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人蛇“将军”去非洲

茉莉：意大利警方的一场可笑失败促使我们更多地认识非洲人的处境，并考虑欧盟在非洲设立安置难民平台的可行性。

2018年9月13日 06:04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本文为作者“欧洲难民故事”系列之十三

据考古学家说，人类共同的祖先来源于非洲。十几万前，一部分直立人走出非洲，散布到欧洲、亚洲及世界各地。谁能想象，当我们的祖先络绎不绝走出丛林时，那是怎样的筚路蓝缕之情景？

今天，那些踉踉跄跄走出非洲的人，已能在媒体上展现他们的身影与足迹。从欧洲电视上，我们看到一幕幕在地中海发生的惨剧：逃难的船只一艘艘沉没海底。成千上万的生命被波涛吞噬。蓝色地中海成了非洲难民的一个巨大坟墓。

被严重的难民潮和船难折腾得焦头烂额，欧洲下决心要打击那些组织难民偷渡地中海的人蛇集团。那些蛇头为了赚钱罔顾安全，他们强迫难民挤上超载的渔船小艇，将船开到地中海某处，卷走偷渡费后弃船而走，结果导致众多的海难。

然而，欧洲警方似乎不是跨国人蛇集团的对手。今年4月，瑞典公共电视台《审查任务》（Uppdrag granskning）播送纪录片《追捕“将军”》（Jakten pa "Generalen"），报道了一件欧洲警方抓错蛇头的乌龙案。（注：题图为欧洲报纸对此事的报道。）

我们跟随瑞典调查记者，目睹了意大利警方的一场可笑的失败。这促使我们更多地认识非洲人的处境，了解他们铤而走险出逃的原因，并考虑欧盟在非洲设立安置难民平台的可行性。

意大利警方乌龙案：抓错“将军”

那是2013年10月，在意大利兰佩杜萨岛附近发生了368名难民被淹死事件。这之后，一个追捕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人贩子之一——“将军”的行动开始了。这是一个由欧洲多国警察合作的项目，参加的国家包括意大利、英国、荷兰和瑞典。

意大利检察官费拉拉（Calogero Ferrara）被指定为这个项目的最高负责人。由于意大利濒临地中海，是最大的难民登陆点之一，加上意大利警方被认为具备对付西西里黑手党的经验，因此，这个抓蛇头的任务就被放心地交给他们了，其他国家只须慷慨提供经费，并配合行动。

似乎不负众望。2016年5月24日，意大利警方宣布“将军”在苏丹喀土穆被捕，称这次逮捕在打击人口走私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新闻立即轰动世界。

然而，当那个被指为“将军”的非洲年轻人被押下飞机，向世界亮相之时，瑞典和英国的非洲事务记者立即发现：意大利抓错了人。这就好像今天特朗普时期的美国，当官僚机构顽固僵化、行政或执法机构犯错时，还有“第四权”——新闻媒体不屈不饶地追寻真相。

来自电视观众的铃声把记者的电话打爆：抓错人了！这不是Medhanie Yehdego Mered（梅里德，被称为“将军”的走私犯），而是Medhanie Tesfamariam Behre（贝雷，厄立特里亚难民）。

        左为走私犯“将军”，右为乳品工人贝雷

长期追踪非洲难民问题的英国、瑞典记者，立即抓住听众提供的线索进行追踪。他们寻访了嫌疑人贝雷在欧洲的亲属、一些本人被“将军”走私出非洲的难民，甚至“将军”的在瑞典的妻子。所有的证人证言都显示出：意大利警方错了。

警方庭审失败，记者非洲追踪

原来，被捕的嫌疑人贝雷是厄立特里亚的一个乳品工人，为逃离战乱跑出来。他之所以被错抓，是因为他和“将军”有一个相同的名字：Medhanie，此外，这个29岁的单身汉在Messenge上与多位女性调情，其中也包括“将军”的妻子。

在聊天中，“将军”的妻子拒绝了贝雷的爱意，她明确地说自己是已婚的女人，“我只是想要我的丈夫”。但意大利检察官仍然把这个聊天作为证据之一，连同几个警方窃听得来的似是而非的证据，就此证明乳品工人贝雷就是“将军”。

可以说，在贝雷被捕后的这两年，这个项目的运作纯粹是在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顽固而自负的意大利检察官不理睬媒体的呼吁，坚持要把贝雷当作“将军”起诉。于是，律师在开庭时请来各方证人，就连贝雷在厄立特里亚的老母亲，也被律师请来做DNA测试，证明贝雷确实是她的儿子。

贝雷被证明是无辜的，那么真正的“将军”呢？开庭之后，瑞典电视节目“审查任务”的记者收到密告，获知“将军”此时人在乌干达。于是，一个采访小组立即前去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他们使用隐蔽的摄像头，到处寻问。乌干达有很多从厄立特里亚逃来的难民，瑞典电视台特地聘请了来自厄立特里亚的记者随行。

在坎帕拉，有几十个人向瑞典记者证明，说他们最近见过“将军”。消息说，大发了难民财的“将军”很会享受生活，他经常那里出入酒吧宾馆。但是，“将军”狡猾多谋，连对付了西西里黑社会的意大利警方都拿他们没办法，北欧来的记者只能找到他的一些行动踪迹。

昔日“非洲明珠”为何成地狱？

笔者前年曾去摩洛哥旅行。那个被称为“北非花园”的国家，是非洲难民经由西地中海进入欧洲的一条偷渡路线。这次跟随瑞典记者的摄影机去非洲东部，笔者才知道，近年来有数百万难民因战乱等原因逃往乌干达。

在英国殖民时期，乌干达因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和矿藏丰富，被称为“非洲明珠”。它的邻国肯尼亚也被视为非洲“最美的国家”。上世纪初，丹麦女作家丹尼森曾在肯尼亚经营咖啡园，回到丹麦后，她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自传体小说。《走出非洲》一书充满感情地，描写了非洲奇妙的大自然，还有那些朴实而真挚的土著人民。

那么，当年那个曾具天地之大美的宁静非洲到哪里去了呢？毫无疑问，曾殖民非洲几个世纪的西方国家对此要负责任。当年西方人的殖民，使非洲人失去了很多土地和传统的放牧自由，资源被掠夺，传统文化被干涉，民族或部落被分割，造成后来的边界冲突……这是马克思评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中的第一个：破坏性的使命。

在摩洛哥时，我看到不少昔日殖民留下的遗迹：法国人修建的公路、学校和医院，适合干旱地区的树种。这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主义的第二个使命：重建的使命。历史地看，西方的殖民统治打破了非洲孤立的状态，提供了物质发展的可能条件。

但是，当非洲国家于上世纪摆脱西方殖民、纷纷独立之后，很快就因军人执政和内战，陷入灾难之中，战祸、疾病、饥荒遍地，贪污腐败横行，种族仇恨与屠杀不断。例如穆加贝一类的黑人暴君，把曾有南部非洲“面包篮”之称的津巴布韦变成饥馑之地。

在已独立半个多世纪的非洲，后殖民的现实是虎去狼来。大多数非洲国家治理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认为，是传统的酋长专制使非洲的民主制度变得畸形。也有人指出，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洲搅和，使非洲解放之后，一些领导人选择了极权主义。

上世纪60年代，莫斯科和北京都争做非洲的好朋友，支持非洲人反西方殖民。毛泽东因此成为黑人独裁者崇拜的对象，其游击战理论也成为某些非洲国家内战的理论依据。就在那时，非洲小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

就近年的情况来看，来自西亚和北非的难民与大都与美国发起的几场战争有关。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国，对因气候变化造成缺粮的非洲都负有责任。然而美国隔着大西洋，不像欧洲这样直接面对难民潮。当今特朗普政府退出《全球移民协议》，推卸责任，以“零容忍”的无情态度，把本应由美国安置的一部分难民拒之门外。

欧盟关于在非洲建境外平台的计划

绵延不断的战乱、暴政和贫困，逼迫非洲人穿越地中海，前往欧洲寻找生路。他们说，即使淹死在海里，也比留在非洲要强。

其实大多数死难者不是溺死在地中海，而是未到海边就已倒在途中。例如，从尼日尔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那条路比地中海更危险。那里人烟稀少，难民容易迷路，遇上沙尘暴，难民因沙漠里缺水而渴死，被风沙掩埋的尸体不计其数。偶然，会有蛇头开车去那里和难民做生意。只有他们知道，大概有多少人死于沙漠途中。

毫无疑问，抓捕蛇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能真正解决难民问题。欧洲国家知道，无论是因为历史还是为了人道，欧洲都有义务去帮助非洲改变贫困的状态，消除人们逃难的根源。

            联合国资助的位于乌干达北部的难民营

然而，一些非洲国家的黑人统治者在掌权后，尽情腐败独裁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往，欧洲在经济援助非洲的同时，会向他们提出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还会提出有关政治透明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条件，这些都令非洲统治者不高兴。他们只希望得到没有任何政治条件的金钱资助，以便他们专制贪腐，任意侵吞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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