。更清楚地說，就是崛起的東方和日漸衰落的西方之間，能否把那個對世界秩序的主導權的移交工作做得大體完美？ 以我的估計，這個轉移過程的主要階段，無論結局是雙強還是新的一個超強，都大體會持續30-50年。這中間要做的事情太多。比如，10-20年之後，中國就可能會支持日本韓國的完全獨立，要求美國從兩國撤軍。理由當然現成而且冠冕堂皇：各國國權平等，再加上“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美國和中國一般強，憑什麼你在我的家門口駐軍？我也派一支艦隊到加利福利亞外海常駐游曳你同意嗎？又比如，世界各國儲備的不會貶值的人民幣越來越多。終於有一天，美元又鬧大危機，中國覺得不能再幫美國扛，撒手拋美債，後果會如何？ 一些人老說中國沒有朋友。這其實也正常。中國的國勢增長咄咄逼人，讓人敬畏而不敢親近。不過既然中國的崛起尚未完成，周邊國家就還存在及時爭取一些比如在南海礁島上的利益的機會。再過二十年，中國超強大勢已定，“西瓜偎大邊”，自然會有許多朋友靠過來。比如現在日韓東盟與中國的貿易額就已經超過與美國的。二十年後，它們與美國的貿易額只怕僅會有與中國的零頭。日韓還能與美國精誠結盟嗎？東盟10國還可能向中國打美國牌嗎？至於意識形態的區隔，二十年後的中國，民主也會比今天多得多吧？ 在這個急劇的變動過程中，我覺得，有效的世界政府根本不可能確立。世界秩序只能在一個穩定的狀態中建立。這種穩定的秩序如前所述可以有兩種。或者是梅特涅主導式的均勢和平。或者是一強主導的羅馬式和平。就看中國的崛起到一個什麼樣的高度（與美國相當還是比美國還高許多）緩下來。 在穩態沒有出現之前，西方人的核心關注不是建立一個更公平公正的國際秩序，而是如何遏制或儘可能地推遲中國的崛起。下一階段迫不得已求其次，就是如何組織儘可能有秩序的退卻，並儘可能地在新的秩序下保全西方的利益。這時候，他們對公平公正可能就更感興趣而不會仗勢欺人。因為“勢”並不在他們手中了。 如果我說，我同意西方的一個流行說法：西方當前的困境，歸根結蒂是以中國為首席的新興國家的強力競爭所導致。而他們自己的驕奢揮霍還是第二位的。你們該不會認為我在出賣什麼機密吧？ 而中國現階段對國際秩序的核心關注自然是儘可能地保持和平崛起所必須的平和的國際環境。在不與西方發生過於激烈的衝突的前提下，努力捍衛中國的利益。必要時，自然不妨讓步，當然又要力圖交換相當的利益。 如果一切順利如意，二三十年後，就會真正進入交接世界主導權的階段。毛澤東說過不稱霸，中國的現領導也說過很多類似的話。但這些諾言都不會真的有用。因為形勢比人強。無論是有利的形勢還是不利的形勢。 只有在這個大局底定之後，才可能有新的穩定的國際秩序出現。比如趙先生說的“天下第一”就可能有用武之地了。要現在還在主導世界秩序的西方人在大權岌岌可危的時代把天下的利益放到首位，那未免也是太強人所難了吧？ 中國古代留下一個王道的傳統。傳曰：“武王初伐紂，天下諸侯不期而會於孟津者，八百諸侯。”武王曰：“殷有三賢，尚不可伐。”還有史載：成湯“東征則西夷怨，南征則北狄怨，曰：奚後我？” 如果中國將來真有主導世界秩序的一天，至少我希望，能夠秉持這個王道傳統，做得比現在的美國更寬仁厚道。 新的秩序除了需要新的主導者之外，還需要一個新的大環境。這個大環境應當是一個發展得更均衡的世界。就如同當初在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時代歐洲的勻質一樣。現在我們能期待的是西方的停滯與新興國家的急起直追到一定程度後，世界重新恢復的動態平衡。這個新的平衡並不是簡單地對新興國家有利。隨着新興國家工資水平的提高，它們的競爭力也會下降。實體工業也會至少一部分地重新回到西方國家的土地上。世界將會恢復更多的均衡。對此，雙方都應做出努力。我也樂觀其成。在這場新的競爭中，東方、新興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確處於主動的地位。從天下一體的角度出發，中國的確可以多做一些讓步，但也應當從現有世界秩序的把持者手中，逐步爭得各種應有的權益。比如通過向IFM更多注資，但交換在IFM中的更多的股權。天下哪有免費的午餐。新的實力對比，必須得到承認。到了20-30年後，一個放大的韋斯特法利亞時代就可能重現，就可能出現一種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便於籌建更有權威的世界政府等等。 中國在工業化過程之中，也迅速的改變了食草動物的秉性，開始要食肉。就是說需要依賴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大量的資源入口和出口市場。這麼大一個國家，以外貿立國，又在發展中，貧富通吃，當然對世界產生威壓。（請參見本人過往博文《中國的另樣崛起》） 而這個威壓如果太過，自然也不符合趙先生主張的天下觀，也不利於中國的“韜光養晦”，繼續和平崛起。中國真的應該注意適當收斂。 我知道自由派的諸君會對我的中國在數十年後可能主導世界秩序的預估嗤之以鼻。但我也會對一些人預估的中國崩潰論一笑置之。中國只要不崩潰，並能維持比一些人很不情願看到的“或長期停滯，或緩慢衰退”的西方明顯更高的增長率，加上它的固有的體積塊頭，那個先是參與，後是承頭管理世界的大任，恐怕到頭來是推也推不掉的。 我當然知道中國要在世界上全面領先，實在任重道遠。但中國在GDP總量上趕上美國，鐵板釘釘，就在數年之內。再多比如十年，就會趕上歐美的總和。假如現在的西方金融危機繼續遷延不愈，或過幾年又來一個新的，那中國趕超的時間表，豈不還得提前？有人說中國的問題比西方還多，哪裡還可能再高速增長20年？我這裡不想展開這方面的論述。總之我相信中國再有至少20年的高增長把握極大。至於其它的領域，比如軍事。等中國的GDP遠超美國，美國怎麼可能長期保持遠多於中國的軍事開支？假以時日，美國的壓倒性軍事優勢不喪失那才是奇蹟呢！ 中國還有一個至大的問題是它很可能不會沿着我支持的折中民主的路前行，其實際行經路徑很可能太過斯巴達。這很遺憾。但是我斷言，就算太過斯巴達，它也會發展上去。（歷史上，在27年的大戰之後，民主顯然較少的斯巴達同盟曾經完勝民主最多的雅典同盟，這好像並非偶然。參見《未來大預測 — 一場和平的新伯羅奔尼撒戰爭正在露出端倪》。）總有一天，中國會找到得自己獨創的，適合自己的政治發展之路。這條道路一定是中國現有制度與西方現在制度的某種精巧的折中與融合。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世界秩序/國際關係。如果我沒有對中國的政局，也沒有對西方的國內政局做許多評論，應當說得過去。西方的確民主比中國多得多，但為什麼西方現在會處於如此尷尬甚至狼狽的守勢呢？中國顯然並沒有主動出擊，在國際交往中幾乎都是在努力“藏拙”，被動防禦。可為什麼那麼多人總要把中國拎出來“被責任”呢？（比如薩科齊語：“中國擁有全世界60%的外匯儲備，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負有重大義務。”）中國的確還沒有習慣於積極參與環球治理。它還需要時間來學習做這件事。它也還需要時間去積累更多的資源來為環球治理做貢獻。 這次歐債危機，圍繞要不要向中國人求援，西方人的面子和里子，可有一番艱難的天人交戰。暫時的結論是，“我們還可以保住面子，暫不正式求援，自然也不向中國人做他們要求的讓步。” 我擔心的是這個面子繃不了太久了。 我學歷史出身，的確比較習慣於從較遠的，較大的視角來看問題。我已經詳細地陳述過《我為什麼認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經開始全局下行》。我也詳細地論證過《東亞與中國：一個文明的重新崛起》。朋友們十分關注的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在我看來，很多都會過去，基本都會解決，並不會改變中國最後將成功崛起的結局。我核心關注的就是這兩個互相關聯的大勢：中國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我們關注的好像不是一個層面的東西，雖然各有其價值。不過這些都是我的一家之言。會不會成真，就要請時間老人來作證了。 除了“天下”這個主題，趙汀陽先生關於民心與民主的思考也對我觸動很深。我們以後或有機會再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趙先生雖然比我年輕，但學問顯然比我高太多。我的這些商榷，實在有些類似於班門弄斧。還請海涵。 下一篇文章，我大概會討論最近開始出現的西方發力遏阻中國的新態勢，其中最顯眼的是由美國主導的，有意識排除中國的TPP和美國與澳大利亞簽軍事同盟，駐軍澳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