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半邊豬”的歲月

              ——鄉下文革瑣憶 

                                   茉莉    

我十歲那年，在邵東縣一個鎮中學教書的母親決定，把我送到父親教書的山區去。曾在國民黨時期讀師範時當過三青團員的母親，在共產黨反右時被插了“白旗”。六十年代早期的“四清”運動，令她成了驚弓之鳥。她神經質地預感到，將會有更大的政治風暴刮來，我們這種家庭會受到更大的衝擊。母親以為，山區的氣氛也許會緩和一點，於是就把我送走。幾年後，留在鎮中學的母親自殺未遂。

我去到一片青翠的山鄉。父親教書的小學校——一個石頭砌成的白色祠堂，座落在半山中。那個叫做肖家沖的地方，貧窮而寧靜。在祠堂陳舊的雕花木窗下讀書，在石板桌上打乒乓球，和鄉下女孩一起采野花。我的懵懂童年，似乎就要在幽靜之中度過了。

然而，母親所預料的更大政治風暴來臨了。     

     ◎ 革命宴席上祭祀的羔羊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通過郵遞員爬山越嶺送來的報紙，傳達到這消息閉塞的鄉間來了。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這初期的“文革”是一件蠻好玩的事情。我們放下功課，用毛筆歪歪斜斜地寫“打到劉少奇”的大字報，像糊壁紙一樣把大字報糊滿祠堂，在原來供祖先牌位的神龕里掛起毛澤東的畫像。

學校老師們天天搞政治學習。他們大都家在農村生活貧困，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了解在遙遠京城發生的政治鬥爭。讀報紙的差事誰也不願干，就落在我——這個山區小學的高才生身上。我努力不負重任，睜大眼睛把報紙上的黑字一個個給認出來。我童稚的讀報聲，一些教師打瞌睡的呼嚕聲，是記憶中鄉村早期文革的一道風景。

但文革運動不只是讀讀報紙而已。不久，就有縣城中學的紅衛兵戴着紅袖章，在我們祠堂的戲台上表演英姿颯爽的革命歌舞，高亢嘈雜的鑼鼓樂器聲打破了鄉間的寧靜。山區人學着搞起“早請示晚匯報”來。平時樸實沉默的鄉村農民，也有人掛上紅袖章，在祠堂里開會鬧革命，揪出反動的“階級敵人”。

一天，祠堂里開大會。一位農村少年告訴我，革命群眾要用“吊半邊豬”這種刑罰來拷打“階級敵人”，逼地富反壞右分子交出“變天帳”。“吊半邊豬”就是把人的一隻手和一隻腳吊起來，像屠夫剖開的生豬一樣掛着示眾。

懵懵懂懂的我坐在革命群眾中，看到一個穿着樸素的中年婦女被推上台子，幾個手拿繩索和皮帶的積極分子兇狠地衝上去捆綁她。我不敢看他們怎麼實施這種刑罰，就慌慌張張地跑回父親的房子。其時父親已經被公社文教召去辦“學習班”了。聽到祠堂大廳里的鞭打聲、那位婦女疼痛的尖叫聲，我一個人在屋子裡發抖。

沒有人告訴尚年幼的我，怎麼去認識這令人恐懼的野蠻行刑。後來我常常回憶起這一幕，那位被“吊半邊豬”的婦女，就如革命宴席上作為祭祀的羔羊，在我心裡引起巨大的同情和哀憫。

     ◎ 在血腥恐怖的日子戰戰兢兢

不久，該同情的人也包括我自己了。原是國民黨員的父親去公社交代歷史問題尚未回來，文教戰線的“造反派”把他的屋子封了。一天，我和小夥伴外出玩耍後回家，只看見門口貼滿了白色的封條，我已經無家可歸。幸虧父親以前時常接濟祠堂邊的一家貧農，那家貧農看我這“牛鬼蛇神”子女可憐，就把我接到他家掛滿蜘蛛網的樓上小住。

父親終於回來了，帶着滿臉青紫的傷痕。我不敢問他發生了什麼，後來聽家人說，父親從縣城中學下放到這山區小學，因為他的高學歷，仍然拿較高的工資，因此被一個當了文教紅衛兵的民辦教師嫉恨上了，在批鬥“歷史反革命”的會議上，那個民辦教師用腳狠踢父親的臉。這一切都是以冠冕堂皇的“革命”名義。

那個黃昏，肖家沖的石板小路上留下我們父女倆沉重的身影。父親背上駝着行李，胸前掛着一張打着叉的大字牌，寫着他的“反革命”身份。我失了學，跟着被開除出教師隊伍的父親回到原籍老家去，成了一名小農民。

幸好老家小水沖有我慈愛的伯父，他和患有瘋癲病的伯母一起，熱情接待了我們。聽一位親戚說，鄰縣邵陽縣的造反派動手屠殺地主富農出身的子弟，邵水河裡飄着不少無名屍體。我的鄉下親戚全都戰戰兢兢，擔心危及自身。那是1968年血腥恐怖的日子。

我很快就學會了各種農活，後來還成為生產隊婦女勞動力的主力。不管我多麼勤奮努力，歧視和侮辱仍無時不在。在田裡插秧，常有高人一等的“貧下中農子弟”故意把泥巴扔到我身上，我不敢吭聲。生產大隊開會，布置了工作之後，會有人帶頭高叫：“黑五類及其之女滾出去！”我們只能在眾目睽睽之下狼狽地離開會場。

     ◎ 在伯父被吊打時被迫歌舞

令我的處境稍有改變的，是大隊文藝宣傳隊看中了我。他們把我叫到大隊部去，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道理教育了一番，就讓我成為文藝宣傳隊員。十四歲的我已經亭亭玉立，收工後脫下泥巴衣服化上裝，扮演《沙家浜》裡的阿慶嫂。很快，我成了文藝隊的台柱子，一時頗受歡迎。

1969年，公社進駐了一個指導農村搞文革的工宣隊。我們院子裡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瘦削男人，據說是縣機械廠的職工。這個工宣隊員在一個家境較好的軍屬家住下，什麼也不做，只是走來走去，用陰騭的眼光盯着我們。後來我才悟出，他是在尋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其時我的父母已經回原單位“學習”，我仍然留在農村里勞動，和沒有兒女的伯父伯母相依為命。我們餵了一頭豬，每天清晨我就去田邊扯豬草，但生豬光吃野草不長膘，我們的糧食不夠吃，不能把珍貴的白米用來餵豬。因此，伯父在茅廁後面打了一個一米見方的小土堆，栽了幾棵紅薯藤，想要用紅薯來催肥生豬。

於是掀起了軒然大波。一個晚上，大隊部召開社員大會，把我勤勞的伯父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壞分子抓出來批鬥。在一陣陣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中，伯父被吊起來拷打。文藝宣傳隊在批鬥會後演出，我無可選擇，只能含着眼淚，神情木然地舞起紅綢，歌頌他們揪出階級敵人的新勝利。

那個寂靜的深夜，伯父在隔壁屋子裡痛苦地呻吟。我沉默無言，為伯父和自己的命運深感憤懣和悲傷。以後碰見那個導演了這次批鬥事件的工宣隊員，我冷眼以對。在縣城的機械廠，此人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工，而在文革期間瘋狂起來的鄉村，他有了任意迫害我們的權力。

我就在親人受難的呻吟聲中長大成人。那一段歲月讓我看到，當革命成為一種宗教，人性的陰暗和狠毒，是怎樣被中世紀式的宗教狂熱引發出來的。我知道，我們家的命運和其他很多人的苦難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滄海一粟，但對我個人來說，這卻是刻骨銘心、終生不忘的少年記憶。我在後來成為強權的反抗者，並為此無怨無悔地坐牢流亡，毫無疑問，這與我當年目睹“吊半邊豬”的鄉村歲月有關。

原載《開放》2006年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