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一部六四回憶錄，作家在書中多次提到曹思源。我記起曹思源2002年來瑞典的事情。當時曹約我們見面，希望我給他的書和演講寫點評論，結果我卻寫出這樣一篇文章，估計他不太高興。 由此看來，中國自由派一個勁地推崇美國新自由主義，無視北歐國家人民生活更幸福的事實，已不新鮮。當然，曹思源個人對於中國民主和法制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
曹思源瑞典演講的一段插曲
茉莉
作為一位演講者，曹思源先生無疑是很成功的。六月初，他在斯德哥爾摩談“私有化在中國”的問題，廣證博引，妙語如珠。在談到目前中國私有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時，他引用了確鑿的數字和圖表演示，無可辯駁地說明：正是私有企業養活了中國，是私有化拯救了社會主義。除了要求中共當局承認並推進私有化之外，他還給中共自身的改革開 了五大藥方，要求中共改宗旨、改名稱、允許競爭、三權分立。
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的聽眾，對曹先生的演講自然心領神會，聽到幽默精彩之處，不時 爆 發出哄堂大笑。瑞典聽眾中的漢學家和外交官員，對曹先生介紹當前中國的情況， 也 是非常有興趣的。但意想不到的是，旁聽演講的個別瑞典人和旅居瑞典的拉美移民，卻對 曹思源提出了激烈的質疑。
事情過去一個月了，筆者回想此事時發現：那一段戲劇性的小小插曲貌似簡單，裡面卻有著很深刻的意蘊——不同國情、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文化歷史、不同意識形態的碰撞與交鋒。
@ 領教了瑞典人的平等觀念
眾所周知，著名的“瑞典模式”，是一種從搖籃到墳墓都由國家包下來的社會制度。在瑞 典，醫院基本上都是公立的，實行的是全民醫療保險，病人只需要交納掛號費和少量 的 藥費。那年我的兒子患了闌尾炎，三天住院開刀，只花了大約一百人民幣的掛號費。孩子 還不讓爸爸媽媽去病房陪他，因為醫生護士們把他照顧得再周到也沒有了。 但是，由於這種高福利制度奠基於高稅收之上，近年來，高稅收制度趕跑了不少資本家和 有錢人。一些大公司威脅後採取實際行動，紛紛把公司遷到外國去。於是，瑞典不得不調 整政策向右轉。就在曹思源來瑞典之前，斯德哥爾摩正在討論是否允許開辦私立醫院的問 題。不少瑞典人擔心，在允許辦私立醫院後，公立醫院的預算會縮小，窮人的病將得不到 必要的治療。
一位瑞典老人因此質問曹思源：“如果中國私有化了，那麼教育、醫院只為有錢人服務， 窮人不能享受足夠的教育和醫療，你覺得這是道德的嗎？”曹思源回答說，應該允許私立 醫院競爭，“像美國那樣，學校和醫院都可以分公立和私立的，公立收費低，私立收費高 ，再通過社會保險制度來解決窮人的問題。”
曹思源先生也許比較了解美國，但瑞典人如此強烈的平等觀念，他可能還是第一次領教。 在一般瑞典人心目中，生命的價值是平等的，如果因為貧窮而只能獲得較差的醫療，這是 一個殘酷的道德問題。在其他國家的人們大都信仰“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時代，不管“ 瑞典模式”遭到怎樣的嘲笑和抨擊，它反映的確實是人類最美好的平等理想。尤其是在今 天，瑞典人不認為那些靠炒股、靠繼承遺產的富人是“勤勞致富”，而且，人們也深深理 解，許多人失業絕不是因為懶惰的緣故，無奈的他們不應該被社會拋棄。
@ 南美移民質疑曹思源
在鄧小平倡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時，為之歡呼的中國人很少進行這樣的道德質疑： 讓什麼樣的人先富起來？先富起來的人應該怎樣回饋社會？怎樣保護窮人的基本生活與醫 療？我們只知道叢林中的動物“強食弱肉”天經地義，卻不了解，許多動物也具有保護自 己群體中弱者的天性，人類應該比動物更具愛心。 曹思源老兄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他到瑞典講中國私有化的問題，卻出現南美移民沖著他 生氣的情景。在他演講之後，一位帶西班牙口音的男子首先質問：“中國經濟改革的趨勢 是私有化，那麼您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改革呢？還是改變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制 度呢？”曹思源的回答很得體：“姓社或姓資都無關緊要，我認為關鍵問題在能不能讓所 有的人民都能過上好日子，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國有制不能讓人們過好日子，私有化的 經濟改革卻能，那就夠了。”
另一位看來也是南美移民的女聽眾更是氣憤地站起來，大聲嚷嚷說：“你說了那麼多，其 實就是想把中國的社會主義變成美國那種資本主義。美國窮人那麼多，他們過的是什麼日 子？你根本不知道窮人的痛苦 。南美國家都搞了私有化，只是使富人越富，窮人越窮， 哪裡能夠‘使所有的人民都能過上 好日子’。我是從那裡來的，有親身體會。”兩位聽 眾似乎都為“偉大的中國社會 主義明燈”（第三世界人民的普遍誤解）快要熄滅而深感 悲哀，他們說：“中國要是私有化了，不但是中國的災難，而且也是世界的災難。”
@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曾遭抗議
如果曹思源先生了解早先一位諾獎得主在瑞典的經歷，他就會明白，他在此地碰上的插曲 只是當年的一個變相翻版。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密爾頓－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獎。
弗里德曼是貨幣經濟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那些年，芝加哥大學從南美招收攻讀學位的學 生。他的幾個智利學生---一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的年輕人回國後， 被軍事獨裁者皮 諾切特所重用，在智利推廣弗里德曼那極端自由的市場經濟理論，結果造成通貨膨脹，失 業急劇增加，貧富分化嚴重。加上皮諾切特屠殺了幾千反對他的左翼 人士，留下至今國 際社會仍然在聲討的血債。因此，許多人認為弗里德曼與智利問題有牽連。
弗里德曼獲諾貝爾經濟獎的消息一公布，就引發了一場盛大的抗議活動。瑞典的智利委員 會指責說：弗里德曼要對“當前智利的失業飢餓政策負責”。 當隆重的頒獎儀式開始， 音樂大廳外，一群從智利逃亡來的政治難民憤怒地集會示威，高呼口號“不要頒獎給弗里 德曼！”大廳內，當弗里德曼正從瑞典國王手裡受獎時，一 位年輕的智利藝術大學生舉 臂高喊：“弗里德曼滾出去！”使得滿座皆驚。
這一幕抗議鏡頭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了，但它不斷地在瑞典電視上重現，促使人們去思考復 雜的經濟問題。今天，大多數人已經認識到，僅僅因為弗里德曼主張市場經濟，就把智利 市場化改革中的失誤歸罪於他，這是很不公正的。但是，一些矯枉過正的中國經濟人，卻 以智利經濟的發展為例，讚美專制政體與放任自由的成功結合，大肆宣傳說：只要專制為 經濟自由化服務，就能創造奇蹟。
@ 中國應該創造更好的模式
1998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馬蒂亞曾批評過這種傾向：“更多地關注擴大市場關係的領域 ，而不是關注建立民主、擴大初等教育或提高社會上失敗者的機遇。”這簡直就是對當今 中共專制加市場的寫照。
正如曹思源先生所斷定的，中國的私有化既是一個現實，也是不可逆轉的未來。但是，我 們也應看到，中國私有化過程是極其骯髒和不公平的。大小權貴趁機化公為私、聚斂財富 ，付出高昂而悲慘代價的，卻是無數底層的工人和農民。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應該 更具智慧地認識到：發展目標和公正目標之間並非完全對立，維護失敗者和弱勢群體的基 本生存權利，是改革事業無權忽視的一個主題。希望曹思源一類志在改革的專家， 吸取 他國改革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創造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新模式。
（原載《開放》 2002年八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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