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不丹和痛苦的西藏

                           茉莉

“綠水青山藍天喇嘛廟”，這是喜馬拉雅山南北兩個地區——不丹和西藏相似的景象。不丹，在梵語裡是“西藏邊陲”的意思。這兩個兄弟民族有着上千年的淵源，在吐蕃時代（公元8世紀左右），不丹曾是西藏的一部分。今天，藏傳佛教仍然是不丹的國教，這個小國屬於廣義的藏語文區域和藏民族區域，就連它的建築也大都是藏式風格的。

在筆者認識的藏族朋友中，有一位姑娘的姐姐嫁給了不丹王子。歷史上，不丹王室和西藏貴族之間，就像歐洲王室貴族之間那樣互相通婚，直到五十年代中國軍隊強行占領西藏，這兩個關係親密的兄弟民族才不得不中斷交往。

五十年的遭際變遷，令這兩個姻親民族產生了巨大差距。今天，小國不丹以它物質和精神的平衡發展，成功地創造了世界矚目的“不丹模式”——一個快樂而民主的佛國，而原本是老大哥的西藏，卻在這半個世紀裡，一直在大漢族主義的專制統治下呻吟和掙扎，其古老輝煌的文化瀕臨滅亡。

就在西藏人因和平抗議被中國當局鎮壓，處於騷亂的痛苦之時，3月24日，不丹人高高興興地穿着他們的民族服裝走向投票所，迎來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民主選舉。欣欣向榮的不丹就好像是一面鏡子，讓人們在對比中設想：如果不是當年中共軍隊用炮火“解放西藏”，今天的西藏將會是怎樣一幅景觀？

◎ 御用學者強調西藏必須“漢化”

自從西藏三月發生騷亂以來，不少中國藏學家在各種媒體上，發表言論支持當局鎮壓藏人。學者中能夠保持沉默的，已經算是良知未泯了。惡劣者如上海政法學院政治系教授倪樂雄，他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就以學術式的的語言，為中共當局消滅西藏文化的惡行背書。

倪樂雄說：“西藏文化是一種比較原始的、落後因素比較多的古老文化，在和外部世界交流的過程中，必然要發生變化。順應這種變化是很自然的，各國各民族都經歷過這種變化。你可以把它(文化)解釋成消滅了，也可以把它解釋成更新了。”“從地理和地緣政治上來看，西藏文化如果發生適應世界潮流的變化，它就必然通過和中國文化融合來實現。”

這種文化沙文主義的推斷很簡單：原始落後的西藏文化要走向現代化，必須通過漢化。所以中國當局有充足的“理由”，在西藏繼續進行文化滅絕。

但是，像倪樂雄這類只為強權說話的傲慢學者，根本不懂“世界潮流”和現代化的意義，他們以為在西藏修鐵路建樓房就是現代化了。其實，現代化不僅僅意味着物質，它還包括：由專制向民主政治制度的轉化、現代法制、人權觀念和環境保護等等。以各種標準衡量，建立在無知、暴力與謊言之上的“漢化”，完全不是現代化的必經之途。

在五十多年中，共產黨土地改革摧毀了西藏傳統的制度，代之以一個極其橫蠻的共產制度，文革中的強行“漢化”可以視為中世紀化和原始化。在經歷巨大浩劫之後，西藏語言文化面臨危機，產生一種長期依賴內地的畸形經濟結構，其生態環境有繼續惡化的趨勢。因此，達賴喇嘛悲哀地說：“西藏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最多再過十五年就會消失。”

而在五十多年前同樣隱世於群山峻岭之間、同樣貧窮落後的不丹，後來卻比西藏幸運多了。當初為了避開中國的威脅，不丹和印度發展邦誼，在七十年代初期加入了聯合國，走上一條遺世獨立、自我發展繁榮的道路。不丹的經歷證明：擺脫了中國人的強行漢化，高原小國才可以既保留傳統文化，又享有全面的現代化。

 ◎ 達賴喇嘛和不丹國王力行民主改革

這兩個民族令人驚異的的相同之處還在於，他們深受愛戴的領袖都主動送給人民一件禮物：民主。由於藏傳佛教國家對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比較輕，因此，老百姓要求民主改革的意願並不很強烈，這就需要領袖們苦苦勸告，把民主制度強加給他們。

最近，不丹國王還政於民的故事傳為美談。老國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長期創建“國民幸福總值”，為百姓謀了很大福祉之後，為了給人民一個“確保未來繁榮安寧的民主政府”，他選擇了退位，使不丹從世襲君主制國家，一躍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

而西藏的達賴喇嘛在民主改革方面，要比不丹國王進行得更早。自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接觸先進的西方，西藏上層受到很大的震撼，藏人內部曾有過一些面臨改革的討論。雖然當時要求改革的勢力還比較小，但已經有了一些苗頭。

1998年3月，達賴喇嘛在印度達蘭薩拉接受我的採訪時，談到當年在境內西藏試圖改革的情況：

“我個人認為，舊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種落後的制度，這一點是非常明確地認識到的。一九五零年我跑到卓木，卓木在西藏和尼泊爾的邊境，當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西藏偏僻農村的情況。回來後，大約在五零年左右，我成立了一個叫‘改革會議’的改革組織，那裡面不僅僅是西藏政府官員，藏人所稱的‘會議’包括各方面的代表，除了政府官員，還有寺院和普通人民百姓,就賦稅和西藏的‘烏拉’差役，也就是勞役等方面開始進行改革。當時就已經有了土地改革的想法。”（茉莉：《達賴喇嘛訪談錄》）

但是，正當藏人準備自己開始改革時，中共進藏大軍就兵臨城下了，以後西藏落入毛澤東紅朝帝國手中。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剛安定下來，他就在藏人流亡社區中進行民主改革。1960年，流亡的西藏人舉行了首次民主選舉，成立了“人民代表會議”，擬訂流亡政府的憲法大綱。1963年，《西藏民主憲章》（草案）正式頒布實施。到今天，流亡議會早已正規化，流亡政府的首席噶倫直接由人民投票選出。

很遺憾，達賴喇嘛長期追求民主、逐步還政於民的的努力，卻不能在境內西藏實施，甚至不被很多中國人所了解。中共五十年來的愚民文宣，給中國人留下有關西藏的負面印象，他們仍然可笑地指控，說達賴喇嘛是的野蠻、黑暗的封建農奴主。

◎ 藏傳佛教與人民內心幸福

那年在西藏流亡社區達蘭薩拉的陽光下，我驚訝於那些貧窮藏人和僧侶的燦爛笑臉。他們開朗達觀，是因為寬恕、憐憫和慈悲等藏傳佛教教義，給了他們心靈幸福的源泉，使他們免於對生老病死等一切災難的恐懼。

深諳佛教的不丹國王旺楚克認為，國家政策應該關注人的內心幸福。應該怎樣實現人民幸福這個目標呢？他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經濟增長、文化發展和環境保護四極組成的“國民幸福總值”指標。作為一個全民信奉藏傳佛教噶舉派的國家，不丹在經濟的高速增長的同時，不放棄自己的宗教文化認同。很多不丹人專程跑到印度去，請求達賴喇嘛為他們祈福。

然而，在不信佛的漢族政權統治下，西藏人被告知：“共產黨才是西藏人民的活佛。”（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語）就這樣，自命為“活佛”的共產黨控制了西藏世代相傳的活佛轉世制度。達賴喇嘛是藏傳佛教教義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是全體藏人的根本上師，但是卻被共產黨的媒體狠狠咒罵為“披着羊皮的狼”。

於是身穿袈裟的藏族喇嘛不能無動於衷了。在西藏，喇嘛是民族宗教文化的重要傳承者。身負維護民族文化的職責，喇嘛們在這個春天勇敢地走出寺院，舉行和平的示威抗議。由於中國當局的武力鎮壓，釀成了流血事件。這一切，令享受宗教自由的不丹人在震驚悲哀之餘，深感自己的幸運。

◎ 沒有自治權西藏山河破碎

西藏和不丹的可比性，還在於他們的自然環境。不丹原本和西藏一樣，並不是什麼得天獨厚的世外桃源，而是土壤貧瘠、地勢險峻的地方。但不丹能夠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採取植樹、限制外人入境等各種措施，保護本土環境和生態資源，使其森林的覆蓋率在亞洲排名第一。為此，聯合國曾將首屆“地球衛士獎”授予了國王旺楚克和不丹人民。

而西藏的情況卻與之相反。2007年，在聯合國評選出的“全球十個瀕危旅遊景點”中，西藏名列前茅，其上榜的原因是“過度開發”。唯色在自己的故鄉考察後哀嘆說：超過400萬的遊客量使西藏不堪其負，“藏地的神山聖水被開採，留下的是破碎的山河。”

王力雄曾經在《草原是有文化的》一文中，談到藏區森林被大量砍伐運往內地的情況，還講了這樣一個酸楚的故事：“記得當年在甘孜州看到森林着火，幾個藏人在對面山上喝着啤酒觀看，又叫又笑。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解釋說，與其遲早砍了給漢人用，不如燒火讓自己看個熱鬧。這其實是一種無奈的宣泄。”大量的漢族移民使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邊緣化，女作家朱瑞撰文談“藏人為何要抗議？”文中提及藏區下層人民陷於貧窮的深淵，很多人淪為乞丐。

有比較才有鑑別，我們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不丹之所以能夠如此完好地保護自己的環境，尊愛自己的人民，在於它是擁有主權的的獨立國家；而連基本自治權都沒有的西藏人，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本土的人文環境和自然資源被糟蹋，看着裝甲車重重包圍自己的寺院。不能真正自治，這是西藏問題的癥結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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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08年五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