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受壓迫民族仗義執言 ——讀茉莉新書《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
蔡詠梅
（香港的蔡姐和雪域出版社主編盧慧娟在書展推薦我的新書）
我的朋友茉莉是湖南邵陽人，邵陽這個地方以民風彪悍著稱，出土匪，也出豪俠之士，近代有討伐袁世凱稱帝的蔡鍔將軍，當今有為民主寧死不回頭的壯烈義士李旺陽。來自邵陽的女子茉莉也有剛烈豪俠，擇善固執的性格，她不怕挑起爭議，最愛打抱不平，常用筆為弱勢者仗義執言,並自詡為”以批判為己任的作家” ，所以我稱她是文字女俠。當然她所爭所議的，我並非每件事都是贊同或完全贊同的。但她的批判精神,她敢愛敢恨的個性，在高牆和雞蛋之間永遠選擇站在雞蛋一邊的精神，我一直深為佩服。正是因為茉莉這種追求社會公義及鋤強扶弱的精神，她特別關注西藏問題，要站出來為受到壓迫的藏民族說話發聲。 茉莉繼第一本關注西藏問題的著作《山麓那邊是西藏—一個中國流亡者的觀察>後,她第二本關注西藏的新書《反彈的彎枝與巨無霸》最近在台灣出版。這本書,我讀來很親切,因為其中好幾篇文章就來自於《開放》雜誌，而我又是這家雜誌的編輯，文章早已拜讀過。第二因為西藏是我和茉莉共同關注的話題，容易在我心中產生共鳴。 茉莉這本書用扳彎的樹枝做出反彈來比喻藏民族在中共強權下的反抗。 我讀過法國記者董尼德的書《西藏生與死》,這本書與茉莉的觀點很相似。認為藏民族主義在上世紀的興起與中共的統治有關。董尼德認為，在中共入藏之前，藏人的民族意識不是很強烈,更多是地區意識,但在遭受外敵入侵和佔領,藏地本土文化和傳統受到威脅後,產生了作為整個藏民族這個共同體的生與死的集體危機意識。在中國漢民族的壓迫下，藏民族主義遂憤而掘起,也即是茉莉所說樹枝被扳彎後的強烈反彈。因此對藏人的民族主義，茉莉是肯定的。她說，相對於中國富侵略性的大漢沙文主義，藏人新起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和平的民族主義，沒有對外擴張的進攻性，其追求只是本民族的自救。 茉莉這本書提到漢人視角中的西藏,是對西藏歷史,文化,傳統,社會形態的曲解,抹黑和誤導，這個曲解、抹黑和誤導很多是通過漢人對藏地的寫作完成的，茉莉稱這些漢人筆下的西藏作品是一種遮蔽真實西藏，具有“麻醉”作用的冒牌西藏文學。 我最初也是通過這些偽西藏文學來認識西藏,茉莉書中提到的一些漢人作品，五十年代的小說《我們播種愛情》我中學時代讀過,印象很深,後來是對西藏極盡抹黑之能事的電影《農奴》，以及本世紀初漢人女作家馬麗華有關西藏的多部著作。馬麗華在西藏長期生活，熟悉西藏，文筆又好，她對西藏風情和民俗的描述非常吸引人，我當年也是受到吸引者之一。但讀多了，感覺她多少是以中原漢人獵奇的視角來觀察異邦西藏文化風土和宗教傳統，有作為漢人這樣的世俗民族，對藏人這個注重精神生活的民族有難以溝通的隔膜，甚至還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她的西藏風情的散文如中國歷史上的邊塞詩一樣，只不過是中華帝國邊疆文學的延續，是用邊境的荒涼美和奇風異俗來襯托帝國中原的繁華和文明，或滿足中原人對邊陲“落後”文化的優越感。茉莉還指出，馬麗華的書最致命的要害是有意迴避了西藏的現實痛苦，那些藏人宗教受到打壓，傳統文化被破壞，大量藏人流亡海外等等，這些西藏的真實，在她的書中連影子都沒有。 對西藏和達賴喇嘛及流亡藏人的認識為何在中國大陸境內外有很大的反差？就是因為中共佔領西藏之後日積月累的宣傳洗腦的結果，上述偽西藏文學所起作用相當大。 我本人也認識一位冒牌的西藏詩人,我家鄰居楊星火。她是1951年以征服者的姿態隨解放軍入藏的文工團員,後來還收養了一位藏人孤兒，專門寫作一些藏地詩歌，五十年代傳唱一時的那首所謂藏族歌曲《叫我們怎麽不歌唱》：遼闊的藍天，雄鷹在飛翔，雪山下面有著無數的寶藏…就是她的作詞。就在她歌頌美麗西藏的歌曲在中國傳唱的時候，西藏人民正在遭受屠戮，美麗的藏地正在流血，但抒情的歌聲把這一切血腥都掩蓋了。我童年時,楊星火從西藏回家探親,與鄰居們閒聊拉薩的生活，大談當地人如何愚昧和怪異之類，早熟的我擠在鄰居伯伯和嚷嬢之間聽得很著迷，至今還記得一些細節，現在看來這些敘述是一種解放者的優越感。有一種居高臨下的殖民者姿態。 茉莉這本書對西藏問題的討論很廣泛，歷史、政治、宗教、文學、生態等等皆有涉獵，對於想認識西藏、了解西藏的人讀茉莉這本書會有很多啟發。
比如讀茉莉這本書，我才知道，中共佔領西藏，竟然是出自斯大林的勸說。中共上台之前是把西藏當外國看的，並根據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的觀點，承認西藏的民族自決權。毛澤東在延安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還指西藏是外國。但為何後來中共的西藏政策竟然會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茉莉說，原因就來自中共的老大哥蘇聯的冷戰戰略考慮。 茉莉引用中國大陸一位學者胡岩2006年發表在《西藏大學學報》的一篇文章《西藏問題中的蘇聯因素》的資料說： “從一九四九年初起，斯大林就建議中共「不要過分大度」，不要讓西藏獨立從而在中共執政後縮小中國的領土。此後邀請毛澤東訪問蘇聯。一九五○年元旦之後，毛澤東從蘇聯發回了《關於由西南局籌划進軍及經營西藏問題的電報》。 這樣，一個毫無自我防衛能力的高原佛國，在當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角力之中，不可避免地成為犧牲品，成為「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一部分」。具有諷刺性的是，西藏一夕之間的轉變，是由於另一個更大的「外國」–蘇聯的指示，而不是根據歷史事實以及藏漢兩族人民的願望。” 僅就此來看，所謂西藏自古屬於中國，完全是一個中共佔領西藏後為了需要編造的神話。
我最近在讀一位清乾隆時期供職於皇家天文台（欽天監）28年，任台長（監正）十餘年的歐洲斯洛文尼亞傳教士劉松齡（ 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的有關資料，劉松齡寫回歐洲的一封信介紹北京的政治社會生活，提到了屬於理藩院交涉的外國之一“西藩”，這個西藩就是今天的西藏及其他喜馬拉雅山國家如不丹、錫金等。劉松齡的信至少說明，在乾隆時代，西藏仍被中國視為外國。 其實有關西藏自古以來就不屬於中國的史料甚多，退休的香港城市大學教授劉漢成業餘時間專門研究中國的有關西藏史料，收穫頗豐，得出的結論都與中共所謂“西藏自古以來屬於中國”恰恰相反。但在歷史為政治服務的中國，這類研究都是禁忌。 關於茉莉這本書的論述，我唯一覺得需要商榷的是茉莉提到中藏談判可以回到已被中共廢除的十七條的基礎上，她認為值得一試，但我覺得毫無可能。列寧主義政黨的一個特徵是，革命目的一切，手段可以不擇。對於中共來說，所有隆而重之的承諾或條約都是為達到某種終極目標的欺騙手段，從來就沒有願意遵守的打算，一旦目的達到，這個承諾或條約，就會被撕毀。比如中英兩國有關香港97前途安排達成的中英聯合聲明，最近中國外交部竟然宣稱這個聯合聲明僅是一份歷史文件而已，已經失效。中英聯合聲明是中共與一西方大國簽署的正式文件，都可以公然撕毀，何況是早已被中共撕毀的十七條。中共吞下去的，絕不會再吐出來，絕無可能讓西藏回到十七條承諾的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時代。如果說西藏希望的是香港式的真正高度自治，但現在連香港的高度自治也已岌岌可危，這種希望豈不是過於脫離現實了嗎？茉莉這篇文章寫於2007年，十年過去，我想茉莉的看法很可能已有改變。 當然西藏的前景也不是絕對令人悲觀。我完全同意茉莉這一論述：西藏不是一個孤島，其命運是與整個中國的命運是連接在一起的，西藏問題的最終解決應該寄託於中國的民主化前景。
……………………………………
原載《民主中國》2017年8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