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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的现象和我们不知道的真相—对早期疫情通报的思考(文摘谨供参考) 2020-03-07 16:55:48

下文《我们知道的现象和我们不知道的真相——对早期疫情通报的思考》不是爆料,而是分析和思考。写此文时,笔者补了不少有关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设置方面的知识,深感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能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为方便大家阅读下文,将有关知识归纳整理于下文前。

【国家卫健委与地方卫健委】

国家卫健委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2018年3月成立。地方卫健委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门,如武汉市卫健委是武汉市政府的组成部门,武汉市卫健委成立于湖北省卫健委成立以后(2018年11月16日以后)。

国家卫健委正部级,省卫健委正厅级。国家卫健委和地方卫健委都有各自的直接领导。

【国家卫健委与“地方”的关系】

国家卫健委职责中规定的国家卫健委与“地方”的关系:

指导地方卫生健康工作,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推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发展。指导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和应急能力建设以及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指导地方实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和项目,开展对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指导,参与专业技术考核和评价相关工作。(注意:是“指导”,不是“领导”。) 

【中国疾控中心归国家卫健委管,不是国家卫健委编制,与地方疾控中心没有关系】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疾控中心),这不是行政机构,而是个事业单位,是国家卫健委下设的直属事业单位,国家卫健委是正部级行政机构,由23个局级机构组成,下有直属司局级事业单位四十个(其中包括几个“联系单位”),中国疾控中心是这四十个单位之一。

凡以省名市名开头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都与中国疾控中心没有关系,如武汉市疾控中心,中国疾控中心管不着。武汉市疾控中心是武汉市卫健委下设的直属单位,接受的是行政部门武汉市卫健委的领导。

【行政编制的疫病预防控制部门是权力部门】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是司局级事业编制,行政编制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有没有?有。

各级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都设在各级卫健委。国家级的有“疾病预防控制局”,省市级的有“疾病预防控制处”。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职责均是“拟订重大疾病防治规划、国家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承担传染病疫情信息发布工作”。武汉市卫健委设的此类机构全称“疾病预防控制与职业健康处”,职责不详。

而中国疾控中心主要职责第一条,是“为国家制定公共卫生法律法规、政策、规划、项目等提供技术支撑和咨询建设。”

中国疾控中心主要职责与疾病预防控制局职责的主要区别是,后者是权力部门,前者不是。

【中国疾控中心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疾控中心职责中规定的与“地方”的关系:指导地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调查、处置和应急能力建设以及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指导地方实施国家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和项目,开展对地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业务指导,参与专业技术考核和评价相关工作。(注意:是“指导”,不是“领导”。)

【全球最大规模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设在中国疾控中心】

中国疾控中心最牛的部门是信息中心。“法定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信息系统”设在中国疾控中心,由该部门信息中心管理。这个系统建成于SARS爆发之后。2003年11月7日,兼任卫生部长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发布第3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网络直报信息系统此时开始建设,建成后成果斐然。2017年国庆前夕,国务院新闻办通过白皮书宣告:2015年,国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由直报前的5天缩短为4个小时。传染病疫情控制水平持续提升。传染病信息报告系统覆盖近7.1万家医疗机构(截至2016年底,全国有医院2.9万个,乡镇卫生院3.7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4万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0.35万个),以下是正文。

             

《我们知道的现象和我们不知道的真相 — 对早期疫情通报的思考》(王炼利)

信息不对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武汉早期的疫情通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疫情发展到今天,全国人民都成了疫情受害者。 全国人民都被误导了。为什么会被误导?都想知道真相。而我们了解的,大多是现象。然而,将现象一个个联系起来,我们能发现逻辑链条——为什么“被误导”会合乎逻辑地发生。

本文不是爆料,是根据可靠的、不是捕风捉影的信息寻找这根链条。寻找这根链条,是为了今后少被误导。这次的被误导,代价太惨重。我们不能在花了如此大代价之后,仍没有长进。

去年底武汉医院“清查统计病例”,是为了应对“上级通知”

疫情中,普通人主要是通过公共媒体了解些现象。笔者将公共媒体报道的现象浓缩成表格。

【表一】

200306(1).jpg

注1:《Lancet》(柳叶刀):《武汉市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作者:曹彬、王建伟。共取样41例(有一例发病于2020年1月1日),有过华南市场接触史的占66%(27/41)。曹彬是首批赴武汉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注2:《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新英格兰医学期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作者:冯子健等45名作者署名。根据这篇论文中图表,取样1月1日前确诊的病人47例,平均年龄56岁(26~82),有过华南市场接触史的占55%(26/47),有过其他集贸市场接触史的占9%,有过与呼吸道疾病患者接触史的占30%(14/47),三者都没有接触的占26%(12/47)。从1月1日到1月22日,取样数378例,其中占27%的样本缺乏病因统计数,因为有101个病例缺失对有关接触史的统计。论文中注明:Reduced denominators indicate missing data 。冯子健是第2批赴武汉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

注3:“华南市场暴露史”指患者是否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批发经营者和消费者,或者是否在该市场停留过。

注4:笔者根据政府文件、专家论著和发言制作此表。


【表二】

200306(2).jpg

注1:“华南市场暴露史”指患者是否是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批发经营者和消费者,或者是否在该市场停留过。

注2:病例数波动原因中的“武汉与湖北两会期间”是笔者的分析,仅作参考。

注3:笔者根据政府文件、专家论著和发言制作此表。

两张表格,看点很多。但我们最关心的,是从2019年12月19日至12月31日,确诊病例增长率达344%;从12月1日至12月31日,累计病例40例;而进入到2020年1月,从6日开始,就不见病例增长,到了10日,还比5日减少了18个病例?这不符合常识。

【武汉市卫健委掌握着有关病例发生的真实数据】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发了红头文件《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报送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通知下属各医疗机构:“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我市华南海鲜市场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为做好应对工作,请各单位立即清查统计近一周接诊过的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于今日下午4点前将统计表(盖章扫面件)报送至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邮箱。”同一天该处发的另一份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中,要求各医疗机构“严格信息上报”,“各医疗机构要及时跟踪统计救治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向辖区疾控部门上报有关信息,并同时报送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重大事项及时报送。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关于疫情早期的救治信息,武汉市卫健委应该掌握得很完备(发出这样的“紧急通知”,没有一个单位敢不当回事!)。而武汉市卫健委之所以要下级报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统计信息,是因为有“上级紧急通知”在先,这个发通知的“上级”指谁?难道“上级”比武汉市卫健委更早得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的消息?根据至今能获得的信息,“上级”除了指武汉市卫健委直接行政领导,可能也捎带了湖北省卫健委。因为在武汉市卫健委根据“上级紧急通知”发出通知的前一天即12月29日,湖北省疾控中心会同武汉市疾控中心以及江汉、硚口、东西湖区疾控中心组成三级联合调查组,第二天完成了《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这份报告一开头这样写:“2019年12月29日下午,接省、市卫健委通知(注:各级疾控中心是各级卫健委直属单位),近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中心医院后湖区等医院收治多例症状相似的肺炎病例”、“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和武汉市卫生部门接到当地一家医院报告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根据这份报告的这两句话,湖北省卫健委也有可能下了不那么“正式”的通知,不是正式通知,是因为省卫健委与地级市卫健委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武汉市卫健委的通知用语很奇怪:“根据上级通知,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我市”的医疗机构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该是“我市”卫健委首先发现上报呢,还是要等上级发现后再通知“我市”卫健委?难道如果没有上级通知,武汉市卫健委就不会知道“我市”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了?这是要说明自己失职?还是要说明让下属医疗机构上报相关病例和救治情况,是根据上级意思?

通知警告:“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这没有错,“对外发布救治信息”不是非政府机构做的事,个人更不可能做。不过,人民的知情权呢?2008年5月起施行、2019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人民知道的有多少?如果大多数人不知道,政府有没有责任?

从去年12月1日的1例病例到一个多月后的成千上万病例,正是不让人民“知情”所造成!不是已经在谈“吸取教训”吗?那么,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是,信息不对称是会死人的,会死很多很多人,而故意制造信息不对称,会死更多更多的人!

【武汉市卫健委发的首个疫情通报是为“不让知情”定调】

2019年12月31日,2019年的最后一天。13时38分,武汉市卫健委继上一天让医政医管处发了两个红头文件后,代表官方发布第一份疫情通报——《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这份疫情通报很奇特。因为虽为疫情通报,但语气很稀松平常:“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武汉市卫健委接到报告后,立即在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的病例搜索和回顾性调查,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经专家会诊,“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引起病毒性肺炎的病毒以流行性感冒病毒为常见,其他为副流感病毒、巨细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冠状病毒等。确诊则有赖于病原学检查”, “目前对病原的检测及感染原因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接下来是更轻松的抚慰:“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该病可防可控,预防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其实今天回头看,最后一句话已经带有警示味道了,但当初老百姓谁理会了?一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老百姓就当“不会人传人”听进了;一句“可防可控”,老百姓吃定心丸了!相信政府,是中国老百姓的习惯性思维——如果事关重大,政府会这样轻描淡写?

只有发12月31日通报的武汉市卫健委自己心知肚明!对比一下前一天该卫健委发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根据上级紧急通知,我市部分医疗机构陆续出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为有效做好此类病人医疗救治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现就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救治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1、加强责任领导    

各级医疗机构要提高责任意识、高度重视相关医疗工作,明确责任领导,确定牵头部门,成立工作专班,统筹协调资源,组织专家小组,妥善作好工作部署,保证诊疗工作有序开展。 

2、规范医疗救治      

各医疗机构要强化门急诊管理,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积极调动力量就地救治,不得出现拒诊推诿情况。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等多学科专业力量,畅通绿色通道,做好门诊和急诊之间的有效衔接,完善医疗救治应急预案,加强医务人员培训,合理规范诊治。加强院内感染防控工作。   

3、严格信息上报(上文中已转录,略)”

这完全是进入临战状态的节奏啊!这完全是严阵以待的状态啊!与一天后的“通报”是完全两个调门啊!并且,对救治病人的“规范医疗救治”要求提得相当专业:“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等多学科专业力量”、“加强院内感染防控工作”,而这些文字,国民要从2月上旬中旬各省派出援鄂医疗队的报道中,才知道呼吸科、重症医学科、感染科或传染病学等专业医务人员是武汉乃至湖北的最迫切需要,可是在疫情起源地的武汉,政府职能部门武汉市卫健委早就清楚!

这叫“内外有别”吗?这叫“内紧外松”吗?应该是的。如果“是”,发这个“通报”就是为了定出“宽松”的基调——罪过呀!

然而我们退一步想,卫健委中总有医务界内行(譬如撰写12月30日红头文件“通知”的就是内行),有内行在,敢定这样宽松的调门?不怕被追究责任?

这就涉及武汉市卫健委敢发12月31日“定调通报”的另一个可能——是省、市、区三级疾控中心(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以及江汉、硚口、东西湖区疾控中心)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让武汉市卫健委定“太平调”可以有持无恐。这个联合调查组可能是湖北省疾控中心组织的,也可能是湖北省卫健委组织的(因为疾控中心是卫健委的直属下级),调查组于去年12日29日临时组织,当天下午进入华南海鲜市场调查,第二天(12月30日)就完成了两、三千字的《关于医院报告华南海鲜市场多例肺炎病例情况的调查处置报告》。这份仓促完成的报告很难说是负责任的。报告说,650个摊位中,“目前只发现13个摊位发生病例”。 调查组“对采集的17份患者的咽试子标本开展流感病毒、上呼吸道病原(20种病)开展核酸检测,检出5份肺炎链球菌阳性,其它病原均为阴性”。在“发病原因分析”栏,分析原因之一是“目前处于呼吸道疾病流行期,该市场人群聚集性高,通风性差卫生环境恶劣,为病例的发生客观原因”;原因之二是“目前未发现该市场聚集性病例,患者摊位较分散,无明显接触交叉,无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仅有华南生鲜市场的暴露史(请注意,1月下旬出现在国际医学期刊上中国专家笔下的“有无华南市场暴露史”的提法,可能首见于此)”。 “病例定义:2019年12月1日以来,我市医疗机构收治的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以及病例的家庭成员被诊断为肺炎的病例且未排除其他病原体感染者。”

请注意,从调查报告中,我们见不到联合调查组对于此次调查的明确结论。我们唯能通过含糊其辞的行文从检测结果中发现,联合调查组就做了一件事:将17名医院接诊过的肺炎病例按照检测流感等上呼吸道疾病的要求检测一遍,其中5人测出细菌性肺炎(链球菌阳性)。报告没有告诉大家调查下来“肺炎”属于哪一种类:既没有提“病毒性肺炎”,也没有提“不明原因肺炎”、“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更没有提SARS。那调查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调查报告中写上了:“为查明疫情性质和波及范围”。疫情性质告诉大家了,“目前未发现该市场聚集性病例”,波及范围也告诉大家了,一句“目前只发现13个摊位发生病例”,就相当说明问题了——“只发现”呵!

大家肯定奇怪:既然集三级疾控中心的力量郑重其事去调查,怎么就只检测流感病毒病原呢?既然集三级疾控中心的力量郑重其事去调查,调查报告用语为何含糊不清?连“肺炎”属于哪一种类都不回答?除非是故意这样做,故意将调查报告写得含糊其辞。但为何要含糊其辞,实在搞不清。含糊其辞的报告容易不当回事,而被“不当回事”也许正是撰写报告团队的愿望?——1月22日,国家卫健委李斌副主任在国家新闻发布会上说:“2019年的12月30日,我委获悉湖北省武汉市发生了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听到吗?国家卫健委二十多天后告诉大家,三级疾控中心调查报告作出的“未发现聚集性病例”结论当天就被否定了(否定的真正原因会在下面叙述)。

武汉市卫健委则肯定在12月31日下午前读过这份12月30日出台的联合调查组报告。读后愿意将此报告当回事,因为这份含糊其辞的报告对武汉市卫健委即将发出面向社会的首份疫情通报(也就是“定调”通报)有利。将首份疫情通报和联合调查组报告对照着看,联合调查组报告是可以支持首份疫情通报的。

这样就能解释:12月31日发布的首份疫情通报会轻飘飘丢弃了“无华南市场暴露史”的13个病例、不管这13个病例占了确诊总病例三分之一——调查报告不是写着华南市场肺炎病例“患者摊位较分散,无明显接触交叉,无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仅有华南生鲜市场暴露史”吗?从有着华南市场接触史的病人中都没有发现接触性感染交叉性感染,那丢掉与“华南”无关的病例又有何妨?反正对外宣报病例是少一例是一例。

这样就能解释:31日上午(发首份疫情通报的几小时前),新浪新闻和人民日报网客户端都登载“辟谣”消息:“后湖院区医务处工作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辟谣称,目前并无疑似(SARS)或确诊(SARS)的患者(连“疑似”都否认个精光!)”,“市民不用恐慌”——30日的调查报告不是说只查出5例链球菌感染吗?链球菌是细菌,青霉素就管治,慌什么慌!

这样就能解释:武汉市卫健委在首份疫情通报中能大包大揽:“到目前为止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调查报告不是没有调查出该肺炎有传染性吗?调查报告不是说在华南市场设摊的患者得病与彼此间的接触无关吗(重复原话:患者摊位较分散,无明显接触交叉,无时间和空间上的聚集性)!

这样就能解释:说“可防可控”是理直气壮的——既然华南市场如报告所说“市场人群聚集性高,通风性差卫生环境恶劣,为病例的发生客观原因”,那就照报告所提办法解决,“切实做好环境清洗消毒,日常通风等工作”——还有什么不可防不可控!

而12月31日“定调通报”调子一经定下,就不轻易改变。一直到1月14日,还坚持着“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改口,最多给自己留了些余地,“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5天后的1月 19日,武汉市疾控中心(调查报告的撰写部门之一)主任接受媒体采访时照搬这个说法:不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从1月11日到1月20日,每天的疫情报告都按照首份疫情通报“未发现人传人”的定调来重复一遍“累计追踪密切接触者763人”,“密切接触者中,没有发现相关病例”(20日凌晨2时报,至19日累计追踪817人),以此来抵制社会对“没有人传人”的质疑。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在1月 19日也对媒体介绍:“目前我们追踪的763名密切接触者中尚未发现相关病例,那么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

说12月31日的首份通报就是为了“定调”,并不牵强附会。然而,这个定调是逼出来的,被武汉市卫健委自己发的30日的“紧急通知”逼出来的。“紧急通知”是内部文件,是因为有“上级紧急通知”在先,武汉市卫健委才对下属发了不对外的“紧急通知”,但这样擂响战鼓的红头文件不可能不“内转外”,况且,下属“各医疗机构”已经在第一线刺刀见红了,30日晚上好几个医疗单位的朋友圈都在议论SARS重现,这是在挑战紧急通知精神“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加上31日早上又有好几家媒体不依不饶向官方求证紧急通知的真伪,询问疫情到底发展得怎样了,千钧一发之时,武汉市卫健委必须迅速作出回应、代表武汉市政府作出回应(再过十二小时就是2020年元旦了),必须淡化疫情,必须让全武汉“淡定”!而三级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的含糊其辞报告,在武汉市卫健委“面对社会”时是有些作用的。要马上告知社会,患者得的是病毒性肺炎(这几个字调查报告中没有,武汉市卫健委这么宣布的原因下文中叙述),病毒性肺炎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样平常,将病毒性肺炎当流行性感冒来看待,可也不就是“可防可控”?这病主要与华南海鲜城有关,没有去过那里的不用杞人忧天;去过那里的人发病的也不过27人,不用小题大做。预防措施是要有的,打开门窗,保持空气流通,不到人多的地方去,戴上口罩,对!就是预防流行性感冒的措施,管够!13时38分,定调的通报通过互联网发出传到武汉千家万户,这下,武汉老百姓真的把“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当成流行性感冒轻慢了!也难怪,马上大过年的,谁不想过个安定祥和年?——于是武汉市民(除了医务人员)全都对疫情蔓延失去了警惕性!于是大祸来临——就肇始于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定调、那是代表武汉市政府的定调!

武汉市卫健委当然需要负责,但恐怕得“上级”来分担。面对武汉市卫健委让下级医疗机构严阵以待,让下层普通百姓麻木以待,“上级”态度如何?能让大众知情吗?

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个问题“上级”让大家知情。

1月22日,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应急办主任许树强说,武汉市卫健委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的疫情通报以及11日以后的每日更新发布,都是国家卫健委指导的!(原话:记者提问:请问一下早期的信息披露方面是不是不够充分?政府对疫情是否存在瞒报的情况?回答:我们高度重视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十分重要。疫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3日、5日、9日发布了疫情和防控信息,根据疫情发展的变化,从1月11日每日更新发布。)

好得很啊!难怪一直到今年1月2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的所有疫情通报都是在2019年12月31日首份通报基础上原地踏步,原来是有缘故的。是“上级指导”着做的,坚持“未发现人传人”也是在“指导”下这么说的,连通过改变检测方法将确诊患者人数尽可能减少,也是国家卫健委“指导”的。国家卫健委是知道大家对武汉市卫健委发的疫情通报不满、要对此追责,就出来为武汉市卫健委担责。担责是为了让大家闭嘴:你们指责的我们都知道,是我们让这么说的,你们能怎么的?

由此我们彻底理解了本不是武汉市卫健委下属的专家们为何被武汉市卫健委的通报定调牵着鼻子走、为什么专家言论会与武汉市卫健委保持高度一致:专家们不是武汉市卫健委的下属,但他们都是国家卫健委的下属!他们比普通民众清楚,武汉市卫健委的调子就是国家卫健委的调子!

大家都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疫情早期误导武汉人民,不让人民知情;但不知道,是国家卫健委“指导”和支持着武汉市卫健委,不让大家知情!

突然有些明白了,武汉市卫健委在红头文件两个《通知》中的开头部位都写上“根据上级通知”,并不是莫名其妙的……。

【武汉市卫健委发出“战前准备令”的真正原因】

上文中提到武汉市卫健委去年12月30日发的红头文件《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那语气的急迫、措辞的凝重、进入临战状态的节奏、严阵以待的姿势……,全然不是故弄玄虚!那么,催发这份通知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共上报了7个病例?那是可以引起武汉市卫健委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笔者根据迄今为止媒体已经提供的信息,认为光是来自医院的“上报”,不足以导出如此不同寻常的“战前准备令”。

笔者个人的分析是,发出这样通知的真正原因是,一件大事已经开始发生了,但不是指疫情。如果不是这件大事先发生,各级卫健委对疫情的反应恐怕仍然迟钝!这件大事是,12月26日,广州一家民营科研机构从来自武汉患者的标本中发现了一种新的未知冠状病毒!12月28日,这家机构确认了就是这个病毒导致了武汉肺炎疫情!这个消息,是2月26日财新网的独家报道《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溯源》中披露的。文中提到微信公号“小山狗”于1月28日发表了文章《记录一下首次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经历》,叙述了发现新病毒的详细过程。

笔者读了“小山狗”文章,感觉叙述真实细致,无造假可能。

1月26日,“小山狗”从一名患者标本中发现一种未知冠状病毒,“事关重大,(26日)中午跟几个领导紧急开了个会,决定继续深入分析,延迟发放报告,同时分享数据给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所一块分析”,“ 27号、28号公司领导也在跟医院和疾控的人电话沟通这个事,29号、30号还亲自去武汉跟医院、疾控中心的领导当面汇报交流这个事情,包括所有我们的分析结果以及医学科学院病原所的分析结果。一切都在紧张、保密、严格的调查中。”就这么几句话,先是让我有了额外收获:我原本纳闷本不存在行政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湖北省疾控中心和武汉市疾控中心怎么会在29日下午仓促“联合”?

“小山狗”的文章让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外地民营科研机构发现新的冠状病毒消息的缘故,让省市两级疾控中心人马自然遇到了一起。

“小山狗”的单位领导在27日、28日就与疾控中心电话沟通了,29日、30日赴武汉与疾控中心领导见面了。是这件大事先让这两级疾控中心人马聚在了一起,既然已经聚在一起,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作一次极其草率的“调查”是搂草打兔子的顺便事(但从报告的质量看,不大像有分量的专家介入了这次调查,当然,如果报告是故意写得少质量没分量,另当别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听上去挺有规模挺有声势的“省、市、区疾控中心联合调查组”会在36小时内完成连调查带写报告的流程,其“未发现聚集性病例”的结论哪一级的卫健委都不敢拿来引用(国家卫健委说12月30日获悉武汉发生“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武汉市卫健委发的首次疫情通报说是“病毒性肺炎”,都在打调查组的脸)。这是笔者自认为的额外收获,自认为的正经收获是觉得找到了武汉市卫健委发出“战前准备令”般紧急通知的真正原因!毕竟都经历过SARS,一旦获悉了新发现的冠状病毒与SARS高度相似的消息,即使还要经过多方核实,也会让无论哪级卫健委都不可能不紧张、都不敢不当回事。

笔者还认为,“小山狗”的出现也能解释为什么国家卫健委会和武汉市卫健委在2019年最后两天都将武汉肺炎归结到“病毒性肺炎”,国家卫健委更说成是“聚集性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不明原因肺炎”不是普通的肺炎,2015年已列入继法定传染病、其他传染病后的第三传染病种,需要在发现两小时内报告)——因为已经有研究机构将病毒标本检测结果拿出来了!

而笔者不依不饶要挖出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紧急通知的来龙去脉,是想了解“上级”到底“知”哪些“情”?什么时候知的情?而人民大众总是不知情的!对比一下我们才可以看出在这次疫情中消息不对称的严重程度。从而认识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对整个社会意味着什么。

信息不对称在继续着。继续不对称到什么程度?1月3日,国家卫健委其实已经发出中国处于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阶段的警示。根据是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标题是《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内容大致是关于武汉肺炎疫情患者的生物标本应由指定病原检测机构检测;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1月5日,上海市公共临床中心报告国家卫健委,经检测分析,不明原因发热肺炎疫情可能是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起,“鉴于该病毒与造成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同源,应是呼吸道传播,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以及在临床救治中采取抗病毒治疗。”

就这两则分别在1月3日和5日见于官方书面文件的与疫情密切相关的消息,凡属于“老百姓”的,都全然不知情!当时若能谨慎的公布,会少死多少人?至于引起社会动荡,若在当时宣布真实疫情,动荡不会超过1月23日突然宣布武汉封城!对武汉人乃至全中国人来说,武汉封城难道不是突如其来的惊天消息?就不能让武汉人早一点知道实情?让老百姓早一点知道实情,那叫“救人”;不让老百姓知道实情,那叫“救疫”!

笔者认为,凡在2020年元旦前后有资格获得疫情信息的人们(除了医务人员,几乎都是官员),对疫情是“不敢不当回事”的,这种心态是正常的。不过,“不敢不当回事”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如果“不敢不当回事”的出发点是心系人民的生命,那就会身体力行“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倾全力用各种措施来挽救生命、保护生命;如果“不敢不当回事”的出发点是保住乌纱帽,那就会倾全力掩盖一切灾祸,不惜让千万条生命来托起乌纱帽!

武汉市政府的组成部门之一武汉市卫健委连带“上级”在疫情初发之际发了“紧急通知”,说明在“上级紧急通知”下,不敢将疫情不当回事。但是,他们“不敢不当回事”的出发点是由乌纱帽所系,只能竭尽全力掩盖灾祸直到再也无能力掩盖,个别人的乌纱帽也就因此落地。这些官员为保乌纱帽,已经拿自己的身体健康当赌注(也不排除是缺乏科学知识所致),他们若无其事出现在万家宴上,可能怀有侥幸心理,但的确给武汉老百姓造成“不用防”的错觉,身体力行麻痹了疫区民众的防控意识。如此作为自然不能饶恕。然而,几个武汉官员的乌纱帽落地只是说明他们运气不好,更多其他地方的地方官员是庆幸灾祸没有降临“自辖区”,一旦降临任一“自辖区”,武汉地方官员的所为,就是其他地方的地方官员的必然所为——都是唯上级马首是瞻——所以很难能吸取什么教训。

【李文亮事件中的真消息与假消息;“查处8名散布谣言者”,在发布时(1月1日)是假消息】

1月1日17时38分,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发布消息:“近期,我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友在不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消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八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希望广大网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1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全文转播了这一消息,荧屏字幕上反复出现“湖北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8名散布谣言者被查处”。

然而,这个消息在武汉市公安局发布时,还是个假消息!起码有三人当时并没有被传唤——即使传唤,也要等到1月2日(传唤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刘文医生)、1月3日(传唤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电话沟通”武汉协和医院谢琳卡医生)!也就是说。1月1日武汉警方发布的、1月2日央视新闻频道报道的“(武汉)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八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在1日可能根本没有发生,武汉市警方是将计划在明后天进行的事情,当成“现在完成时”来先声夺人!

那么,有没有可能当时(12月31日至1月1日)传唤的不是李文亮等人而是其他人?本来应该有这种可能,因为武汉市公安局并没有报出8个人的姓名和具体违法事例,可是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在事后的1月29日发了个情况通报,就堵死了这种可能。根据这个情况通报,“8人分别传发了‘X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Y医院接收了一家三口从某洲回来的,然后就疑似非典了’等未经核实的信息”。那么,“确诊了7例SARS”就是发自李文亮12月30日下午5时43分微信,刘文则在19时53分发了“二医院后湖院区医院确诊一例冠状感染性病毒肺炎”、“ SARS已基本确定”的消息,谢琳卡于20时43分发微信,“多人患不明原因肺炎(类似非典),今天我们医院已收治了多例华南海鲜市场的肺炎病人”

——这样一对照,这三人都是公安机关1月1日定性的“违法人员”确凿无疑,然而他们都没有在公安机关宣告“已传唤八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的1月1日17时38分前被传唤、被处理!他们都看到了央视1月2日报道“八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但当时他们中没有一人把自己“放进去”,不仅是他们不认为自己造了谣,更因为公安机关当时并没有找过他们!如此看来,公安机关1月1日宣布的“已传唤八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是失去行为对象的,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即使在一天后成为事实,也不能提前将待实施的计划宣布为已做成的事实!

不知道这算不算弄虚作假?如果算,那么从根子上找为什么要弄虚作假的答案,这就与武汉市卫健委首份疫情报告只报27个病例、武汉与湖北两会期间(1月6日至1月17日 )确诊新增病例不增反降(10日比5日减少18个病例、17日只比5日增加3例病例)是同一个答案!

答案是什么?

有些人把人民当成“疫”防,人民成为防疫的牺牲品!

“吸取教训”已经不够了,必须要走司法程序,必须要与某些人法庭上见!

【在授权发布的假消息前,未经授权的真消息就是谣言】

李文亮事件大家都知道了。这里赘言,是先要说明即使按照当时定下的标准,李文亮也没有违法。

1月3日,李文亮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道派出所训诫。训诫书上写的违法行为是“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属实的言论”。警方如此训诫李文亮:“现在对你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属实的言论的违法问题提出警告和训诫。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说李文亮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对谁说的?他是于30日那天在武汉大学临床04级同学群发了与疫情有关的几段话,再转发了一名患者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

30日下午5时43分,李文亮发微信:“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室隔离”,“请大家注意”, 6时42分,李文亮再发微信:“最新消息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举行病毒分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接下来发的微信介绍有关冠状病毒的科普知识;转发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是打印件,文字如下:“检出高置信度阳性指标  SARS冠状病毒  铜绿假单胞菌   46种口腔呼吸道定植菌”,筛查结果附有对检测出来的“阳性物种解释”,其中对SARS冠状病毒的解释是:“检出的SARS冠状病毒是一种单股正链RNA病毒。该病毒主要传播方式为近距离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种伴有明显传染性,可累及多个脏器系统的特殊肺炎。也称非典型肺炎。”

读完这些,不禁纳闷:李文亮哪句话“不属实”?哪句话“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确诊的SARS病例、冠状病毒的感染并不是眼科医生李文亮信口胡吣,他有着最有说服力的证据,那就是病人的“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 SARS冠状病毒感染是经过病原体筛查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谣传(即使诊断欠准确,也与谣言无关),武汉公安不可能不看这份病原体筛查结果,既然看了,为什么要睁着眼下瞎话结论?SARS冠状病毒是“伴有明显传染性”的,李文亮在医务界同学朋友圈发微信“请大家注意”、“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这有哪点大逆不道?他还关照“大家不要外传”呢!武汉公安部门能举例说明正常社会秩序本该是怎样、被李文亮“严重扰乱”以后变成了怎样吗?

悲哀的是,在公安面前,李文亮不得不屈服。 公安人员问他:“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他答:“能”。公安人员“郑重告诫”他:“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他答:“明白”。在“被训诫人”栏,他按下手印签上自己名字:“李文亮”。 

这一切发生在2020年1月3日.。这一天,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在重大突发传染病防控工作中加强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一天,武汉市卫健委宣布,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共发现44例,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两天后再宣布,1月5 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共报告59例,部分病例为武汉市华南海鲜城经营户。1月14日宣布,截止到1月10日,确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共41例,武汉市卫健委没有在通报中解释为什么累计病例会减少的原因,不解释原因的背后原因是,专家修订了三条确诊标准,第一条就是剔除了与华南海鲜城没有关系的病例。为什么?会有千百种解释,但什么解释也没有两个字说明问题:需要。

为了这两个字,上千人填进了命。

这才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还是回到李文亮。

“英雄李文亮”也是个普通人李文亮。因为是普通人,他明知自己没有触犯法律,没有违法,没有发表不实言论,更没有造谣,却不得不接受公安部门训诫。这是李文亮的悲哀。这也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悲哀(李文亮读了七年医科大学,有三级甲等医院八年的临床经历,当然是高级知识分子)——在“病原体筛查结论”面前,还是得屈服于瞎话。

为什么?

因为李文亮知道,自己虽然不违反国家法律,但违了上级部门武汉市卫健委的“紧急通知”精神。“紧急通知”说得明明白白:“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而自己在微信上发的都是未经授权的救治信息,明显与卫健委对着干,卫健委是能决定李文亮是否继续端医务这饭碗的主管部门,一个医生,不端医务这饭碗,还能端什么饭碗?

李文亮更知道,由于自己在微信上未经授权发了救治信息,自己所在医院医务处已经向媒体辟谣了,说自己所在医院“目前并无疑似或确诊的患者(连“疑似”都否认个精光!)”,无疑,这是个经授权发布的虚假消息,这个虚假消息要辟的谣就是上一天自己发的微信——未经授权擅自对外发布的救治信息,就是谣言。

李文亮怎能不屈服于瞎话?即使有“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临床病原体筛查难道不是救治信息?未经授权认可,临床病原体筛查结果同样是谣言!

荒唐吗?这就是现实。

痛定思痛,依法争取和维护人民大众知情权

1月3日,国家卫健委发国卫办科教函(2020)3号文规定:“疫情防控工作期间,各类机构承担病原学检测任务所产生的信息属于特殊公共资源,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病原检测或实验活动结果等信息。”特殊公共资源!当然可以这样归类。然而,也正因为疫情防控关系到亿万人的生命安全,“特殊公共资源”中的信息并不意味着是少部分人的独享信息,并要提防有人任意扩大“特殊公共资源”中的信息的范围!而既然特殊公共资源也是公共资源,那么,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公开属于特殊公共资源范畴的信息,是大家应该依法关心的事情,因为中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

突然联想到早在2004年7月,当时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就颁发了《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实施方案(试行)》,不明肺炎疾病的网络直报制度那时就得以实行。已退休的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教授当时就负责分管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利用这套网络直报系统,中国疾控中心捕捉到了很多传染病情况。当记者问杨功焕:“现有39种法定传染病之外新发现的或无法识别的传染病,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是否会漏报?尤其是类似武汉此次不明原因肺炎,是否会漏报?”杨功焕认为不会:“因为鉴于SARS的经验,我们在网络直报系统中专门、特别设了一项:不明原因肺炎,人感染禽流感、鼠疫、腺鼠疫,很多刚开始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不明原因肺炎,又比较凶险,就用不明原因肺炎这一类来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很多以后,在这个疫情报告里不会出来准确名称,但会去调查、核实以后上报。”正因为杨功焕教授主管过这个系统、极其熟悉这个系统,所以,她现在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建议——有必要关注、追问这套传染病疫情报告响应机制在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运行情况。

我们敬佩李文亮,更应该敬佩提出要追问这套系统在武汉疫情中运行情况的杨功焕教授,以她曾经的身份提出这样的追问,她就是英雄!不要放弃为这样的追问寻求结果!不是要吸取教训吗?不全力支持杨功焕教授的“追问”建议,是根本谈不上吸取教训的!因为杨功焕教授要追问的,归根结底正是人民的知情权落实与否——传染病报告制度就是为了大家知情——只要正常操作,这是一套极其透明的制度!传染病直报系统是一套求真的系统!这套制度这套系统,是在2003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时建立的!

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过,明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不得不屈服于假的。我们为此受到惩罚。

我们到底该吸取哪些教训?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回答不了。只要信息不对称,就无法回答。

而要让信息对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别心存侥幸。

但我们要走,必须走。踏踏实实走,依法走,不被任何帮派任何势力利用的走。

武汉的殡仪馆,这两个月只焚尸,无殡仪。

有意思的殡仪,是天地记得,人心记得。记得他们活过,记得他们死因,记得不让他们的死因重复!

(庚子年二月初二初稿,二月初八修改,二月初十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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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eiqian2016 留言时间:2020-03-07 19:53:17

作者说的对:“必须要走司法程序,必须要与某些人法庭上见!”

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事件可以说存在着犯罪(至少是渎职)行为。需要追问的是,仅仅只是在某几个政府行政的层级吗?作出那些荒谬的决策的背后的意识/思维/逻辑是什么?那些意识/思维/逻辑究竟是怎么来的,或者是怎么形成的?所要维护的(利益)究竟是什么?要让那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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