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革與川普時代的鏡像奇觀

——人性瘋狂與歷史荒誕捲土重來

（瑞典）茉莉

作者茉莉在紐倫堡“文革研討會”上的發言

前言

各位朋友，我是來自瑞典的茉莉，1989年的政治犯。當年我作為大專教師，在六四屠殺後，義無反顧地走向廣場抗議，又在出獄後流亡北歐的33年裡，堅持反專制。這一切，都與我遭遇的文革經歷有關。中國文革時我12歲，因為是黑五類子女，我才進初中7天就被趕出教室。此後是失學、全家下鄉，遭受了嚴重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摧殘。

因為時間，我不便多說我的文革經歷。現在進入主題。今天我要談的，是比較中國文革和川普時代的驚人相似性，並分析其原因。從2017年起，我開始以我接受的歐洲人文價值觀反對川普，至今已經九年，從未停止。現在，大家開始看到了美國兩次選舉帶來的後果，看到川普給世界帶來的巨大災難。下面是我的發言全文：

   中國文革與川普時代的鏡像奇觀

  ——人性瘋狂與歷史荒誕捲土重來

                                       （瑞典）茉莉

1966年夏天，北京街頭擠滿了狂熱的紅衛兵。他們高舉紅彤彤的《毛主席語錄》，佩戴紅袖章，聲嘶力竭地呼喊口號。在那個政治激情席捲一切的年代，對領袖的崇拜、對敵人的仇恨和群眾運動的狂熱，構成了一幅令人難忘的歷史圖景。

半個多世紀後，大洋彼岸的美國出現了另一幅紅色景觀：成千上萬頭戴紅色“MAGA”帽的人湧入川普的競選集會，高呼“USA！USA！USA！”，以近乎宗教式的激情表達他們對一位政治領袖的擁戴。

今年5月，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說：“無論是美國的朋友還是競爭對手，都認為美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淪為一個‘流氓國家’，正在加劇全球的不穩定與失序，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個笑柄。”（原文見《What Xi Knows That Trump Doesn’t》）

這正是歷史最令人不安的鏡像奇觀：中國文革的紅衛兵精神似乎在美國以新的面貌出現。

儘管二者在歷史背景、政治制度和行為後果上都有本質區別，但在現象學上，二者展現出了驚人的相似性。

本文試圖從八個方面比較中國文革與川普時代呈現出的相似“鏡像”，並進一步追問：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背後，為什麼仍可能出現相似的政治激情？它們共同觸動了人性的哪些弱點？

（一）領袖崇拜：當個人凌駕於制度

文革時期，毛澤東的個人權威凌駕於黨政機構乃至國家法律之上。“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領袖本人逐漸成為判斷政治正確與錯誤的最高尺度。原本應該由制度運行的國家，被捲入圍繞一個人的意志而旋轉的政治運動。

川普時代的美國雖遠未達到這種程度，但一種值得警惕的個人主義政治也日益突出。與傳統共和黨政治人物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川普不僅要求政治盟友支持其政策，而且極為重視他們對自己的忠誠。

在川普的第二任期中，這種個人化傾向進一步進入聯邦行政體系。有關聯邦公務員招聘、職位保護和政治任命的改革，也引發了美國社會關於“忠於總統還是忠於憲法和制度”的爭論。

大家都知道“美國之音”被川普裁撤了，其理由是“新聞內容存在政治偏向”。實際上，因為“美國之音”的英文部記者堅持自己的獨立精神，不肯做川普的應聲蟲。

（二）敵我敘事：對“精英體系”的攻擊

文革政治最重要的語言之一，就是劃分敵我。“革命”與“反革命”、“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造反派”與“走資派”——複雜的社會關係被壓縮成簡單的二元對立。

國家主席劉少奇變成“叛徒、內奸、工賊”，大批幹部、教授、作家和科學家被批判、隔離甚至迫害。

川普的政治動員同樣高度依賴製造“我們”與“他們”的界線，如“真正的美國人”與所謂內部敵人、“深層政府”、“假新聞媒體”、自由派大學和華盛頓官僚體系，被反覆置於對立的政治敘事中。

在這種政治敘事中，政治越來越像一場尋找敵人的運動。即使選舉失敗，也可以不接受選民的選擇，而去尋找一個操縱選舉的陰謀，如川普造謠說拜登選舉舞弊，這種謊言重複了千遍，在川粉那裡就成了真理。

（三）群眾動員：政治成為激情的集體表演

文革是一場高度依賴群眾動員的政治運動。紅衛兵大串聯、群眾集會、批鬥大會、街頭遊行，把個人捲入巨大的政治洪流。

參加者不僅是在表達政治意見，也是在集體儀式中確認自己的身份：“我是革命群眾，我屬於正確的一邊。”

記得我下鄉時，每次生產大隊開會布置工作後，就有人高呼口號：“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滾出去！”他們貧下中農要討論階級鬥爭了，我就只能灰溜溜地跟着一群黑五類走出會場。

川普政治同樣非常重視大型政治集會，領袖直接面對群眾進行動員。社交媒體又使領袖能夠繞過傳統媒體和政黨組織，直接與數以千萬計的支持者建立情感聯繫。

這就使個人更容易被集體激情裹挾。川普每拋出一句辱罵左翼民主黨的話，台下便爆出一陣怒吼與歡呼，把辱罵變成敵我分明的戰鼓，整個會場像被一根火柴驟然點燃。

（四）信息戰爭：從宣傳壟斷到信息繭房

文革時期，中國的新聞傳播高度集中。“兩報一刊”等官方媒體構成全國統一的政治聲音，普通人幾乎沒有獲得獨立信息的渠道。

今天的美國仍擁有眾多彼此競爭的電視台、報紙、網站、播客和社交媒體。然而，一個新的問題出現了：雖然信息不由政府壟斷，但社會自行分裂成互不相通的信息世界。

當一個社會失去共同事實，政治爭論就越來越難以通過事實解決。例如，很多隻看川姓媒體的人，真的相信拜登大選舞弊了。

（五）法治被削弱：政治目標擠壓程序正義

文革期間，中國的正常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破壞。大量案件未經正常法律程序處理，群眾組織可以批鬥、關押甚至虐待所謂的“階級敵人”。

我的父母都是中學教師，他們都在文革中被批鬥毒打、被關牛棚。

而在川普時代，雖然美國制度仍在發揮作用，但法治受到削弱，法律程序也飽受批評。例如在近期強化移民執法中，一些移民權益組織、人權組織以及法院認為，部分拘留、快速遣返、取消臨時保護身份等措施，壓縮了當事人獲得律師、聽證及司法審查的機會。

美國聯邦法官在至少4,421起案件中，認定ICE（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對相關人員的拘押違法。

（六）忠誠測試：朋友也要效忠領袖

文革把一切問題都變成對毛澤東的忠誠問題。昨天還是同志，今天就可能因為“立場問題”成為鬥爭對象。

川普政治也帶有這種色彩。政策分歧常被轉換為忠誠問題，甚至朋友也必須不斷證明自己。

加拿大是美國最親密的盟國之一，卻被川普反覆以“第51州”相譏，並成為關稅和公開施壓的對象。幸好加拿大着手和歐盟結盟，一起對抗川普政府的無理欺壓。

（七）羞辱與改名政治：從“反帝路”到“美國湖”

文革“破四舊”時期曾掀起改名狂潮，並迅速與領袖崇拜結合。全國湧現大量“東方紅”、“紅太陽”、“向陽”等街道學校工廠和公社名稱，個人也流行改名“衛東”、“向東”。

改名成為一種公開的忠誠宣誓——所有名稱都朝向同一個“紅太陽”。

半個世紀後，美國也出現了一輪引人注目的“命名政治”。川普先將“墨西哥灣”改稱“美國灣”，又簽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國聯邦政府將安大略湖改稱“美國湖”（Lake America）。

圍繞他的個人名字，共和黨政治人物和由其盟友主導的機構還推動了一系列命名或紀念行動，包括在肯尼迪中心建築上冠以特朗普之名，以及提出把他的頭像刻上拉什莫爾山、印上100美元鈔票、把華盛頓地鐵改稱“特朗普列車”，以及將杜勒斯國際機場改名為“唐納德·J·特朗普國際機場”等。

兩者的制度背景、權力邊界和強製程度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都顯示出“改名政治”的象徵力量：名稱不再只是稱謂，而成為宣示政治意志、製造時代標記乃至塑造個人崇拜的工具。

（八）從加拿大到伊朗：朋友敵人都要斗

文革政治有一種特殊邏輯：敵人要打倒，自己人也要不斷接受“教育”和忠誠檢驗，鬥爭永不結束。

川普時代也出現了類似的鏡像：對伊朗這樣的敵人以軍事力量威懾和打擊，對加拿大這樣的親密盟友則以關稅、“第51州”等方式施壓甚至羞辱。敵人要屈服，朋友也必須證明忠誠。

雖然兩者制度和暴力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但都呈現出一種“鬥爭政治”的特點。

結語：為什麼歷史會出現這樣的鏡像？

對此，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兩國制度如此不同，為什麼會出現這些似曾相識的景象？

答案或許不在意識形態，而在人性。

當社會高度左右兩極分化、公眾對制度失去信任，魅力型領袖藉助敵我敘事和危機動員凝聚群眾時，無論左翼還是右翼，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可能喚醒人性中對強者的崇拜、對敵人的仇恨以及對群體激情的迷戀。

對此，沒有任何民族天生具有免疫力。無人倖免，不管是東方的黃種人還是西方的白人。

當然，我要強調的是：相似並不意味着等同。川普時代不是“美國版文革”。

兩者最大的區別，不僅在於暴力程度和歷史後果，更在於制度本身。文革時期，制約最高權力的制度幾乎蕩然無存；今天的美國仍有獨立法院、反對黨、州政府、定期選舉和獨立媒體，行政權力仍受到司法挑戰和社會抵抗。

美國民主雖然遭受侵蝕，卻仍具有制衡和糾錯能力。這令我們不至於完全絕望。

但這恰恰提出了一個更深的問題：制度能夠約束人性，卻無法消滅人性。民主並不是一部安裝完成便可以永久自行運轉的機器，它也會生鏽、損毀。

因此，我們需要法院守住獨立，媒體守住事實，官員忠於憲法而非個人，失敗者接受選舉結果，更需要普通公民在政治激情最熾烈的時候，仍然保有懷疑、克制和獨立判斷。

因此，文革真正留給世界的警示，並不是某種瘋狂只會發生在中國，而是：

當人們以為自己的國家絕不會重蹈歷史覆轍時，
歷史的幽靈，往往已經換了一副面孔重新歸來。

2026年9月

完稿於斯德哥爾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