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女性获和平奖的意义

                                （瑞典） 茉莉

庄严的红地毯，伸在希林·艾巴迪－－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穆斯林女性脚下。穿着淡黄色套裙的艾巴迪，镇定地踏上红地毯，走向挪威奥斯陆的颁奖大厅。大厅内，美丽的鲜花怒放，人们翘首以待。

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眼里，这条为艾巴迪而铺的红地毯，是一座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国家，对东方穆斯林世界表示友好的一个象征。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勒·丹伯乐特·麦佳斯，激动地迎接这位来自伊朗的诺奖得主。他们握手了，大约握了四、五秒钟的时间。各国电视现场直播，迅速地把这一镜头传遍大半个地球。瑞典报纸的标题是：《这是一个对于和平和正义非常重要的握手》。

我守在电视机旁，注意到艾巴迪握手后那略为紧张的神色。任何了解这位女士的敏感处境的人，都不会不明白，她面临着多么大的威胁。她，一个穆斯林妇女，如此在外抛头露面，没有按照伊斯兰服饰教条戴头巾，而且还和一个不是她丈夫的男人握手。在德黑兰的伊斯兰什叶派宗教领袖眼里，艾巴迪和西方男人公开握手的镜头是羞耻的，是严格的伊斯兰教规所不能容忍的，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这个受腐朽西方文化影响的伊朗女人，是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美国国防机器干涉伊朗内政的险恶阴谋。

与穿黑长袍的德黑兰宗教领袖针锋相对，在奥斯陆颁奖大厅的外面，来自伊朗的库德人、左派活动人士以及其他的伊朗流亡者正在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着“反对伊朗什叶派阿亚图拉政权”的口号。有不少流亡北欧的伊朗难民表示了对艾巴迪的不满，他们指责艾巴迪没有像他们一样坚决地反抗伊朗当局。更有甚者，挪威的一些穆斯林极端分子扬言要杀死艾巴迪，因为这个女人居然接受有基督教背景的诺贝尔奖。

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在寥寥无几的穆斯林获奖者中，就曾有过埃及作家马尔福兹遇刺受伤的先例。1988年，阿拉伯文学的一代宗师马尔福兹来到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这位提倡宗教宽容的作家，真诚地相信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原本是兄弟，因而在诺奖演说中为一切受难者呼吁：“拯救南非被奴役的人 ！拯救非洲饥饿的人！拯救遭受枪击和酷刑的巴勒斯坦人！ 拯救伟大精神遗产受到亵渎的以色列

      和平奖“干涉内政”第一例

            ——德国记者奥西茨基

                                （瑞典） 茉莉

如果要在上个世纪一百年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选中，挑选出一个最重要的颁奖，那么，1936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给德国记者奥西茨基 ( Carl von Ossietzky)的颁奖，毫无疑问应该作为首选。为什么这次颁奖应视为和平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呢？这不仅仅由于它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议，也由于自那次颁奖之后，诺贝尔和平奖染上了浓厚的保护人权色彩。

曾为奥西茨基获奖而奔走呼号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这次颁奖发表评论说：“这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不朽价值－－将这荣誉的标志授予一位普普通通的殉道者。”

 战场归来成为和平主义者

卡尔· 冯· 奥西茨基是德国杰出的政治记者和政论家，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他于一八八七年十月二日出生于汉堡，父亲是一个公务员。在父亲死后，他的母亲嫁给古斯塔夫· 瓦尔特，这位社会民主党人的继父，影响了奥西茨基后来政治思想的定型。

奥西茨基的求学道路不很平坦。17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学校，到他的家乡做行政公务员。不久，他就转向新闻事业，并在这个专业中获得发展。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自由人》周刊上，这是当时“民主联盟”的机关报。

1913年7月，奥西茨基的一篇批判性的文章，被普鲁士战争机构指控侮辱了公共利益，支持军队的爱尔福特法院开庭审问，新婚不久的奥西茨基不得不出庭应诉。当时，他年轻的英国太太偷偷地筹备款项，帮他付清了罚款。

虽然奥西茨基的身体状况很差，但他仍然于1916年6月被德国当局强制招去服兵役，他所属的部队是巴伐利亚先遣兵团。一战结束后，历经战火的奥西茨基已经认定，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做民主主义者同样重要。当他回到汉堡便活跃于社会，到处发表演说，以他的和平主义理论，去影响德国人民和社会舆论，他因此成为德国和平社的地区负责人。这之后他创办了一个叫《路标》的刊物，但很快就因为缺乏财政资助而失败了。

奥西茨基随后接受了柏林德国和平社总部的秘书职务。在那里，他创办的月刊“信息活页资料”，从1920年1

                 岁月与激情

                 ――我与胡平的相遇经过 

                                   王艾

一天，偶然网上浏览，发现有人写到我与胡平的相遇经过，信笔所至、洋洋洒洒，却显然并不知情；不禁深感人心隔膜梗阻，决定略叙事情始尾，以明视听。

                                 一 

我第一次见到胡平是在一九八零年初。当时，我是北师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他是北大哲学系研究生。他与王军涛等人正在北大举行轰轰烈烈的竞选活动，我们北师大学生积极前往参观，我因此听了几场他的演讲，印象深刻、倍受鼓舞。但他在台上，我在台下，彼此并不认识。后来我得知他当选，非常高兴。那时候，国家正逢遇春天，万物复苏、气象一新；我自己也正年轻气盛，对前途充满憧憬，因而很快便将他忘记了。

二

第二次再见到胡平已是在纽约。正值“八九民运”爆发，纽约华人、留学生群情激昂、热烈响应。我刚到纽约，立刻踊跃投身参加；天天前往联合国前广场。那里横幅高挂、旗帜飘舞，艾未未等人的绝食活动已经使之成为海外的天安门广场。除了自己经常捐款，我也曾冒着滂沱大雨，与高玲玲（艾未未的姐姐）等人抱着纸箱，一边参加游行，一边负责募款，并于游行结束后蹲在唐人街孔子大厦旁的商店房檐下当众点钱，将捐款悉数交给活动组织负责人。

一天晚上，一场大游行结束，我们男男女女一行人顶着漆黑夜色，在民运人士郭城的率领下，将游行使用过的旗帜标语扛进设在木边区的《中国之春》编辑部。一位中年男子正面色严肃地坐在桌前台灯下写东西，看见我们大队人马喧哗闯入，并不惊讶，也不询问，继续埋头写作。郭城一边指挥我们将东西放下，一边高声向那个中年男子招呼了一声，我才知道他就是胡平。但我们一行人匆匆而进，又匆匆而出，我并没有与胡平说话。

三

“六四”屠杀发生后，人人切齿衔恨、以泪洗面。吾尔开希抵

           謝謝你，流亡

                               ◎王 艾

● 編者按：本文作者是《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的妻子，不久前獲准回中國探親。本文描述這次回國的觀感，反映中國十多年來的變化對她的同時代人的深刻影響。

● 作者和她的女兒，今年8月在北大未名湖畔留影。（王艾）

五月初，我得到政府許可，終於在十三年後又一次踏上了祖國的土地。我被允許停留三星期，不能會見親友外任何敏感人物。

　　天氣酷熱，旅行還沒有怎麼開始，我已被曬得黝黑、疲乏；但為了讓美國出生的女兒瞭解中國，仍不辭辛勞，天天帶她穿梭在故宮、長城、頤和園當中。後來，看她在小學歷史課堂上必須知道的部份已基本掌握，我便帶她參觀了北大。在一位朋友的幫助下，我們進到了如今門戶深鎖的北大黨委禮堂。二十七年前，我先生（編按：旅居紐約的民呃碚摷液�平）曾在這兒舉行過一次競選活動。他那些慷慨激昂、深刻有力的話語，從這裡吹遍全國，照亮了一顆顆年輕的心。那時候，我是北師大一年級學生，曾頂著漫天大雪，汗流夾背地擠進會場走道上，聽他演講。後來在海外，我聽過很多次他的演說，但都覺得不像二十七年前那樣印象深刻。這會兒，輕輕推開兩扇深色緊緊關閉的門，往黑洞洞的裏面小心窺探時，才發現這座記憶中人聲鼎沸的禮堂竟是那樣陳舊、黝黑、狹小。

　　「怎麼那個禮堂顯得那麼小啊？」回美國後，我這樣問過先生。

　　「是啊，是不大呀。」他一邊寫作，一邊漫不經意地回答說。

　　在紐約時，我已經了解，國內這些年變化很大，城市、商店，人們的思想、感情都不再似當年。街道變得十分漂亮，一座座高樓，一道道玫瑰盛開的街心花園；餐廳、飯店修建得很雅致；飯菜更是難以想像的地道、精美。

　　人也非常親切。一陣歡天喜地的尖叫聲使時光霎時回轉，驅散了心中的疑慮和生疏；只是開始交談，才感到相隔萬水千山。

和朋友、大哥的見面

　　一天，剛回賓館，一位老朋友來看我。她現在相當成功，除了教書，更身兼一個官職，眉宇間不覺流露出一種滿足和自信。我邀她共餐。在一家佈置豪華的餐廳裡，我們聊著年輕時的故事。當然，話題最後落到了如今不同的處境。她豪爽地笑著說：年齡大了，心情也變了，甚麼都不想了；現在，只想把身體弄好，一家人日子過好，活得快樂就行了；從前的那些追求、理想已經完全不理會了。末了她善意地奉勸我：「不要想太多的事兒

       乍暖还寒时节的婚外恋
               ——读遇罗锦《一个大童话》

                                     茉莉

小时候跟着教书的父母在各个乡镇学校漂泊，我耳闻目睹一些因夫妻分居、在文化孤岛上耐不住寂寞而出轨的男女教师，因隐私败露而陷入灭顶之灾中。他们被批判揪斗、被戴上高帽吊上破鞋游街，有的丢了饭碗，有的坐牢，有的自杀，……。很遗憾，至今没有文革史专家对这一普遍现象做出研究。

遇罗锦此生不幸中的万幸，是她在经历了两次苦不堪言的婚外恋之后，终于在异乡幸存下来，并坚持言说她的故事。去年，她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了新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除了讲述哥哥遇罗克及自己的生平遭遇之外，她也原原本本地坦诚写出生命中的两段婚外恋。

第一段婚外恋是遇罗锦在北大荒时和一位男知青发生的，因其纯情和诗意，曾获得很多人的谅解与同情。第二段婚外恋发生在她和一位比她年长25岁的老干部之间，这段闹得天翻地覆的不伦之恋，由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党的喉舌的介入，演出了一出情人变仇敌的格斗大戏。私人的不幸和灾难，化为读者口中的一顿刺激有味的麻辣火锅。

     ◎ “绿洲情结”导致阴差阳错

在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遇罗锦给我来信，总结她和老干部何净（化名）的那段忘年恋情。她的意思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信仰柏拉图的年轻女人爱上想要包二奶的老干部。这种阴差阳错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两个差距甚大的人为何能触发爱意？对他们的情感心理机制做出解释，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特殊的时代及其人性。

那段恋情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正是乍暖还寒时节，人们从文革的冰冷荒漠中走出来，开始感觉到感情的饥渴。干渴的人往往会想象自己看见了棕榈树，树荫下有一汪清澈的水。这可称为“绿洲情结”。当经历过劳教、下放农村，嫁人、离婚又嫁人的城市无业游民遇罗锦，为了给被害的哥哥平反，来到北京一家大报的报社，一位仪表堂堂、神采奕奕的老干部向她伸出温暖的大手，她眼前恍惚出现了一片闪光的绿洲。
 
极度的需要产生了幻觉，遇罗锦再次落入情网，毫不令人奇怪。从小就学习美术、热爱文学，遇罗锦是被柏拉图害惨了的那一类傻大姐，虽然经历了无数磨难，仍然对爱情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