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莫言的“获利恐惧”心理

                ——专制下诺奖得主的命运

                                                   （瑞典）茉莉

不是每个人在获得诺贝尔奖后都很快乐。1957年，法国作家加缪在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其第一反应是呼吸困难，如同遭遇一场灾难。 因为加缪认为，马尔罗才是当之无愧的得奖者，他为自己获奖感到极度羞愧，心里充满了恐惧。

加缪是以正直高尚而著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他的这种道德洁癖式的恐惧心理，对来自道德坍塌之国的作家来说，是陌生而可笑的。但是，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获奖之后，似乎也产生了另一类心理恐惧。

这种被称为“获利恐惧”的心理症状是：害怕已获得的利益消失而产生过度的反应。以这个视角，我们可以理解莫言在获诺奖后的一系列言行，例如他为何歌颂毛泽东、为何谄媚习近平。认识“获利恐惧”导致人性被驯化，导致个人被社会政治势力所钳制，这也许能帮助所有因名利双收而恐惧致病的中国人，找到一条自我治疗之途。

@ 作家被专制主义的野蛮驯化

诺贝尔文学奖本来就有一个“道德价值参照系”，很多得主都有道德承担，在获奖后成为社会正义与人权的代言人。然而，莫言却属于文学奖得主中的几个特例之一。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挪威作家汉姆生曾支持并赞美希特勒。莫言在获奖后的这几年，令人瞠目结舌地成为一个为赵家唱赞歌的“小丑”。

早在获诺奖之前，莫言就表现出他附庸当局的立场。例如，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 因为德国邀请戴晴等中国异见作家与会，莫言等官方作家一齐退出书展表示抗议。2011年，当薄熙来在重庆如日中天之时，莫言也曾亲赴重庆并赋诗：“唱红打黑声势隆，举国翘首望重庆。”2012年6月，莫言参与抄写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称《讲话》对中国文艺的发展意义重大，妖魔化毛泽东是“蚍蜉撼大树” 。

在获诺奖之后，莫言除了继续颂毛，更是不同寻常地高声赞颂当今总书记了。2014年10月15日，莫言参加了习近平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在接受中纪委网站釆访时，莫言赞美总书记“很亲切”、“出口成章”，并在该访谈中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习主席”、“党中央”、“十八大”和“中国梦”。莫言称：“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都更希望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

最令舆论哗然的，是莫言在2016年12月6日在作协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说：“习总书记关于文艺的谈话能够让很多文艺工作者感觉到：读到会心处想拍案而起，有心领神会之感，感觉到很多我们心里还没来得及说的话，就被他用非常精辟的话语概括出来了。我想，这都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习总书记是我们的读者，也是我们的朋友，当然也是我们思想的指引者。”

此次关于“思想指引者”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网友轻蔑地指责说：莫言“马屁拍得溜“、“戴了乌纱帽，得了软骨病”，“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至此，因无底线地向赵家人献媚，并纵容赵家作恶，参与“造神”而不惜自辱，莫言被公认为继郭沫若之后最无耻的中国文人。他不但没有履行作家的职责去驯化野蛮，反而被专制主义的野蛮所驯化。

@ 穷孩子写作获利幸福爆棚

然而，莫言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种自我卑贱的歌功颂德派。原名管谟业的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县农村，因文革被迫辍学当放牛娃，曾因饥饿难忍而吞食炭灰。之所以写作，莫言说他的理想是“一日三餐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后来莫言如愿以偿成为部队作家，在八十年代因写《红高粱》成名，也曾因该作品的情色张扬而受到当局的打压。

1989年春夏之交，莫言一度热衷于街头政治，在流血之夜过后，他 “经过了短期的痛苦和徘徊”。2004年，莫言在接受法国记者哈斯基采访时说，从1989年开始，他就对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信心，之所以继续保留着共产党党员证，是因为他不想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虽然莫言在写作中回避对政治制度的批判，但其作品还是提出过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地方官僚贪污腐败的问题。

可见，之前的莫言尚有一点反叛性和良心，还没有堕落到低声下气讨好当局的地步。那么，是什么力量逼得一个作家不知羞耻地踏上谄媚之途呢？笔者认为，莫言的转变与他的“获利恐惧”心理有关。

就因写作“获利”而言，中国作家恐怕没有人比莫言更成功的了。人的幸福感要受到心理参照系的影响，在物质生活上，莫言早就实现了当年“三餐吃饺子”的抱负，与他家乡高密的农民相比不可以道里计，也是作家同行中的翘楚。更令他幸福感高涨的是精神荣誉和名气，至今为止，莫言不但是中国作协副主席，还收获国内外大大小小的各种奖项，其中包括茅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位当年小学没读完的乡下男孩，已获得香港某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头衔。

人的成就一旦超过预期，幸福感就会爆棚。但是，像挖出诺贝尔金矿这样顶峰级别的幸福感，如果某人没有足够的精神定力，很可能对其人格造成某种破坏。因为担心到手的利益突然消失，人们会因为不安全感而产生“获利恐惧”，这一心理又被称为“赢家的诅咒”。

@  习大大不点名批评之威慑力

那么，为什么世界他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同样身为赢家却少有人这样被诅咒呢？为什么除了那位患精神病的挪威作家哈姆生之外，只有莫言在获奖后变成一个众人所不耻的“小丑”？这个问题不但与个人的精神品质有关，更涉及人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

莫言本是一个挺能在中国官场厮混的人，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适应专制政权控制的尺度。例如，那年他来瑞典领奖时，当有人问及中国很多作家政治犯被关进监狱的问题时，他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应对，说每个人进监狱都有复杂原因、作家也有杀人偷钱的。他还岔开话题，说要多谈文学少谈政治。

这样聪明油滑的人，怎么就让自己成了天下的笑柄呢？这是因为，他碰上的这位当今皇上，绝对不吃西方价值和诺贝尔奖那一套。2014年，习近平在举行文艺座谈会时，与其他作家谈笑风生，却没有理睬诺贝尔奖得主。据习家宠幸的周小平在会后透露，说习某在会上有这样的指示：“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话被坊间解读为“不点名批评”与会的诺奖得主莫言。

这个“不点名批评”对莫言心理上的威慑力有多大？经历过中国大饥荒、文革与八九，又在这次会上受辱，莫言怎么能不感到恐慌？他曾见过长安街流血和很多同仁遭整肃，他本人也在1997年出版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后，被有来头的人揭发该小说“反动”，玷污了“我军的尊严圣洁”，从此被“请”出军界。

再看看中国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至今系狱的现实，莫言不会不明白，一顶诺贝尔桂冠不但无法保护他，反而引起当今皇上的忌恨和仇视，很可能会导致他遭整肃。怎么办呢？自小乡下父母只担心莫言吃不饱饭，没教给他“骨气节操”一类傻文人才坚守的东西。面对神色严峻的赵家皇上，压力山大的莫言不得不加倍地作贱自己。幸亏他还记得老祖宗阿Q的路数，趴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响头，连声说：“我是虫豸——还不放么？”

@ 免除恐惧先诚实面对

正如恐惧心理学所分析的，已经拥有太多名利的人，其害怕损失的恐惧感也会被放大，过度的焦虑会导致恶梦。出于严重的危机意识和不安全感，一心自保的莫言慌不择路，频频向赵家献媚，不惜把自己涂抹成一个大花脸。

而高高在上的赵家老爷，根本不在乎莫言的献媚吹捧是否出于真心，他们只需要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低下头来，扮演一个口口声声效忠皇上的侏儒，这就够了。从莫言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获利恐惧”心理的一些特点。

首先， 这种恐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个人后天习得的。中国的庄子说“初生牛犊不怕虎”，牛犊长大后有了被实质威胁的经验，才知道老虎的可怕。半个世纪来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残害，让莫言学会了害怕，这害怕似乎成了他的生存秘笈。这是中国残酷政治之下的人性悲哀。

其次，这种恐惧心理会产生夸张的想像，虚构出最坏的结果。与中共历次政治运动被整肃的作家相比，当今莫言的处境远不是那么险恶。时代毕竟变了，今天有不少中国作家在互联网上顶住压力。为民主人权勇敢发声。莫言平时不谈政治，他只要继续沉默就能自保，并不需要如此放弃尊严。但是，正如心理学所分析的：“居住地离水域越远的人，越有可能害怕水。”

再次，“获利恐惧”心理具有普遍性，只是个人的利益大小与心理素质有所不同而已。例如，在五十年代初任交通部长的民盟领导人章伯钧，曾享受了中共给予的包括整套四合院与小轿车的优越待遇，他在反右运动中也就认罪最早。中国在近年来出现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一些人有了财产，在政治上反而表现得更为保守，也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即使中国经济繁荣了，人们的心灵仍然受到精神暴政的钳制，这是一种不用刀剑的精神奴役。

因此，在嘲笑莫言自轻自贱为鼻涕虫时，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赵家人使用了什么样的惩罚手段，令莫言一类文人扭曲了心智？为什么中国文人在尚未获得批评自由时，就早早学会了赞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政治恐惧的阴影呢？

这是一个与价值观、尊严与信念有关的问题。当人们选择了自由而有尊严的价值观，就能获得信心与能量，以诚实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心理恐惧，以振奋的精神去探索并迎击恐惧。东欧作家丹尼洛曾有一句对作家的忠告，希望莫言以及所有患政治恐惧症的作家都能读到：“不要扮演小丑：权贵们习惯于以此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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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7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