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父簋》銘文新考 

1980年，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先生發表了《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這篇著名論文，他對金文中數字卦問題的精湛解讀，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在甲骨學界、金文學界和易學界的一個“斯芬克斯”之謎。”張老演《易》”的學界佳話和這篇著名的論文，如同當年王國維先生以殷墟卜辭考證殷代先公先王用來印證《史記·殷本紀》的真實性一樣，必將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留下清晰的一頁！ 
自那以後整整20多年過去了，中外學者對《周易》成立的研究，在帛書《周易》經傳的解讀工作的全面展開而向前發展着。這20多年來，特別是張政烺、於豪亮、李學勤、韓仲民、連劭名、陳松長、邢文，以及台灣學者陳鼓應、嚴靈峰，日本學者池田知久，美國學者夏含夷先生有關帛書《周易》研究論著的發表，極大的改寫了古代經學史上對《周易》的起源所形成的傳統化的認識。它標誌着一個脫離了數千年治《易》方法和傳統的發生學的和文化史學意義上的《周易》考古學派的正式形成。 
在張政烺先生《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一文的《甲骨金文中易卦史料匯編》一段內容中，他曾羅列了32個數字卦的使用實例。其中，在該文第20頁中曾引用了留有數字卦的《效父簋》銘文。但是，略有遺憾的是，他對此件青銅器銘文的全部解說只是如下聊聊數語而已： 

效父簋，見《懷米山房吉金圖》卷上，22頁。銘文“休王易效父〓三。用乍厥寶 

尊彝。五八六”。 

李學勤先生在《周易經傳溯源》一書中對《中方鼎》銘文的解讀情有獨鍾，也忽略了對此件銅器的存在。由於此器現藏於日本寧樂美術館內，國內學界可能知之不詳或不太重視。在此，筆者就《效父簋》銘文的解讀和《周易》卦象的關係問題，提出一點粗淺的看法，以就正於同道。 

一、《效父簋》概說 

依《懷米山房吉金圖》中的解說，此器“高四寸八分，口六寸一分，足五寸，深三寸六分，重一百兩，鏤款腹底”。此器闊口無蓋，兩耳上部飾犧首狀，下部飾鳥尾狀，腹中外部飾饕餮紋，底部外圍飾鳳紋。 

二、《效父簋》銘文釋文 

有關《效父簋》銘文的釋文，目前有以下數種∶ 
①郭沫若釋文∶“休王易效父冰三。用乍氏寶尊彝。五八六”。 
②唐蘭釋文∶“休王易效父呂三。用乍氏寶尊彝。五八六”。 
③白川靜釋文∶“休王易效父勻三。用乍厥寶尊彝。五八六”。 
④張政烺釋文∶“休王易效父〓三。用乍厥寶尊彝。五八六”。 
“厥”字，張政烺先生解作從上“氏”下“十”的“厥”字，為了排版方便，在此寫作“厥”字，特此說明。而且，金文家的習慣是一般寫作“厥”字。其中，作“厥”和“氏”，文意大致相同。 

看來，問題的關鍵是對“〓”字的認定。而張政烺先生的釋文中對此字未加解讀。張亞初、劉雨先生在《從商周八卦數字符號談筮法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對此字也沒有進行釋讀。但他們使用了“〇”符號來表示，而沒有使用習慣上的以“□”來代表無法釋讀或無法認定的字。或許，他們是以圖像的“〇”來認定此字的吧。 
以上各家觀點，詳細論述請見下文。 

三、《效父簋》銅器的斷代問題 

關於此件銅器的斷代問題，白川靜先生在《金文通釋》一書中一開始就先把它定為成王時期之器。但在文章最後又提出康王時代說存在的可能性問題。並進一步說，他認為實際上把此器定在成康時代更為合適。而郭沫若先生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以及吳其昌先生在《金文歷朔疏證》中都定此器為孝王時代之物。唐蘭先生在《西周青銅器銘文斷代史徵》中定此器為穆王時代之器。但他同時有指出”疑此器教早，當更考”。即，他並不十分堅持穆王時代說。足見以上四說主張者並無十分之把握和證據，此器斷代之難可想而知。 
案∶誠如上述，此器銘文簡單又無作器時間。但從文字風格上來看，字體似與穆王時代之標準器如《師旅鼎》等文字風格相去較遠，可能穆王時代說並不可靠。其中，郭沫若先生定此器為孝王時代的理由是∶他把此器中的“休王”定為“孝王”的別稱。有意思的是∶在解放後出版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中，他去掉了把“休王”定為“孝王”的說法，但又沒有提出新的觀點。而是採取了存而不論的態度。白川靜先生在《金文通釋》一書中曾有意把此處的“休王”解作“康王”，因為他在1971年出版的《金文の世界》一書中就開始主張“這些含有休王之名的諸多器物，自形狀和銘文內容來看，都和康王時代吻合，這是極為明顯的事情”。有鑑於此，他得出了“可能休王是康王的生號吧”的結論。因為金文中無康王之名，而歷史文獻中無休王之名。此種解說是比較合理的。既解決了金文中為何沒有“康王”的原因，又回答了文獻中為何沒有“休王”的理由。當可從之。這是筆者贊同白川靜說的原因。 

四、《效父簋》銘文的解讀 

休王者，康王也。白川靜說可從。易者，賜也。金問中“賜”字多作“易”，從“貝”之“賜”字乃晚出。效父者，人名。“父”字又可通“甫”，男子美稱。金文中“作”字多作“乍”，製作之意。作“氏”作“厥”，其意皆“厥”也。《說文解字》中從上氏下十的此字，解說為“木本，從氏，大於末，讀若厥”。作指示代詞。寶尊彝者，寶貴、尊貴之彝器也。 
關於“〓”字的釋讀，現把各家之說分析如下。 
首先是唐蘭先生的“呂”字說。 

他的理由是可以改圓點為圓框，即為“呂”字。因為古“釘”字象形字作“●”，似銅餅之形。“〓”是兩塊銅餅，小篆中誤作為“呂”。案∶從器物字形上看，把此字定為“呂”字恐不妥當。金文中的“釘”字象形字有作“●”的，但不能把“●”字定為“口”字。因為金文中的“口”字不作“●”形。因此之故，把“〓”解作兩個“●”，再解作“呂”字的觀點也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據。更何況“呂”說不能對銘文給以圓滿的解答。 

其次是郭沫若先生的“冰”字說。 

他的理由是“〓”字為“冰”字的初文，因為在《陳逆簋》銘文中出現的“冰”字就是作此字形。即以為“冰”字的左偏旁的兩點水為，但如依此說則銘文的文意根本就無法進行解讀。而且，我比較了《陳逆簋》銘文中出現的“冰”字和此件銅器中銘文“〓”字二者的字形問題，二者還是有比較大的差別。即，《陳逆簋》銘文中出現的“冰”字左偏旁的兩點水，和此見銅器銘文中的“〓”字，字形長短有別。而且，前者的兩點水是和今天的兩點水偏旁近似，而此件銅器中的“〓”字是兩個平行的粗直線。 

最後是白川靜先生的“勻”字說。 

他的理由是金文中有所謂“易金一勻”之說。“勻”字中間的兩點水偏旁就是此件銅器中的“〓”字。但是此說有點不十分恰當的是“〓”字更像是“勻”字之省，而非“勻”字之省。因為在“勻”和“勻”二字中，後者的中間部分是“〓”字，不是兩點水的“勻”字。 

這是我對白川靜說最大的修改之處。“鈞”和“勻”、 “勻”三者中，可能“勻”字才是“鈞”的初文。而“鈞”字後起。只是“勻”“勻”二字形似而音同，才被等同為一個字。《說文解字》中收有“勻”字，解為“少也”。《廣韻》和《說文段注》中都解釋為“徧也”。各解都和此字真正含義有距離。可見此字形的誤定造成了對“勻”“勻”二字的混同和誤解。 

因此，《效父簋》銘文文意為∶“康王賜給效父銅三鈞，效父用來作此寶器”。此銘文後的數字卦，長期以來無人能識讀，經張政烺先生的解讀乃是數字卦”五八六”，即占卦所得的筮數。本着由數以生象的原則，可以得知所占為三爻的艮卦。 

五、《效父簋》銘文的易學意義 

我們贊成把此件銅器定為西周康王時代之物，而銘文中卻是以三爻卦為占卦記錄。此三爻卦是八經卦之一的艮卦。而依據今本《易傳·說卦》可知，艮卦取象為山、小石、徑路、門厥等等，和六爻卦是無關的。那麼，問題的核心是在西周康王時代，三爻卦是否具有占筮功能？ 
把此三爻卦象和銘文結合起來，它的全部含義是∶“康王賜給效父銅三鈞，效父用來作寶器。占得一個卦象為三爻的艮卦”。從銘文記錄內容來看，這無疑是個吉利的卦。但是今本《艮卦》爻辭中出現吉利的只是上九爻的“敦艮。吉”一條而已。除此之外都是告誡求筮者要謹慎小心之辭，可見此見銅器銘文的易卦應該是指上九爻。然而，目前並不能證明使用三爻卦就可以求出六爻卦的上九爻。因此，當時《周易》版本成立的程度和使用的筮法種類就成為一大難解之謎。 
在《周易·晉卦》的卦爻辭中也出現了“康侯”一名。康侯並不是康王，康王是成王之子，名釗。康侯是武王之弟，名封。但《左傳》和《世本》中出現的是“康叔”，不是康侯。在《康侯鼎》銘文中出現了“康侯豐”之名，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經今注》中認為“《易》之康侯即《康侯豐鼎》銘之康侯豐”，並進而認為“康侯豐即康叔豐”。因為《偽孔傳》中有“封，康叔名”一語。“封”和“豐”二字聲通可互訓。但把“康叔”等同為“康侯”的證據尚嫌不足。如是兩個人的話，則康侯的身份確定是個問題。按照當時的封建世襲慣列，整個西周時代應該有一個康侯存在於各個周王時代。如果康侯豐就是康王封的話，問題自然會變得簡單化。但是《康侯豐鼎》的存在只是證明了康侯身份存在的真實性，“豐”字是否就是“封”字的別體，並不能確定。而且，同名現象在當時還是比較普遍的。 
論起來康叔和康王還是叔侄輩關係呢。在成康之世生活的這兩位貴族，在銅器銘文和卦爻辭中都被記錄下來，這為《周易》版本的成立時期提供了難得的佐證。而今本《說卦》內容和當時筮法種類的不同，為我們區分出來在銅器銘文時代完整的今本《繫辭》中使用的六爻占筮的方法還沒有正式定型。和今本《說卦》配套的是另一套占筮方法和體系。即，今本《說卦》的由來有着更為久遠的歷史。在甲骨文和其他銅器銘文中大量出現的六位數字卦的現象，又說明了使用三爻占還是六爻占，直到西周成康之世還沒有定型，而是並存的。即足以證明當時筮法的多樣性並存時代的可能性。《周禮·春官·宗伯》中說“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可見當時筮法種類多達九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