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前后的丰子恺》（文摘谨供参考）-beiqian2016-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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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风案前后的丰子恺》（文摘谨供参考）	2018-02-02 14:04:42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发生在1950年代的一桩著名公案，其株连士林之广，对中国文化界荼毒之深，可谓当代的“文字狱”。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批判“胡风案”进入高潮期间，众多文艺界人士纷纷发表檄文，声讨胡风，这其中不乏当时和后来的文坛巨匠，如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丁玲、冰心、叶圣陶、夏衍、艾青、冯至、冯雪峰、张天翼、陈荒煤、阳瀚笙、田汉、陈望道、侯外庐、欧阳予倩、李伯昭、吕骥、刘开渠、李希、陈沂、吴组缃、孜亚、鲍昌、吴伯萧、袁文殊、方纪、吴雪、洪深、陈其通等，洋洋数百人，[1]有了这些人的带头表态，全国各地自然要积极响应。首先是各省文艺系统带头进行批判，其次是文艺系统之外的社会界别全面跟进，到最后，批胡风成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政治运动，上至中共中央，下到街道社区，甚至连英国管制下的香港，都成了批判胡风的舆论阵地，如此声势浩大，可谓旷古绝今。

在众多批判胡风的文艺家队伍中，有一个人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丰子恺。201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汪家明着《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一九五五年，他(指丰子恺——笔者注)写了《严惩怙恶不悛的胡风反革命分子》一文。[2]

笔者不禁诧异，丰子恺先生早在一九二七年就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一生宅心仁厚，从善如流，如何在一九五五年也加入到了批判胡风的队伍中去？带着一点好奇心，笔者翻检了几本常见的书籍，发现在大部分涉及丰子恺的著述中对这件事都很少谈及。例如在汪家明所著《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中附有《丰子恺年表简要》，关于其在五十年代活动的情况，一九五五年竟然是空白;又如在盛兴军所著的《丰子恺年谱》中对此也是一笔带过;一九九二年七卷本的《丰子恺文集》中也没有收录汪家明提到的上述文章，而二零零三年出版的陈野着《缘缘堂主——丰子恺传》中关于其五十年代初期的活动情况，除了记述丰子恺“1951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评他的漫画的文章，因为引用了其漫画而给稿酬16万元(旧币)，丰子恺把这笔钱捐给了志愿军”等事外，便说“转眼间就到了1956年”，[3] 非常刻意地将丰氏在1951-1955年间积极进行个人思想改造的一些史实略去了。

只有2014年海豚出版社的《丰子恺精品散文集：缘缘堂集外佚文》一书中，对汪家明所著传记中提到的这篇文章做了收录，此外，还收入一篇《彻底消灭胡风集团》，同样写于一九五五年。

胡风案在1978年得到初步平反，十年后又获彻底平反，胡风本人的名誉得到彻底恢复，一桩撕扯四十年的荒唐公案总算划上了句号，与此同时，那些当年曾批判过胡风的人士也陷入了尴尬的话语境地，他们中仅有极少数人对这一事件及个人作为有过反思，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沉默。时过境迁以后，曾经的当事者都相继故去，历史逐渐湮没在风尘之中，而像丰子恺这样的文化巨匠，却随着时代潮流的变迁，声名愈高，极受人们推崇，后人在为其立碑树传之际，有意淡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在人情世故之中，但就历史真相而言，却不容遮蔽，更不容忘记。

（一）

其实，早在1955年——批胡风进入高潮之际，由人民出版社汇编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中，就收入了丰子恺的一篇批胡风的文章，题目叫《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全文如下：

我在病床上读报时看到：胡风竟是一个阴险的反革命分子!这使得我这病人也不禁愤怒起来。一般反革命分子不能公开活动，只能暗中破坏;胡风却多年来公开地活动，堂皇地推进他的反革命行为，因为他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伪装革命同志，使得大家不提防他。即所谓“明枪好躲，暗箭难防”。胡风是一个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一般反革命分子直接反对政府，敌视人民;胡风却迂回地走“文艺”的道路来袭击政府，谋害人民，使得大家疏于警惕。因此，在两批材料发表以前，多数人——包括我再内——都以为胡风的问题只是思想问题，岂知他竟用“文艺”为掩护而进行反革命，以“文艺”为手段而公开地招收信徒，培养羽翼，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这行径与反动会道门相似。反动会道门借“宗教”为名来企图作乱，胡风借“文艺”为名而进行反革命活动。反动会道门讲迷信，只能蛊惑缺乏知识的人;胡风讲大套“文艺”理论，竟毒害了许多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摧残了许多灵魂的工程师!胡风反党集团比反动会门道更可恶!

我读了胡风的密信，不禁毛发悚然!他“用微笑包着污蔑”，“用橡皮包着钢丝”，他称进步文艺工作者为“市侩”、“豪绅”、“敌人”，称革命文艺界为“僵尸统治的文坛”，他常在“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看准了的时候”就向党进攻。还有更使人愤慨的，他称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为“被当做了‘图腾’的小册子”!可见他久已处心积虑，企图以文艺作掩护而进行反革命。我们过去麻痹大意，疏于防范，这是我们文艺界的奇耻大辱!我们必须肃清这个阴险的反革命分子集团!凡是热爱文艺、热爱党和祖国的人，都应该积极地参加这场战斗。[4]

文中诸如“用微笑包着污蔑”、“用橡皮包着钢丝”、“市侩”、“豪绅”、“敌人”、“僵尸统治的文坛”、“磨我的剑，窥测方向”、“看准了的时候”、“被当做了‘图腾’的小册子”等这些说法都来自于胡风写给舒芜的私人信件中。1952年5月16日，舒芜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一文，第一次将胡风抛了出来，认为自己过去受了其错误思想的影响，写了一些很坏的文章，并特别指出“还有几个人”和胡风都是一起的。[5]很快，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舒芜本人也被中宣部从南宁召到了北京。三年之后，舒芜再次写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破天荒地将过去几年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和盘托出，并以此给胡风“定罪”。1955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此文，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至此，胡风事件由一个文艺争论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场浩劫已经不可避免。

丰子恺的这篇文章一看便知是受了舆论的蛊惑和煽动，全无个人冷静的分析与思考，愣头青一般地充当了抨击胡风分子的打手。其他两篇文章《严惩怙恶不悛的胡风反革命分子》[6](写于1955年6月18日)和《彻底消灭胡风集团》[7](载于1955年6月22日《人民日报》)所持立场与本篇也相差无几，只是语言和攻势更为凌冽，如在《严惩怙恶不悛的胡风反革命分子》一文中声称“胡风集团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关系，胡风、阿垅等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在《彻底消灭胡风集团》中鼓吹“胡风和阿垅等反革命分子衷心地拥护或者积极地参与了蒋匪发动的反人民内战，他们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表现了仇恨和恐惧。胡风集团在全国解放后不断地秘密商议，制定反革命的策略和计划，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

和大多数胸怀天下、有着文以载道的远大抱负、对政治风向异常敏感的文人不同，丰子恺一直都是一个比较注重自我修行的作家，其早期的思想，甚至是悲观、迷惑、忧虑、颓废的。[8]而立之年皈依佛门后，他更加注重对精神世界的探求，对个人修养的锻造，逐渐彻悟佛之大意：“真是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9] 在此理念之下，他创作了大量散文和绘画作品，关照众生，护佑民人，表现出极为虔诚和明澈的人生境界。可以说，丰子恺一生虽然行走于红尘之中，其人生追求、心性感悟却一直都游离在红尘之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忽然批判起胡风来呢？

（二）

究其原因，要从1952年说起。在“三大运动”相继结束之后，中共中央又发动了针对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反”、“五反”运动，并将对后者的思想改造提上日程，一时间，以《人民日报》为主的各大党报相继刊登大批学者、专家、教授、知识分子以自我批判和自我贬损为基调的“检讨书”，在这些检讨书里，每个人无不承认自己“前半生走的是错误道路，表示今后要服从共产党领导，彻底改造思想云云。”[10]

1949年中共建政之际，丰子恺一家经过多年奔波离乱，终于在厦门团聚，原本打算就此定居，但不久传来解放军渡过长江的消息，于是，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北迁重回上海。按照汪家明的说法，丰子恺之所以选择回到上海，是因为“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深得人民爱戴拥护，是他所敬佩的。”但是，抵达上海之后，“丰子恺只是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一系列社会活动，未任什么职务”。[11]到了1952年，他终于获得了第一个来自共产党政府认可的公开头衔：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两年之后，又出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58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又任上海中国画画院院长、上海市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1962年，再上一步，任上海美协主席、上海文联副主席。[12] 纵览新政之后留在大陆的文化界人士，很少有人能像丰子恺这样顺风顺水的。

1951年4月，上海市召开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丰子恺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他首先对镇压反革命运动表示了支持，痛斥那些“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而“离开自己的岗位而站在这斗争外面”的行为，其次对中共在上海的施政方针予以理解和欢迎，他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扫除生产发展的道路上的阻碍，而求得生产的顺利的发展。劳动人民正是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主要力量。因此，大上海的建设，以‘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工人阶级服务’作为方针，是十分合理的。每一个革命阶级，每一个革命分子，每一个人民，都应该拥护这一贤明的方针。”[13] 这可能是丰子恺第一次明确亮出自己的政治态度，很显然，他是十分拥护共产党的。

1952年7月16日，丰子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的《检查我的思想》一文，全面“检讨”了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长达五千多字，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一是“我一向看重自己的趣味，兴之所至，任情而动，不问为何人服务”;二是“我的利名观点”太重，“已经完全制胜了趣味观点，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商人，跟在资产阶级的后面，想分他剥削来的肥利的一瓢羹”;三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出发的;四是我的“旧人道主义观点”，“一向缺乏斗争心，而确信感化主义……对于扩展于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火热的斗争，我视若无睹，而独自感伤于人世的无常，正是个人主义的典型的表现”。最后，丰子恺总结道：“总之，我的思想错误，由于过去脱离群众，不问政治，不能认清阶级立场，对于阶级斗争袖手旁观，因而长年地从事于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纯艺术工作，而使我的错误思想广泛地流毒在人间。今天，我要向广大群众表示由衷的忏悔。”

如何才能改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呢?丰子恺单独辟出一章，谈了“我的思想改造计划”：

我的思想改造的动机，发生于一九四九年冬。在先我读了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不能完全接受;续读马克思《资本论》，再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方才信服了。我要求再多学习，但旧日的好高心使我不满于阅读国内的译作，想向社会主义的先进国家苏联求深造。一九五一年元旦开始，我摒除一切，从事俄文学习，埋头两年，总算能够看俄文的文艺书了。然而苏联革命已有三十多年，比我国先进得多;我在俄文的书籍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民主文化前途的光明灿烂，而其中可以帮助我的思想改造的，并不很多。

因此我确定了，我的思想改造，主要的还靠学习本国的政治，即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定下三条具体计划：一、加强政治学习，普遍地阅读各种文件盒书籍;二、加强业务学习，多多地把今日中国人民所需要的苏联文艺介绍进来;三、加强集体生活思想，参加各种应该参加的集会。

我过去好比患了肺病，整风的X光检查出了我的病状，今后只要好好地疗养，定能恢复健康。马列主义结合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思想，好比是空气和日光，是我的最良好的营养品。我确信，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督促下，我认真学习，必能改正过去一切错误思想，而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工作者。[14]

这患了“肺病”的病人用毛泽东思想究竟“疗养”的怎么样呢？《检查我的思想》在《大公报》刊出后，便被编入《教师们的思想改造》一书，成了教育界自我批评和改造的活教材，由此可以看出，这封检查书是深得中共认可的。[15]不唯上述这些带有极强政治色彩的个人表白，在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中，丰子恺也与当时的主流意识表现出了强烈的一致。1958年，丰子恺曾到杭州、扬州等地游赏，回来后写了《西湖春游》、《扬州梦》等散文，但这些文章，与他过去恬淡舒缓的行文风格，发生了天壤之别。在《西湖春游》中，写道：“西湖的最美丽的姿态，知道解放之后方才充分地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旧时代的西湖，只能看表面(山水风景)，不能想内容(人事社会)。换言之，旧时代西湖的美只是形式美丽，而内容是丑恶不堪设想的。……因为这些楼台亭阁上都有被压迫者的呻吟……西湖上盘踞着许多贪官污吏、市侩流氓;风景最好的地方都被这些的私人公馆、别庄所占据。所以倘提及人事，这西湖的美景势必完全消失，而变成种种丑恶的印象。”[16]在《扬州梦》中，他是别出心裁，说自己晚间小酌后正要睡觉，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后走进来一位中年妇人，丰子恺便请教她的大名，不想这位妇人竟侃侃道来：

我姓扬名州，号广陵，字邗江，别号江都，是本地人氏。知道你老人家特地来访问我，所以前来答拜。我今天曾经到火车站迎接你，又陪伴你赴二十四桥，陪伴你上酒楼，不过没有让你察觉，你的一言一动，一思一想，我都知道。我觉得你对我有些误解，所以特地来向你表白。你不远千里而枉驾惠临，想必乐于听取我的自述吧?”我说：“久慕大名，极愿领教!”她从容地自述如下：

“你憧憬于唐朝时代、清朝时代的我，神往于‘烟花三月’、‘十里春风’的‘繁华’景象，企慕‘扬州八怪’的‘风流韵事’，认为这些是我过去的光荣幸福，你完全误解了!我老实告诉你：在1949年以前，一千多年的长时期问，我不断地被人虐待，受尽折磨，备尝苦楚，经常是身患痼疾，体无完肤，畸形发育，半身不遂;古人所赞美我的，都是虚伪的幸福、耻辱的光荣、忍痛的欢笑、病态的繁荣。你却信以为真，心悦神往地吟赏他们的诗句，真心诚意地想象古昔的盛况，不远千里地跑来凭吊过去的遗迹，不堪回首地痛惜往事的飘零。你真大上其当了!我告诉你：过去千余年间，我吃尽苦头。他们压迫我，毒害我，用残酷的手段把我周身的血液集中在我的脸面上，又给我涂上脂粉，加上装饰，使得我面子上绚焕灿烂，富丽堂皇，而内部和别的部分百病丛生，残废瘫痪，贫血折骨，臃肿腐烂。你该知道：士大夫们在二十四桥明月下听玉人吹箫，在明桥上看神仙，干风流韵事，其代价是我全身的多少血汗!

“我忍受苦楚，直到1949年方才翻身。人民解除了我的桎梏，医治我的创伤，疗养我的疾病，替我沐浴，给我营养，使我全身正常发育，恢复健康。我有生以来不曾有过这样快乐的生活，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光荣幸福!你在酒楼上看见我富有节日的欢乐气象，的确，七八年来我天天在过节日似的欢乐生活，所以现在我的身体这么壮健，精神这么愉快，生活这么幸福!你以前没有和我会面，没有看到过我的不幸时代，你也是幸福的人!欢迎你多留几天，我们多多叙晤，你会更了解我的光荣幸福，欢喜满足地回上海去，这才不负你此行的跋涉之劳呢!时候不早，你该休息了。我来扰你清梦，很对不起!”她说着就站起身来告辞。[17]

1958年，中国正沉醉在“大跃进”的梦魇里，恐怖的三年饥荒也紧随而来，人民生活异常困苦，丰子恺对此全然不能觉察，却变着法子歌颂社会主义。不仅如此，他还在这一年的4月16日于香港的《乡土》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决心书》，声称完全拥护“大跃进”政策，将“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地效忠人民”，并对自己的文艺创作也要进行一次大跃进：

我本来决心在本年内完成著作和翻译共六十万言，创作新画八十幅。现在也来个跃进，增加为著作和翻译八十万言，创作新画一百幅。[18]

不知道这个承诺到1959年来临的时候有没有完成，但毫无疑问的是，此时的丰子恺，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那个缘缘堂主人了。

（三）

从1958年起，丰子恺始任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次年四月由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心书》正是在这期间所写。此后，他又获得了两次担任上海文艺系统要职的机会。综观来看，这些社会地位的取得，应该与他自1949年以来在政治上的积极表现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当1955年胡风案爆发的时候，他挺身而出予以迎头痛击，便是极其合情合理的事情。

在整个民国时代，丰子恺与胡风并无直接的人生交集，前者游走与禅意佛法之间，是真正的“为艺术而生活”，后者是新文学的干将，始终探求文学救国的真理，唯一可将二者名字放在一起的大概是他们曾在同一本文艺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如1935年《文学》第四卷第四号，同期刊登了二人的作品)，并且都受到过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的影响;1949年之后，丰子恺积极向中共靠拢，最终坐上了上海文艺界的头把交椅，而胡风则备受冷落，直至被猛烈批判，逮捕下狱;1975年9月丰子恺去世，其时胡风还身陷囹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看这段历史时，是否可以说，对胡风极其所谓的“胡风分子”在1955年后饱受的残酷政治迫害，丰子恺先生也难辞其咎呢？所谓魔由心生，此时的丰先生，心里真的是离了佛，见了鬼，着了魔。

如此“着魔”，与魔共舞，是否能保证自己不受伤害呢？“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丰子恺很快就被造反派拉下了马，同样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1968年，一本名为《黑线文艺人物示众》的书中对他更是极尽损毁：

丰子恺，一八九八年生于浙江县石门湾的一个地主家庭，是一个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民族败类。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他都利用诗、画、文密切配合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干尽了坏事。

……

解放后，丰子恺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疯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一九五零年，在全国人民欢庆解放之际，丰子恺却画了《却美蜗中自有家》(该画原题应为“却羡蜗牛自有家”但此处作“却美蜗中自有家”，疑为讹误。——笔者注)，感到无家可归了。

一九五六年，他紧紧配合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一而再的画《炮弹当花瓶，世界永和平》宣扬和平主义，要革命人民放下武器。

同年，他写了毒文《元旦有感》，并配上毒画《城中好高髻》，恶毒攻击党中央和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

一九五七年，他写黑文《代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像“张着狰狞血盆大口”的“铁锁”，说它是“人间羞耻的象征”，并要它速朽。

一九六零年，他又以歌颂人民公社为名抛出毒画《船里看春景》，把人民公社描写成“徒有其表”、“虚假”、“浮夸” 的东西。

一九六二年，他借辛弃疾词意描写单干农家乐，大肆鼓吹“三自一包”。同时，又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写杂文《阿咪》，恶毒的攻击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污蔑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不如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虚伪”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丰子恺画了不少黑画攻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寄到香港去发表，得到了台湾蒋匪的喝彩。[19]

上海市美协主席、文联副主席的交椅还没有捂热，“革命”的魔咒就反施到了自己头上。月黑灯皎之时，[20] 身陷“牛棚”的丰子恺，追忆这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是否该向心中的大乘佛法及弘一先师，做一次虔诚的忏悔，彻底看破这失去法度的年代？掩卷长思，不禁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