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围攻的罗琳及其同道的哲学

茉莉：欧洲有人高喊要“吊打”同情难民的《哈利•波特》作者罗琳，这说明他们不理解罗琳等人的哲学和价值观。

2018年8月24日 06:01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二

大规模逃难并非新鲜事，这种现象与人类历史自始至终紧密相随。柏拉图在《对话录》里，曾描绘一个叫做亚特兰蒂斯的古老城邦。该城邦于公元前一万年被史前大洪水毁灭，逃出的难民散落世界各地，创造了许多文明。

按照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当今全球难民总数已达6560万。如何对待这些因天灾人祸而流离失所的人，体现了不同的文明程度。除了涉及道德和法律义务之外，对难民的态度还与诸多社会哲学有关，例如康德哲学、阿伦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同的态度还源自不同的意识形态，例如：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世界主义。

在近年来的欧洲难民潮中，有人高喊要“吊打”《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 K. Rowling），嘲骂罗琳一类愿意救助难民的“傻白左”和“圣母婊”。他们以为自己特聪明，而罗琳等则是愚不可及。其实，这只是因为，罗琳一类有与他们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对这个世界有不同的认知与愿景。

在这个因自私、堕落而日趋晦暗的世界上，罗琳一类欧洲人的愿景、理念和哲学，如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罗琳被“吊打”，她犯了什么法？

那是2017年2月，特朗普刚上台不久。英国小说家罗琳因同情难民，批评特朗普的禁穆令，遭到反移民极右人士的恶骂围攻。一名法国人甚至在某请愿网站发起签名，要求罗琳开放自己的豪宅给穆斯林难民住。

消息一出，去该网站签名的人数立即超2万。在海外中文网上，也有华人鼓动人们前去签名，并恶狠很地叫嚷：“吊打罗琳！”

当时，我以“瑞典茉莉”的名字在网上发表评论，指出：针对罗琳的请愿犯下了违背法律常识的错误。我谈到以下几点：

一，《联合国难民公约》是各国政府签订的，履行责任接收难民的也只能是各国政府。公民罗琳无权私自接收难民。

二，公民罗琳有权批评各缔约国政府不承担国际义务。

三，公民罗琳的私有住宅神圣不可侵犯。罗琳是否在自家接待难民，是她个人的自由选择，他人无权过问。

四，罗琳的哈利•波特主题书籍影视的巨额收入，使她成为亿万富豪，她也因此成为英国的交税大户。这样，公民罗琳就以她交纳的巨大税款支持了政府，承担了接收难民的责任。

自此，我便注意罗琳的一些关于难民的言论，那是被极右人士和新纳粹们切齿痛恨的。例如，罗琳主张开放欧洲的国界，接受来自中东的难民。

这种主张与罗琳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关。她是英国籍，但其母有法国血统，她本人曾在葡萄牙工作过，能讲多种语言。因此，罗琳自称是“欧洲大陆上的杂交产物”。这也许是她能够天马行空地展开想象，创造出哈利•波特这种神奇艺术形象的原因。

愿景归于哲学，世界主义闪亮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欧洲，罗琳心中有一个美好的愿景，即：开放而良善的欧洲展开臂膀，拥抱那些需要庇护的逃难者。这个理念，有点像中国古代梁山好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愿景是我们对世界“应该如何”的认识。个人的愿景往往可以通过逻辑演绎，转化成为理论。像罗琳一类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其愿景可归为一种哲学理念和社会理想——世界主义。世界主义者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所有人都是其中的平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权利，以及同等的价值。

心中有这一种愿景的欧洲人不少，虽然他们不一定知道自己就是“世界主义者”。在欧洲难民潮中，这类世界主义者大力助人的高尚表现，展现了人类心灵中最美丽的花朵。

当时，很多欧洲人以各种方式救助难民。例如，德国许多城市主动向默克尔总理表示，愿意接受船上得救的难民，不能让他们再在船上漂流，这就形成德国的“欢迎文化”。一辆辆满载货物的汽车驶向希腊，其中装满来自北欧的衣物、寝具等捐赠品。不少非政府组织与志愿者驾驶船只乘风破浪，去地中海参与拯救难民的行动。

因难民涌入太多，瑞典政府曾一度决定关闭边界，当时不但有人权组织抗议，还有瑞典人为本国拒他国求救者于门外而痛哭。这些世界主义者虽然被人视为“乌托邦”，但他们都有一颗宽广而温暖的心，能包容不同的民族，将难民视为平等的世界公民，把关注人类的苦难视作道德关怀的目标。

与这种博爱的世界主义相对立的，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的思想，他们在乎的是种族、血缘和文化，往往带有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与排斥。民族主义走到极端，就形成了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新纳粹的温床。纳粹主义强调不同人种之间的生存竞争，把国家视为保种保族的工具。

那些跑去“吊打罗琳”网站上签名的人，他们排斥难民的态度，大致属于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

私力帮助难民，不惧法律惩罚

痛骂罗琳的人有一个很无理的说法，即，谁主张救助难民，就让谁把难民接去自己家。这个要求别人私力救助难民的说法，在中文网络被广泛传播，我本人就经常遭人如此“建议”。如前所说，这是因为“建议者”不懂西方国家的法律，也认识不到欧洲纳税人的权利。

就笔者所知，还真有一些欧洲人以私力救助难民，为此不惜被法律惩罚。在《教堂庇护：非法难民“抓住门环”》一文中，我曾写道：在欧洲对抗国家法令、大规模“窝藏”难民的是基督教教会，但政府出于对传统圣地的尊重，警察一般不进教堂捕人。而一些普通人私力救助难民，一不小心，就有被法律追究的麻烦。

2017年1月，瑞典记者欧丰瑞（Fredrik Onnevall）和他的两位同事，因“走私人口”的罪名在马尔默法院受审。这个事件在欧洲引起热议。

那是三年前，欧丰瑞和他的电视组在希腊拍摄纪录片。他们遇上了当时才15岁的叙利亚少年贝德（Abed）。这位孤独逃亡的少年说，他在瑞典有亲戚，请求欧丰瑞一行能带他到瑞典。

欧丰瑞和他的同事决定帮忙。他们放弃了飞机，带着叙利亚少年驾车穿越欧洲各国抵达瑞典。少年很快就被一位亲戚接走，不久就获得瑞典的居留权，而记者欧丰瑞和他的同事却面临刑事起诉。

尽管公诉人要求严厉处罚三个被告，提出要给他们判坐监狱的实刑，但瑞典的社会舆论普遍声援电视记者，希望法庭将他们三人做“人道主义例外”处理。在二审时，高等法院维持了温和的原判，三个被告都只被判缓刑和75个小时的社区服务。

记者欧丰瑞从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说：“我必须遵循我内在的道德指南针。”假如一切重来，他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选择。

与此相似，丹麦一个女政治家玛丽（Maria Sloth）于2015年9月，开门收留了两个疲惫而受冻的非洲难民，让他们在自己家过夜，然后为他们购买了前去挪威的轮渡票。面临法庭审判和拘留几十天的刑期，玛丽说，她只是跟随自己的良心，“当有人需要帮助时，我给予帮助是正确的。”

回到康德，谈“陌生人的权利”

很少有中国人能认识到，这些在他们看来愚蠢至极的欧洲人，其对待难民的友善态度，不但植根于古老的基督教教义和人性之善，也建立在深刻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是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告诉迷茫的人们该怎样思考和处理现实问题。

例如，德国对难民的“欢迎文化”被海内外华人嘲讽不已，但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康德曾提出在上帝退隐后，人类如何依旧保持高尚和友善的问题，并思考过“陌生人的权利”，认为：“在他人的土地上，陌生人的到来不应被怀有敌意地对待。”

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包括萨特，都认为存在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德国出生的美国思想家阿伦特认为：存在主义的反抗意义在于维护人的尊严和自由。她经常批评那些侵犯难民和少数族裔基本权利的官方行为。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写了一本探讨西方难民问题的书——《门口的陌生人》。他以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严厉批评那些利用媒体，大肆制造对于难民的恐慌、敌视和拒斥难民的现象，表达了对难民的同情与声援。

对一部分欧洲人存在的“难民恐慌”，鲍曼也做出了分析：“突然涌来大量的陌生人，可能摧毁我们所珍爱的事物，特别是弄瘫痪甚至毁灭我们舒适而熟悉的生活方式。”“对于在地原居民来说，难民代表著巨大的未知数、潜在的犯罪份子、秩序的捣蛋鬼和安全的威胁者。……”

那么，因难民危机而不胜负荷、充满焦虑无奈的欧洲该怎么办呢？按照康德的思想推论，欧洲国家有义务去清除产生难民潮的原因。但世界难民问题过于严峻，它涉及到无数复杂的问题，包括国家的法律责任、人权与道德、环境承载的能力、社会资源分配、以及文化宗教方面的认同。

此外，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联合国的一项旨在改善移民难民处境的协议，他在美国实行对难民毫无人性的“零容忍”政策，并严厉谴责欧洲善待难民的政策，这些都使全球救助难民的工作更为艰难，使更多失去家园的人走投无路。

以罗琳为代表的欧洲世界主义者，他们对难民的善意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他们站在更高的角度——人类共同命运的角度看问题，这就启示我们，应该超越狭隘的民族、宗教和地域认同，摒弃各种偏见，接受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承认地球上的不同人种是相互依赖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付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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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FT中文网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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