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与激情

                 ――我与胡平的相遇经过 

                                   王艾

一天，偶然网上浏览，发现有人写到我与胡平的相遇经过，信笔所至、洋洋洒洒，却显然并不知情；不禁深感人心隔膜梗阻，决定略叙事情始尾，以明视听。

                                 一 

我第一次见到胡平是在一九八零年初。当时，我是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他是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他与王军涛等人正在北大举行轰轰烈烈的竞选活动，我们北师大学生积极前往参观，我因此听了几场他的演讲，印象深刻、倍受鼓舞。但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彼此并不认识。后来我得知他当选，非常高兴。那时候，国家正逢遇春天，万物复苏、气象一新；我自己也正年轻气盛，对前途充满憧憬，因而很快便将他忘记了。

二

第二次再见到胡平已是在纽约。正值“八九民运”爆发，纽约华人、留学生群情激昂、热烈响应。我刚到纽约，立刻踊跃投身参加；天天前往联合国前广场。那里横幅高挂、旗帜飘舞，艾未未等人的绝食活动已经使之成为海外的天安门广场。除了自己经常捐款，我也曾冒着滂沱大雨，与高玲玲（艾未未的姐姐）等人抱着纸箱，一边参加游行，一边负责募款，并于游行结束后蹲在唐人街孔子大厦旁的商店房檐下当众点钱，将捐款悉数交给活动组织负责人。

一天晚上，一场大游行结束，我们男男女女一行人顶着漆黑夜色，在民运人士郭城的率领下，将游行使用过的旗帜标语扛进设在木边区的《中国之春》编辑部。一位中年男子正面色严肃地坐在桌前台灯下写东西，看见我们大队人马喧哗闯入，并不惊讶，也不询问，继续埋头写作。郭城一边指挥我们将东西放下，一边高声向那个中年男子招呼了一声，我才知道他就是胡平。但我们一行人匆匆而进，又匆匆而出，我并没有与胡平说话。

三

“六四”屠杀发生后，人人切齿衔恨、以泪洗面。吾尔开希抵

           謝謝你，流亡

                               ◎王 艾

●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的妻子，不久前獲准回中國探親。本文描述這次回國的觀感，反映中國十多年來的變化對她的同時代人的深刻影響。

● 作者和她的女兒，今年8月在北大未名湖畔留影。（王艾）

五月初，我得到政府許可，終於在十三年後又一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我被允許停留三星期，不能會見親友外任何敏感人物。

　　天氣酷熱，旅行還沒有怎麼開始，我已被曬得黝黑、疲乏；但為了讓美國出生的女兒瞭解中國，仍不辭辛勞，天天帶她穿梭在故宮、長城、頤和園當中。後來，看她在小學歷史課堂上必須知道的部份已基本掌握，我便帶她參觀了北大。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我們進到了如今門戶深鎖的北大黨委禮堂。二十七年前，我先生（編按：旅居紐約的民呃碚摷液�平）曾在這兒舉行過一次競選活動。他那些慷慨激昂、深刻有力的話語，從這裡吹遍全國，照亮了一顆顆年輕的心。那時候，我是北師大一年級學生，曾頂著漫天大雪，汗流夾背地擠進會場走道上，聽他演講。後來在海外，我聽過很多次他的演說，但都覺得不像二十七年前那樣印象深刻。這會兒，輕輕推開兩扇深色緊緊關閉的門，往黑洞洞的裏面小心窺探時，才發現這座記憶中人聲鼎沸的禮堂竟是那樣陳舊、黝黑、狹小。

　　「怎麼那個禮堂顯得那麼小啊？」回美國後，我這樣問過先生。

　　「是啊，是不大呀。」他一邊寫作，一邊漫不經意地回答說。

　　在紐約時，我已經了解，國內這些年變化很大，城市、商店，人們的思想、感情都不再似當年。街道變得十分漂亮，一座座高樓，一道道玫瑰盛開的街心花園；餐廳、飯店修建得很雅致；飯菜更是難以想像的地道、精美。

　　人也非常親切。一陣歡天喜地的尖叫聲使時光霎時回轉，驅散了心中的疑慮和生疏；只是開始交談，才感到相隔萬水千山。

和朋友、大哥的見面

　　一天，剛回賓館，一位老朋友來看我。她現在相當成功，除了教書，更身兼一個官職，眉宇間不覺流露出一種滿足和自信。我邀她共餐。在一家佈置豪華的餐廳裡，我們聊著年輕時的故事。當然，話題最後落到了如今不同的處境。她豪爽地笑著說：年齡大了，心情也變了，甚麼都不想了；現在，只想把身體弄好，一家人日子過好，活得快樂就行了；從前的那些追求、理想已經完全不理會了。末了她善意地奉勸我：「不要想太多的事兒

       乍暖还寒时节的婚外恋
               ——读遇罗锦《一个大童话》

                                     茉莉

小时候跟着教书的父母在各个乡镇学校漂泊，我耳闻目睹一些因夫妻分居、在文化孤岛上耐不住寂寞而出轨的男女教师，因隐私败露而陷入灭顶之灾中。他们被批判揪斗、被戴上高帽吊上破鞋游街，有的丢了饭碗，有的坐牢，有的自杀，……。很遗憾，至今没有文革史专家对这一普遍现象做出研究。

遇罗锦此生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在经历了两次苦不堪言的婚外恋之后，终于在异乡幸存下来，并坚持言说她的故事。去年，她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新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除了讲述哥哥遇罗克及自己的生平遭遇之外，她也原原本本地坦诚写出生命中的两段婚外恋。

第一段婚外恋是遇罗锦在北大荒时和一位男知青发生的，因其纯情和诗意，曾获得很多人的谅解与同情。第二段婚外恋发生在她和一位比她年长25岁的老干部之间，这段闹得天翻地覆的不伦之恋，由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党的喉舌的介入，演出了一出情人变仇敌的格斗大戏。私人的不幸和灾难，化为读者口中的一顿刺激有味的麻辣火锅。

     ◎ “绿洲情结”导致阴差阳错

在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遇罗锦给我来信，总结她和老干部何净（化名）的那段忘年恋情。她的意思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信仰柏拉图的年轻女人爱上想要包二奶的老干部。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两个差距甚大的人为何能触发爱意？对他们的情感心理机制做出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特殊的时代及其人性。

那段恋情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人们从文革的冰冷荒漠中走出来，开始感觉到感情的饥渴。干渴的人往往会想象自己看见了棕榈树，树荫下有一汪清澈的水。这可称为“绿洲情结”。当经历过劳教、下放农村，嫁人、离婚又嫁人的城市无业游民遇罗锦，为了给被害的哥哥平反，来到北京一家大报的报社，一位仪表堂堂、神采奕奕的老干部向她伸出温暖的大手，她眼前恍惚出现了一片闪光的绿洲。
 
极度的需要产生了幻觉，遇罗锦再次落入情网，毫不令人奇怪。从小就学习美术、热爱文学，遇罗锦是被柏拉图害惨了的那一类傻大姐，虽然经历了无数磨难，仍然对爱情怀着

            唯色：怎能打开我的西藏？

                                   （瑞典）茉莉

如果不是1998年元旦那一天，偶然而又命定地重读几本关于西藏的书籍，在那芬芳、梦幻和啜泣之中，惊觉到某种使命，今天的唯色，也许仍然是一个摆不脱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的女诗人，浪漫、轻盈而耽于幻想。就在那奇迹般的一天，这位年轻的藏汉混血儿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责任和理想：“我终于明确了今后写作的方向，那就是做一个见证人，看见，发现，揭示，并且传播那秘密，---那惊人的、感人的却非个人的秘密？”

这种“非个人的秘密”，即一个高原民族千年文明的秘密。为了这个秘密，唯色告别了她过去“浅陋的艺术化的生活”，吟唱着“怎能打开我的西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行吟诗人漫长的旅程。在空明澄净的雪域诗国里，她撰写自己富于生命美学和宗教审美体验的诗文。

唯色有福了。她以自己清纯向善的悟性，奔向一片博大的精神天空，一块充满佛性慈悲的心灵家园。然而，唯色的灾难也由此而来，她的那些纯洁优美的诗文，不小心招惹了一个大汉族主义政权，在她的《西藏笔记》被全面查禁之后，她被当局要求做“检讨”和“过关”。当她拒绝违背一个佛教徒的良心去谴责达赖喇嘛时，原来即将升任《西藏文学》杂志副主编的她，便遭受到一系列严厉惩罚：剥夺工作职位，丧失收入，没收住房，中止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不批准办理出国护照。这一切，从佛教的观点看，是权势者在给自己增加恶业，它将给唯色的修行带来善果。

@ 温柔的声音阐释一个文明

在当代诗歌一片苍白，一味浮躁、琐碎、平庸和闲情之际，穿紫衣的歌手唯色点起褐色的梵香，面对佛像，“深深沉醉在一个幻象构成的美妙世界里”。这位两个文明的女儿---一个半汉半藏的解放军军官父亲和一个藏族农奴主女儿的爱情结晶，这位藏名意为“永恒的光辉”（茨仁维色）的才女，仿佛手攥隐隐发光的一把钥匙，急切地要打开一个奇异文明的大门。

文明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它包括乡村、宗教、种族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作为一种东方文明，西藏文明的基石和核心是佛教的信仰体系。

想要为这个罕见的文明做见证人，唯色紧紧抓住历史和今天之间的纽带。她风尘仆仆地朝圣，漫游，记录和采访。在具有神秘力量的八蚌寺，她秉烛阅读噶玛巴的传记。在德格印经院，她轻轻抚

    《诗从雪域来》读后

                             茉莉

携带着古旧的木碗和念珠－－藏传佛教的导航图，被迫离乡背井的西藏流亡者，自雪域迁徙到佛陀的故乡印度，已将近半个世纪了。一首古老的西藏寓言诗，早就预示了这个民族的命运： 

“当铁鸟在空中飞翔、铁马在大地奔驰时，西藏人将如蝼蚁般星散世界各地，佛法也将传播到红人的领域。”

在佛法流传世界的同时，无法改变宿命的西藏流亡诗人，也将沉重的乡愁和悲剧精神，结晶为一朵朵诗歌奇葩。1998年我在印度达兰萨拉访问时，曾问过藏族诗人霍藏久美：“流亡是你们民族的一个特殊时期，这段时期的诗歌，其内容主要是什么？”他的回答非常简短：“哀歌。”

四十余年来，我们中国人只知道“翻身农奴把歌唱”一类的藏族文学艺术，却从未聆听过真正的雪域诗歌和流亡者的哀哭。近年来，身为汉族流亡者的傅正明，成了采撷西藏流亡诗歌奇葩、并追溯其根系的有心人。曾专攻过“文艺美学”的他，被藏族流亡诗之美——一种揉杂着痛感的悲剧性美感震撼了。

一埋头下去就是七、八年，傅正明广泛接触以藏语、中文和英语写作的藏族诗人，并前去印度流亡藏人社区采风，搜集和翻译大量诗作并进行评论，终于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了《诗从雪域来--- 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 》（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社，2006年）一书。

◎ 达赖喇嘛作序特别动情

傅正明此书作序的达赖喇嘛说：“我特别动情地读到一位同样流亡的中国兄弟在某种感召下，编撰和即将出版的诗集《雪域歌声——西藏自由诗选》，以及撰写的富有诗意的著作《诗从雪域来——西藏流亡诗人的诗情》。我觉得，这种同情、尊重和倾慕，是极为令人鼓舞的源泉。”

至今为止，中文世界里尚未有一本书，像《诗从雪域来》这样系统地、多角度地介绍和评述当代西藏流亡诗歌，透视藏人真实的思想和情感，把读者带入一种独特的审美境界。在当代汉藏文化冲突和交融、西藏诗歌与世界文学合流的广阔背景上，此书生动地描述和剖析了大量优秀诗作。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西藏人流亡的艰难，分享他们流亡中的自在，体会他们的痛苦和欢乐。

达赖喇嘛谈到这位中国兄弟获得了“某种感召”，对傅正明来说，这种感召即美之召唤。在当代汉语诗歌变得轻浮萎靡之际，藏族流亡诗歌却流光溢彩、美不胜收。这是什么原因呢？雪莱认为：“我们最甜美的歌，是那些倾诉最忧伤的思绪的。”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