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鼹鼠”斯维拉娜与理想倾向

             ——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茉莉

经常数典忘祖的瑞典文学院终于在今年有了可喜的新气象。10月8日，当那扇白色大门打开，闪现出来的，是新任常务秘书萨拉·丹尼斯那美丽优雅的身影。作为该学院历史上首位女性常务秘书，萨拉以平静而庄严的声音，宣布另一位女性——白俄罗斯作家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与去年宣布颁奖给法国作家时的一片静寂不同，今年在文学院门前恭候已久的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瑞典人的惊喜并不很奇怪，因为斯维拉娜在被迫流亡的十年间曾接受过瑞典笔会的庇护，一度把哥德堡市作为她的避风港，她的书大都被译成瑞典文出版。凡读过她的书的读者都说过目不忘，都为她作品中独特而神奇的故事流泪，并深信瑞典文学院这次做出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正确选择。

           ◎ 诺贝尔泉下会转怒为喜

仿佛是阳光透过云层，鸟儿枝头鸣叫，人们为波罗的海那边的白俄罗斯作家获奖而欢欣。那么，在百年前去世的老诺贝尔会怎样看这位新科文学奖得主呢？

英格丽·卡勒贝，一位撰写有关诺贝尔奖书籍的瑞典作家说：如果炸药大王知道他设立的文学奖被一位新闻记者获得，会气得从坟墓里爬出来，因为老先生生前曾把新闻记者斥责为“社会上最严重的害虫”。

尽管诺贝尔生前如此讨厌记者，但英格丽补充说，如果老人家阅读了斯维拉娜所有作品，可能会很快地冷静了下来，因为这个作家的作品正是他所要求的“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英格丽认为，已故的老绅士将特别赞赏斯维拉娜的一点，是她的写作提升了个人的力量，而不是去忠于那种削弱个人权利的体制和意识形态。

为什么诺贝尔会转怒为喜呢？笔者想，已故的诺贝尔具有相当好的文学修养，他一定能看得出来，记者斯维拉娜在搜集资料时，下的是田野调查之类的繁重艰难的功夫，而她写出来的作品却远远超越了新闻，成为宏大深刻的优秀文学，抵达了不朽。

有人说这次颁奖给纪实文学作家是瑞典文学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但诺贝尔心里清楚，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53年，瑞典文学院就曾颁奖给纪实性作家、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赞扬他的历史传记和演讲“捍卫了人的崇高价值”。

笔者还联想到，诺贝尔曾在俄国度过几年童年时光，想必他对斯维拉娜笔下的国度不很陌生。但老先生会从女作家的作品中惊骇地发现，在他去世后的这一百多年间，俄罗斯发生过那么多奇异而残忍的事件。斯维拉娜让小人物在书中讲述自己的命运，从小历史中构建出巨大的历史图景，这一切会令老诺贝尔唏嘘不已。

更会令诺贝尔感到欣慰的是，瑞典文学院这次终于“回到遗嘱”了。1895年，诺贝尔的遗嘱中写道：把奖金“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这个“理想倾向”，应该是通过渗入文学本身的形象世界，以接近诺贝尔本人的政治社会理想、道德文化理想的倾向。这个崇尚人文主义的评选标准，曾多次被瑞典文学院违背，令人诟病。

      ◎ 描写人类绝境视爱为唯一出路

阅读斯维拉娜的书，我们会发觉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在颤动。这是因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其笔下的文字具有强大的力量。她将痛苦与爱交织在一起，震撼了我们。

诺贝尔生前最心仪的作家，是像雨果一样“传播博爱理想”的人。因此，研究者把他的“理想倾向”解读为人文主义精神、胸怀宽广的博爱。“对他人的爱”是诺贝尔最珍视的宗教般的信仰，他希望博爱之神能把人类从精神残缺之中解救出来。

斯维拉娜正是这一类的作家。虽然在前苏联时期就开始创作，但她从来就远离苏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对集体、爱国和社会主义之类的这些大词汇不屑一顾。斯维拉娜说：“这个世界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去爱人。”在她看来，虽然生活充满痛苦与毁灭，但去爱人更为重要。

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她采访了成千上万的儿童、妇女和男子，孜孜不倦地寻求历史真相，苦苦追问人的杀戮、相爱与死亡。她书写那些掩埋在废墟中的的血和泪，记下一个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试图证明的是，历史进程是如何与个人命运纠结在一起的。

她的纪实文学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比事件本身更令她感兴趣的，是人们的内心世界。人们在和她交谈时，袒露出脆弱的、赤裸裸的情感世界，表露出他们的绝望、悲伤和爱。斯维拉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时代的心灵史。

在《战争没有女性的脸》一书里，斯维拉娜拒绝像男性一样为战争英雄唱赞歌，而是以数百个采访，挖掘出那些卷入二战的苏联女性被遗忘的命运，揭示她们所承受的比男性更大的痛苦。《最后一个证人》一书的叙述者是战争中的儿童，他们回忆战争的残酷图像，目睹父母的死亡，童年的世界如何在震耳欲聋的战火中崩溃。

《锌皮娃娃兵》记录了很多母亲，姐妹以及情侣的悲伤诉说，关于苏联士兵躺在锌皮棺材里从阿富汗归来的故事，展现了战争的荒诞与无意义。《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描绘了人类可怕的梦魇，荧光在夜间的坟墓上闪亮，孩子们被禁去摘花或爬树，人们因为恐惧不敢去爱，不敢再生孩子。斯维拉娜记下了很多可怕的细节，例如，一个女人抱着她垂危的丈夫，被护士告知：她抱的是一个核反应堆。

就这样，通过对人类绝境的惊心动魄的描述，斯维拉娜揭开前苏联被官方媒体刻意遮掩的真相。瑞典文学院宣布的授奖理由指出，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 如鼹鼠掘土对抗红色政权

毫无疑问，斯维拉娜是一位坚定的异议作家，一位与本国红色政权长久对抗的持不同政见者。继君特·格拉斯等获奖者之后，她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又一只“用粪便弄脏自己巢的鸟”。

这正是诺贝尔最为欣赏的政治立场。因为诺贝尔本人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他提出的“理想倾向”标准，被他的老朋友解读为：“对宗教、皇权、婚姻和社会次序大体来说采取一种挑战的或批判的态度。”文学奖研究者因此提出一个反抗极权的评选参考：“道德价值参考系”。

瑞典作家安格丽达认为：斯维拉娜所做的工作，就像是鼹鼠在深深的粪坑里挖掘。与她相似的是法国作家让·哈茨费尔德，他去卢旺达采访种族灭绝时期的受害者与刽子手。这一类调查作家被人称为“鼹鼠”，是因为鼹鼠具有超灵敏的嗅觉，有力的爪子，能够长时间埋头在地底下挖洞掘土。斯维拉娜以无与伦比的耐心去聆听，去机密档案里翻阅寻找，去做最诚实的记录，然后筛选抽离出其中最精髓的内容。

这只鼹鼠竭尽所能挖掘出来的，是俄罗斯人噤若寒蝉却又无法回避的沉重主题。除了描绘德军的残酷，她也记录苏联军人进入德国以后的可怕行为，揭露被官方隐瞒的阿富汗战争真相、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的真相。她撰写的编年史否定了国家的英雄历史，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苏共红色政权有罪，人民是无辜受难的羔羊。

在其自传中，斯维拉娜写道：“如果你回头看看我们整个的历史，无论是苏联还是俄罗斯时代，都是尸骨遍地、鲜血横流，是一个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的永恒对话。”红色政权制造了巨大的公共坟墓，斯维拉娜所深爱的人民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绞肉机里，她因此无法不问政治，无法不发出声音做一个抗议者。

她爱一个人性化的俄罗斯，爱俄罗斯美好的文学、音乐和芭蕾，但她坚决拒绝斯大林，贝利亚和普京的世界。生长于一个用谎言堆砌的国家，斯维拉娜男性长辈大都战死了，她从小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家里的女性长辈说心事。因此，她早就立志要解构苏联的神话。

她不能不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立场，以持之以恒地挑战专制权力。她的写作涉及一个个禁区，引爆了一个个地雷，在俄罗斯引起了争议和愤怒。她被指控为“诽谤”，被诬为“叛徒”、“间谍”、“反共反苏的第五纵队”。各种迫害曾长期跟踪她，她的书被禁，她的电话被窃听，她被禁止公开演讲，被迫失业、流亡。

        ◎ 一道闪光照亮文学意义与价值

也许老诺贝尔是过于天真了，他在遗嘱中规定：所有的奖项都要授予“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个拿着录音机、孤零零奔波几十年的女人，她的舞文弄墨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最大福祉”呢？

就在人们普遍怀疑文学的作用时，这次颁奖就像一道炫目的闪光，突然间照亮了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斯维拉娜以冷静而生动的文笔，描述一个大时代的战争、灾祸以及人性，这种见证历史的非虚构作品，产生了比小说诗歌更大的震撼效果。

从表面上看来一切如旧，没有什么因这位鼹鼠揭露黑幕而改变。在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在那些至今仍残留着前苏共遗产却未经反省的国家，还有老人热爱红场怀念斯大林，还有年轻人穿着印有斯大林头像的T恤（就如中国有人穿毛泽东头像T恤一样）。为此，斯维拉娜笔下的受害者犀利地发问：谁是罪魁祸首？这样罪恶的事件合乎人性吗？人们要怎样对待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

尼采说：“没有一个艺术家是容忍现实的。”斯维拉娜就这样，一个人独自站在整个现实的反面，通过深刻的批判，干预并引领了生活，力图使社会保持健全的理想。她的作品不但加深了前苏联人民对整个灾难时代的理解，激发起更多的反思，也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斯维拉娜呼吁人们：“面对专制政权，不要妥协！”笔者希望她的呼吁也能被中国作家听到。中国人承受了深重的苦难，却少有如此优秀的描述苦难的文学。像《夹边沟纪事》一类的好作品，在中国只是凤毛麟角。一个轻浮的、商业化的时代，令很多人忘记了承担历史的使命。笔者相信，会有中国作家听到鼹鼠斯维拉娜的呼唤，带着宽广深沉的爱，去为黑暗中无法发声的人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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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