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個童話世界招魂

－－－讀張郎郎《大雅寶舊事》

茉莉

我們都喜歡讀童年故事，原因無他，因為我們從來就不願意長大。事實上，在我們成熟甚至滄桑的外表下，或多或少保留了一點童稚的心願，誰不願意無憂無慮、享受被人呵護和疼愛的特權呢？

懷着好奇之心，我讀了張郎郎的童年回憶－－《大雅寶舊事》。這是郎郎的北京胡同系列的第一本，描繪的是1949年以後，郎郎一家居住過的北京大雅寶胡同甲二號－－中央美院藝術家們的四合院生活。

至今不肯承認自己已老的郎郎，以他頑童式的神奇語言，為我們叫開了那座四合院的記憶之門，帶領我們穿越時空，重返他的童年時期。透過他詩一般的溫情筆觸，那段逝去了的甜美歲月，那個不平凡的人間樂園，那種一去不復返的生活方式，畫卷般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 特殊年代的“孤本童話”

這是一部特殊年代的歷史評傳。對於文學，昆德拉有這樣的看法：“只有在歷史之內，一部作品才可作為價值而存在，而被發現，而被評價。”郎郎的《大雅寶舊事》超越了我們通常讀到的童年回憶，進入了一種深入探詢歷史的境界。作者追憶“新中國”剛成立那幾年的生活經歷，細膩而具體地寫出大雅寶胡同奇異有趣的人和事，道出不少著名文化人的生活細節與坎坷命運。

想要寫出大雅寶胡同故事的，不只是郎郎一個人，早就有被郎郎稱為“黃媽媽”的黃永玉夫人，說她要寫一本小說，就講大雅寶孩子們的故事。多年前，著名畫家黃永玉就滿懷深情地說：“大雅寶胡同二號，不是一個畫派，而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老的凋謝，小的成長，遍布全球，見了面，免不了會說：‘我們大雅寶’如何如何－－－。”

然而，最終以當年這個院子裡一個孩子的視角，寫出大雅寶那“有意思的生活”的，卻是當時人們認為比較遲鈍的孩子郎郎。按照郎郎自己的說法，他是要和那些說新中國只有苦難家史的人“較勁”，要講一個絕對的“孤本童話”。雖然郎郎一不小心掉進童話世界的時候，我還沒有在湖南鄉下出生呢，但比郎郎年輕的本人，卻有一個苦澀而半飢餓的童年，因此，郎郎那美麗的孤本童話，正是由眾多孩子的悲哀童年墊底的。

郎郎的“孤本”之所以“孤”，有其特殊的時代原因：一方面，是由於中共在建國初期，在嚴酷鎮壓如我家父輩之類的國民黨人之後，給願意忠誠於新政權的文化人一段短暫的寬鬆時期。“無產階級鐵拳”尚未對這部分人士露出太多的猙獰，暫時地讓他們保留了一定的獨立人格；另一方面，當時的知識分子，或受過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影響，或留過洋，耳濡目染了西方文化的精華。加之地位和待遇都較為優厚，不必為一日三餐發愁，因此，他們就在京城的一個胡同里，享受着一種被郎郎視之為“童話”的藝術生活。

如果我們了解郎郎家後來在政治運動中的苦難命運，了解郎郎自己在文革中坐大牢並押解刑場“陪斬”的經歷，我們就會理解，為什麼在異國他鄉流亡多年的郎郎，非要寫出這個孤本童話。傳記往往是人們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郎郎需要回顧童年，才能把這一生認識清楚：自己之所以壓根糊塗了幾十年，原來是心理上一直沒有從幼年的童話里走出來。他小時候老以為自己是別的星球上的一個王子，被送到地球上來經受磨練。

正因為有那麼多童話故事做心理底子，後來這孩子經歷了現實的九劫八十一難，儘管他沒有力量去對抗世上的不公平，但他總有辦法苦中取樂。他堅信厄運只是一場遊戲，噩夢是暫時的，光明終將戰勝黑暗。就如同西遊記里的孫悟空，他仿佛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

在此書中，郎郎不但為他那無限珍貴的童年存檔，同時，也為時代和歷史存了檔。

@“最後貴族”的優雅與風華

今天已經年近花甲的郎郎，身上有一種令人們驚訝的文化氣質，真誠而聰穎，善良而幽默。讀了《大雅寶舊事》，我們才知道，這種氣質，來自那個胡同優雅氛圍的薰陶。在物質發達而精神粗俗的今天，痞子犬儒文化流行，京城的四合院被推倒，精神的廢墟上只剩下錢幣的氣味和喧囂，郎郎筆下的那種雅韻，是無可挽回地一去不復返了。

此書所追憶的人與事，時間多在中共建國的頭幾年，書中的人物，大都是當年投奔中共的熱血青年，以及一批追隨新時代的著名文化人。他們覺得當時的新中國除舊更新，一切都欣欣向榮，進入社會主義理想境界了，於是，他們意氣風發，忙着為新中國做貢獻，設計國旗、國徽。配合毛澤東的前進步伐，這些中央美術學院的教師們，立志創造“啟發人民政治覺悟”的新中國美術。

這些追求革命的藝術家們，尚未預料到革命將會吃掉自己的孩子。雖然郎郎的父母曾在延安領教過共產黨“肅反”的殘酷，但善良的人們以為，那只是我黨一時的錯誤，只要糾正了，一切都會好起來。在建國後一派盛世景象面前，他們又重新做起藝術之夢來了。

在小郎郎的眼睛裡，這些傑出的藝術家，豈是一個“雅”字了得？郎郎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任何事情都說得有趣，寫得活靈活現。於是我們看到那一代著名藝術家的日常風采。

每天清晨上學，郎郎會看到畫家李可染等人的畫室里還亮着燈，那是藝術家們趁夜深人靜潛心作畫的時候。中秋晚會時，李可染會在四合院葡萄架下拉京胡，孩子們會跟着黃永玉的手風琴唱歌。中央美術學院的晚會上，孩子們看到，老舍朗誦詩作歌頌北京的春天，郁風阿姨翩翩起舞，趙樹理打鼓唱山西梆子，李苦禪虎虎生風耍弄關公的青龍偃月刀，－－－。

而郎郎的父親張仃，更是一個藝術大兒童。他在延安時就熱愛畢加索，因此被指責為“傳播現代派歪風”。後來聽說畢加索也是共產黨員，張仃就把畢加索的油畫掛在窯洞裡，因此被華君武取了一個“城隍廟加畢加索”的外號。後來，他終於有機會，代表“新中國”的畫家，在法國拜會了畢加索。

當時，這些想在新中國里大展宏圖的藝術家，最感興奮的一件事情，是籌備恢復三十年代上海摩登雜誌《萬象》，想把它辦成一個圖文並茂的文藝雜誌，他們相信自己會辦得比官方雜誌好得多。他們希望獻身藝術，乾乾淨淨、不卑不亢，以畫畫、寫文章來養活自己。1956年夏天，一個以吳祖光為首的十人籌委會成立，辦起了《創刊號》。

這個風雅也太大了一點，大得超過了我們湖南農家出身的領袖的容忍程度。幽默閒適的《萬象》雜誌尚未問世，反右派運動就已開始，不少作者被打成“反黨右派”，這些尚在夢遊的天真藝術家，終於嘗到了共產黨“絞肉機”的厲害。一代優雅風華，從此夭折隕落。他們因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精神貴族”。

四合院裡的人情與童趣。

《大雅寶舊事》除了讓我們一睹昔日藝術大師的迷人風采之外，還讓我們重溫了過去時代美好的大院人情。在郎郎筆下，那個大院裡的藝術家個個真淳厚朴。他們共聚一處，既給生活注入藝術情趣，也享受了融洽的人情之美。對比今天人們的自私、孤獨和冷漠，人際關係的功利與險惡，那個昔日的大院，仿佛是中國土地上的一塊溫馨飛地。

郎郎在書裡，真實而具體地再現了當時的許多生活細節。那時的人情味多濃啊，人們隨意串門子，自己畫的畫兒，朋友來了說聲喜歡就可捲走。有什麼新鮮菜，東家給西家送，西家給東家拿。就連大名鼎鼎的齊白石老爺爺，到了春節，也給院裡的孩子發壓歲錢。這家的孩子，搬個板凳就到那家窗戶下聽音樂，那家的孩子，被這家的叔叔帶着去吹笛划船，－－－。

那時候，大院裡的孩子一個個玩得不亦樂乎。郎郎幾乎回憶了大雅寶胡同所有的逗事兒，坦白交代了孩提時代的惡作劇。對於這些小土匪，彈球兒、拍洋畫兒、逮佬兒贏三角什麼的，只是遊戲小兒科而已，更刺激的是爬到房頂上去偷棗子，和國際友人在胡同里踢足球。除了逮蜻蜓、招蝴蝶、沾知了之外，他們最重要的活動還有鬥蛐蛐兒。兵多將廣的他們，雄赳赳地帶着蛐蛐兒，不但和其他胡同的孩子斗，也和大兒童黃永玉的蛐蛐斗，最後只得乖乖地拜倒在黃叔叔門下。春節的獅子隊裡，郎郎參加伴奏，他以為自己是“會吹魔法笛子的牧童”，因而樂不可支。

在那種良好的環境下，孩子們潛移默化地接受藝術薰陶，自我成長起來。例如，他們自作主張辦壁報，畫漫畫，用透明的硫酸紙臨摹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他們從大人的雕塑工作室里得到膠泥，學着用模子扣泥人。在大人創作的時候，他們會安靜收聲，聚精會神地觀看。胡同里經常有小蘑菇、面人湯一類的民間藝人出現，孩子們向民間藝人買手工藝品，也和他們交上朋友。

這些故事經有說書天賦的郎郎一描繪，立刻趣味無窮。大雅寶的孩子，不像今天的少年兒童那樣被“催熟”。他們的家長自己喜歡自由，因此不強迫孩子們去適應社會，也不去逼他們為了高分去做枯燥的重複性練習，他們的活蹦亂跳的個性被家長尊重，因而能夠自己教育自己，不僅僅從書本獲得知識，更是從玩得發瘋的遊戲中，獲得了精神的活力和創造性。

據說從大雅寶出來的孩子，長大後個個都很精彩。這一點我毫不奇怪，因為他們信奉的一個“絕招”就妙不可言：“把玩兒的事情，當正經事來辦，一定會有出乎意外的收穫。正經的事，要和玩兒一樣，一定不會傷了身子骨。”看起來耽於玩樂的郎郎，把童稚時的每一件逗事兒都描寫得淋漓盡致，並盡最大的努力去發掘其中的樂趣所在。我想，經歷了人生的艱難與慘厲，已經患病的郎郎，在執筆撰寫這一切時，一定是在悲哀的眼淚里伴着響亮的歡笑，充滿了對童年歲月的感謝之情。

@ 像月亮一樣完美的童年殘缺了

不管大雅寶的家長們是如何呵護孩子們純潔幼小的心靈，他們童年時看到的那些唱着歌飛過胡同上空的鳥，是再也不會飛回來了。

天公妒人美。繼孩子們歡樂的童年故事之後，卻是一幕幕令人心酸的續集。要完全了解後來發生的事情，我們還需要等待郎郎的胡同系列之二、之三、之四。但在這本《大雅寶舊事》裡，他已經在對胡同生活的描寫中，預告了這批文化人日後的悲慘命運，一葉知秋，光是這本書所透露出來的歷史真相，就已經夠令人觸目驚心了。

首先是延安時期中共對自己人的殘酷。在延安窯洞出生，坐在馬背上進入北京城的郎郎，從父母和叔叔阿姨的竊竊私語中，聽到了不少令孩子驚恐的事情：不少當年投奔延安的熱血青年，遭到嚴酷的迫害。例如，延安美術學院的石泊夫，被指為“國民黨奸細”而抓走，他的太太拉着兩個孩子，在窯洞裡自殺。

郎郎的父親張仃也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關押審訊，生孩子後缺少營養的母親幾乎完全失明。父親的問題更連累了一位仗義執言的朋友。因為為張仃鳴冤叫屈，歌唱家杜士甲也被抓起來。一氣之下，杜士甲跳井自殺，幸虧只傷了皮肉。

對那些真心追隨中共、幫助中共的知識分子，中共強行給他們“洗澡”，可以說負心負義到了極點。例如，著名政治學家張東蓀，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洗澡運動”中，第一個被以“間諜罪”拖出去，文革後死於秦城監獄。著名的熱帶病學專家李宗恩，曾拒絕胡適等人去台灣的邀請，誠心留在國內奉獻，後來被打成右派，死在發配地雲南。從法國回來的雕塑家王臨乙，當時在中央美術學院被批判時，被逼着頂鐵杴跪在舞台上。有恩於新政權的黃紹竑先生被迫在反右運動風暴中自我了斷，雖然那次被搶救過來了，可是他還是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拂袖而去

當然，中共在建國前後對知識分子的整治，比起後來的反右和文革，還是小巫見大巫。在文化人開始憂心忡忡時，小郎郎也吃驚地發現北京平民的赤貧生活。有一次，他和小夥伴去一個瘸子家，發現那裡家徒四壁，那家人餓得面黃肌瘦，女孩子甚至窮得一絲不掛。

《大雅寶舊事》一書結束在一片大字報和反右派的批鬥聲中。大雅寶中院晾衣服的地方拉起了麻繩，麻繩上掛滿了惡狠狠的大字報和漫畫。孩子們的天真小臉開始發白，巨大的困惑和震驚壓住了他們。這個曾有過無窮樂趣的大雅寶胡同，現在不好玩了。

一幫曾經在胡同里快樂呼嘯的小土匪，一個總是在幻想中夢遊的小小男孩，他們稚嫩的心，是怎樣面對後來一波又一波，一波比一波更兇狠的政治運動呢？在沒有看到郎郎的續集之前，我們只知道，災難並沒有因為他們可愛而放過他們，那原本像月亮一樣明亮完美的童年，殘缺了。

@ 以文字魔力為大雅寶招魂

在文革期間，大雅寶被改名叫做“蓬勃”。在北京市大興坼胡同之風的今天，據說大雅寶胡同已經缺頭去尾了，原來的那個院子是否還安然無恙？我想，即使那四合院的建築還保留了原狀，恐怕也是遠離了當年的優美和風雅。後來聽郎郎說：那個院子還在，可是找不到當年的絲毫痕跡了。

在文化和人性方面，中國早已不是昔日的中國。歷史總是在和人們開玩笑。那些曾經被人強行拋棄的東西，今天卻令人無比緬懷。但在一個迅速粗鄙化、野蠻化的社會，無論怎樣的懷念和嗟嘆，都已經無濟於事了。

幾十年過去，共產黨制度損毀了一切文化和人性的美好。今天，那個會吹笛子的小牧童郎郎，卻在遙遠的美洲，以他魔法般的文字，為一個質樸、溫暖的大院招來亡魂。郎郎的文字接近化境，它娓娓道來，不帶一絲火氣，於從容寧靜之中盡顯功力。大雅寶那短暫而美麗的時光，因這樣的文字，定格為一個個永恆閃爍的、韻味無窮的意境。

一本迷人的書，一場完美的道別，一部精緻而懷舊的蒙太奇電影，一朵由眼淚和微笑澆灌的奇花。對於那個非同尋常的時代，這本傳記是一份非常有意義的證詞。來自一個孩子的純真記憶，此書不但具有審美的文學性，更具有相當高的歷史價值，我們從中獲得一種奇特的審美愉悅和歷史沉思。它正是胡適所鼓勵的一種傳記：“給史家做材料，為文學開生路”。

註：《大雅寶舊事》由未來書城出版社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在台灣出版。

(此文原載《民主中國》)

03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