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时节,坦克来灌顶 ———从诗歌看西藏喋血 (瑞典) 茉莉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西藏发生骚乱的时候,我把孔子的这句话引申一下:如果不读一些西藏当代的地下诗歌和流亡诗歌,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次事件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不能理解其深层心理因素及其因果关系。 前几天,我在网上读到一位笔名“安然”的藏人写的一首诗。这首题为《为了自由怀念》的小诗,一开头就把我震住了: “格桑花开的时节,坦克前来灌顶。” 如此精妙地画龙点睛,把藏区喋血的直接原因给指出来了。正是阳春三月,无边的大草原上,金黄的格桑花——对藏人来说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灿烂地开放了。尽管在3月10日西藏人民抗暴纪念日之时,拉萨等地寺院的喇嘛举行了和平的抗议游行,那是实现人民言论集会自由权利的行为。穿着绛红色袈裟的喇嘛们走出来示威,就像格桑花迎春开放一样,是绿色高原的一道自然风景。 然而荷枪实弹的坦克开过来了,和平示威的喇嘛被中国军警包围、殴打和逮捕。此诗的作者,把当局出动坦克的凶狠镇压,比拟为“灌顶”。在藏传佛教中,灌顶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一般是活佛高僧用手、法器或哈达触摸信众的头顶,为善信祈福。而口口声声尊重宗教自由的中共当局,竟然用坦克给藏人“灌顶”,这是多么强烈而辛辣的讽刺啊! ◎ “点燃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观”,即观风俗之盛衰。所谓“怨”,即怨刺上政。按照孔子的诗学观去观察现实,我们可以说,今天在西藏发生的冲突,具有某种必然性。 自1989年3月西藏发生骚乱之后,在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西藏境内有过近二十年的平静。但是,由于中共当局无视西藏人真正自治的要求,继续在西藏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政治高压政策,令许多西藏人的忍耐达了到极限。他们早就在诗里吟诵着: “见过素朴的雪 /涂着无辜的血 /见过数百万人 /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无家可归 /以剧痛的眼睛目击诸佛的土地 /被红色皮靴践踏。”(丹真格勒《风马》) “藏人的每一把刀子 /都被祷告的念珠的沉重手铐铐住! /每个年轻藏人的右手都有一尊佛像,/或神秘或并不神秘, 或云遮雾掩或云消雾散,/但左手依旧捏紧拳头!”(丹真嘉吾《几句心里话》) “请点燃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狂风吹不灭酥油灯 /暴雨湿不透酥油灯 /游行时可以笑,可以哭 / 游行时可以活,可以死甚至可以疯。”(才旦嘉《 点燃一盏酥油灯我们去游行》) 这一类抗议诗歌,笔者在傅正明撰写的《诗从雪域来》以及他主编的《西藏流亡诗选》里读过不少。这些西藏诗人怀着悲愤的心情,以他们的诗歌表达了抗议。 ◎ “难民是鱼,政府是烧红的油锅” 在境内藏人开始游行的同时,流亡印度的西藏人在抗暴49周年纪念日,以和平游行方式前往西藏边境,抗议中共以武力占领。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印度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并参加西藏抗暴39周年纪念活动,因此能深深体会到,在漫长的流亡中,境外藏人的痛苦、哀伤与无奈。 “诗缘情”是诗歌艺术的本质特点。西藏流亡诗人不少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读他们凄怆哀绝的诗歌,我们就能理解,他们为何要冒着危险徒步回乡。 丹真宗智的《我的西藏特色》一诗,表达了许多在异国出生的藏族年轻人的心愿: “我是西藏人。/但我不是来自西藏。/从来没去过那里。/我却梦见 /死在那里。” 果洛里加的《冷冷结局》 一诗,表达了许多逃亡印度的藏族青年的无奈与坚持: “命中注定 /你要成为别人的新娘 /我将选择无悔的远方。” 有的流亡诗人把自己比作西藏的蒲公英,“在陌生的草地漫无目的漂泊,在那里默默零落成泥。”有的流亡诗人呼号着:“夏贡拉雪山啊!难道你一点也不怜悯,你脚下途步跋涉的人们?”即使在西方国家定居下来,流亡诗人仍然宣誓:“我的心将死在美国,我的魂将活在西藏。” 尽管这些诗歌令人动容,却打不动中国专制者的心。丹真嘉吾在《流浪者的随笔》一诗,如此形容中共当局与流亡藏人的关系:“难民是漏网的鱼,政府是烧红的油锅。” ◎ 诗言志,弱小民族要崛起的预言 前不久,笔者在接受英国BBC电台的采访时说:如果北京继续拖延同达赖喇嘛的谈判,导致藏人激进派抬头,这将使西藏成为一座火山。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本人从西藏诗歌中读出来的危机感。 传统诗学历来有“赋诗言志”一派,“志”的含义包括记忆、记录和怀抱。不少西藏地下诗歌感时咏史,情辞慷慨,复述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前面提到的那位叫“安然”的作者,在这次西藏抗议活动中,他看到“无数的手臂从地面长出,张向风雨如晦的天空。”之后,向南方走去: “于是我来到大山身边 /寻求慰藉 /大山突然放开它响雷般的歌喉 /以诵经样的庄严 /讲述我们民族的历史。/那荒疏的母语 /是格萨尔王的故国、/莲花生大士的度亡经,/是仓央嘉措只念给一个人听的爱情诗。” 除了回忆藏族悠远的古代历史,西藏地下诗歌也记录中共入藏后的血腥暴行。果洛里加的这首诗,表达了一代年轻藏人存留于心的屈辱感: “昨天错过了当兵的机会 /敌人的刺刀 /杀死了我们。/脚踩着懊悔的尸体,说:/ 瞧!/这是奴隶。” 他们因此倾吐自己视死如归的怀抱: “尊严是生命舍出去的回扣 /朋友们!/死即挽留尊严的出路。”(安乐业《淘金者的尊严——狱中进行第二次绝食那天作》) 西藏最著名的诗人端智嘉,在自杀之前留下名作《此地也有一颗跳荡的心》。他在诗中回顾了西藏民族的历史风云,表达了生命中最后的期望: “人们希冀的水蒸气无疑会腾上天空, 雪域声威的蓝云无疑将从南方升起, 那些漂泊异域和厮守故土的人们, 境内的藏人和流亡的藏人 都将奋发崛起。” 这就不是单纯的以泄愤懑、舒泻愁思的诗歌了,而是一个弱小民族要崛起的预言。前几天瑞典电视台播送了这样一个镜头:上千名甘肃藏人骑着骏马,呼啸着纵横奔驰,在一所学校升起了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今天藏区各地的顽强抵抗,在诗歌里早就预言过了。 很遗憾,中国古代统治者尚有采诗制度,用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而当今中国的统治者却是一群不肖子孙,他们不读诗也不反省,只会凭借强权一味欺压弱小,横蛮地激发民族矛盾。这次喋血悲剧的发生,表明中共治藏政策的彻底失败。 ------------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四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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