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藏“談判遊戲”還要玩多久？

            ——評西藏特使第五次訪華

                                      茉莉

今年2月15日至23日，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特使第五次訪問了中國。和以往幾次會談的結局差不多，特使歸來後表示：雙方仍然存在着“基本分歧”。這即是說，新一輪漢藏對話又失敗了。

早在2002年西藏特使第一次訪華時，筆者就曾在《西藏問題不是一個孤島》一文中直言不諱地指出，這是一場“假戲”。年復一年，這種“假戲”不但沒有如人們所希望的那樣“真做”起來，反而越唱越假了。

為什麼毫無談判誠意的中共，會有和西藏流亡政府不斷玩弄談判遊戲的興趣？誰在這種談判遊戲中受益？

◎從“城下之盟”到無疾而終

要深入認識今天漢藏談判的遊戲性質，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1951年5月23日，在解放軍大舉進入西藏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西藏政府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這個在刺刀威脅下被迫簽訂的協議，被西藏流亡政府視為“不平等條約”。

由於中共當局肆意踐踏協議內容，在1959年血腥的“平叛”之後，達賴喇嘛逃亡印度，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此後，漢藏中斷接觸近二十年。在毛澤東執政時期，中共政府一直實施鎮壓西藏文化與民族特性的政策，漢藏談判完全沒有可能。

七十年代末毛澤東去世後，繼任的中共領導人着手撥亂反正，對西藏政策有所檢討，與達賴喇嘛中斷恢復接觸。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新華社駐香港社長李菊生與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先生進行聯繫。1979年，嘉樂頓珠訪問北京，此後，除了達賴喇嘛本人以外，達賴喇嘛在國外的親屬都曾以代表團觀光的身份，回到西藏參觀探親。

1980年4月，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西藏工作總結報告”。1981年7月，胡耀邦接見了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提出了關於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儘管胡耀邦的“五條方針”也有一定的局限，其中關於不准達賴喇嘛回西藏居住一條令藏人難以接受，但當時雙方都還有相當的誠意和信心。

遺憾的是，胡耀邦個人對西藏問題的開明看法，無法在當時保守勢力強大的中國實行。不久，胡耀邦就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他下台時最大的罪名就是在西藏實行貴族主義政策，沒能採取強硬政策。

到了八十年代末期，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開明派執政。當時整個社會都在探討新路子新思維，中共政府宣布願意與西藏人談判，西藏問題看來有一線解決的希望。但是，中共保守派設置了種種障礙，要求：不准任何外國人參加談判；連西藏流亡政府的成員都不許參加，因為中國不承認這個政府；任何曾經支持西藏獨立的外國人都不得參加晤談。這就是說，他們只肯和達賴喇嘛一個人談判。這些是西藏方面無法接受的，因此導致談判夭折。

◎近年來立足於一個“玩”字

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趙紫陽等中共開明派失敗，保守派掌權。蘇聯的解體令中共吸取了不少教訓，他們因此要嚴防國家分裂。在經濟發展、軍事強大的形勢下，大中國民族主義更為囂張，因此，中共時刻警惕，不給有可能帶來國家分裂的西藏流亡人士開任何口子。從1993年開始，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間完全終止了接觸。

直到2002年時，嘉樂頓珠又一次以個人名義訪問中國，再次打破了中藏關係關閉了多年的大門。儘管中國方面沒有誠意，但“漢藏對話”的好戲卻連續上演，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儘管會談一次接一次舉行，但就公布出來的材料看，中共對“漢藏對話”毫無誠意。

第一，他們一直不承認羅地嘉日等代表是達賴喇嘛的正式特使，而是把他們矮化成回國觀光的“西藏同胞”，只是“一些同達賴喇嘛關係密切的人”而已。特使只能以私人旅遊簽證入境中國。

第二，他們完全無意和達賴喇嘛特使談實質性的問題－－即全世界關注的西藏自治、人權和文化保護等問題，而是轉移話題，說要幫助西藏特使“了解祖國的發展”。於是，兩個民族之間有關歷史衝突的對話，被變相搞成一次次觀光旅遊活動。

例如，2004年中共當局曾讓特使觀光北京承德避暑山莊滿清皇帝的宮殿，2005年這一次，讓西藏代表見識了桂林山水。當局招待特使吃吃喝喝，卻根本不提漢藏兩族的實質問題。可以看出，中共政府和西藏政府的談判遊戲，立足於一個“玩”字。

就這樣，中國和西藏之間的談判，從五十年代初期刀光劍影的“城下之盟”，到八十年代出現一線光明的轉機，至九十年代後，中國軍力強大，民族主義情緒抬頭，所謂的中藏談判，就成了被中共玩弄於股掌的“談判遊戲”。

◎誰是“談判遊戲”的受益者？

不管中共政府多麼無誠意，能夠把他們拉到談判桌前來，仍然可視為西藏流亡政府的一個成功。這是一個勢力相差懸殊的談判，弱小的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寄人籬下，沒有自己的土地、軍隊和經濟勢力，本來毫無與強大中國談判的本錢，但是，由於西藏人長期在海外活動遊說，獲得了西方朝野的廣泛支持和同情，加上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桂冠，這就使西藏問題進一步國際化，使漢藏談判成為人心所向。

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不能再像毛澤東時期一樣閉關鎖國。在經濟和政治上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國，不能不顧忌國際形象。於是，為了給包括前美國總統在內的西方要人以面子，也為了降低統治西藏的成本，已經變得相當實用主義的中共，就採取了一種狡猾而靈活的手段，在國際社會眾目睽睽之下，煞有介事地做出這種積極的漢藏會談“秀”。

這樣演戲的效果非常明顯。這幾年來，為了營造良好的談判氣氛，西藏流亡政府改變過去揭露批評的態度，放棄一切示威遊行活動，並呼籲西藏的支持者停止一切抗議中共的行動。

國際社會對中共政府的譴責也因此減少，因為漢藏對話是世界各國多年來一致希望看到的情景，如今中共政府成功地給表演了。儘管多次對話沒有達成任何協議，看不出任何實質意義，但國際社會把希望寄托在未來，因此不再對中共政府施壓。

中共政府因此樹立了自己的“開明”形象，減少了國際壓力，成功地拖延了時間。在一次又一次的“談判遊戲”中，眾人矚目的達賴喇嘛一年年衰老，西藏文化一天天消失，……。

毫無疑問，這種談判遊戲的得益者，只能是中共政府，絕不是西藏人。由於利益所在，中共政府對這種遊戲還會樂此不疲，繼續下去，而歸鄉心切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只能寄希望於雙方更多的接觸和會談。

對此，筆者仍然堅持自己一貫的看法：“西藏人其實並沒有太多的選擇，他們只有和中國人民一起爭取民主和人權。整個中國的民主制度建立起來之際，才是西藏真正自治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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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動向》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