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明和早期域外文明相似性的若干问题 

1757年，法国学者德经（Chre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已经注意到了古代汉字与古代埃及文字之间存在着相似性的问题，当时，他发现了一百多个比较接近或者完全一样的象形字。那时还没有发现甲骨文字，他看到的只是青铜器铭文、大篆、小篆，即金文。于是，他提出了古代中国人是古代埃及人的后裔的观点。这就是著名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种起源于古埃及说。或者简称之为中国文化西来说。 
我曾把这一百多个非常接近或者完全一样的象形字，进行了对比研究。比如，“丙”、“日”、“吉”、“乙”、“丁”、“庚”、“子”、“辛”、“禾”等字。在殷商甲骨文字和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这些文字的写法基本上是相同或者相似的。但是，它们的意义在中、埃两国文化传统中却有同有异。一般来说，对自然界动植物和自然现象的象形，两者多相同或者相似，意义也一样。但是动植物和自然现象之外的象形字，则多为形似而意义全然不同。比如上述中的“丙”、“乙”、“丁”三个字中的“丙”字，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其意义就是三项：“测量”、“到达”、“扁平的事物”。和古代殷商文化传统中的干支的意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当然，也有一样的。比如“辛”字，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具有“苦辣”和“麻烦”两种含义。今天我们还在使用象征麻烦的“艰辛”和象征苦辣的“辛辣”两个词汇。 
从象形的程度来看，古埃及象形文字比殷商甲骨文字还要古老，或者说还要象形。比如，“雨”、“水”、“刀”、“鱼”等字，古埃及象形文字几乎百分之百就是图画，而殷商甲骨文字已经具有了抽象化的处理。或者说：古埃及象形文字没有甲骨文字中的六书造字的传统和规律。 
古埃及象形文字有些或许可以给殷商甲骨文字的解释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比如父亲的“父”字：，左边的一竖“”，一直是作为指示符号来理解的。似乎没有什么象形含义。而在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这一竖却很明显地画出是手杖。拿手杖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父亲，这里面已经包含着权力和年岁的内容。那么，汉字中的指示符是否在原始造字时代另有具体的象形含义？ 
那么，我们需要回答的是：古埃及象形文字和殷商甲骨文字的这种相似或者相同，是否真的存在着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呢？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曾经主张殷商人种的祖先可能来自古巴比伦人。他提供的证据是“百姓”一词来源于古巴比伦的“巴克族”。这一观点的直接来源是当时的法国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在1894年曾提出“巴克族移民说”，认为殷商人种的祖先是公元前2300年由西亚移入新疆和甘肃的巴克族。此说也得到了日本学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等人的支持。 
不仅如此，古巴比伦文化中还有八卦传说、还有福巨传说，甚至也出现十二宫和六十进位法传说。其中，八卦、福巨传说和商周文明中的八卦、伏羲传说完全一样。而八卦创始人，在汉文化古代传说中是伏羲，而在古巴比伦文明古代传说中却是福巨。这个问题最早由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发现。“福巨”这名字也是花之安的译文。这个建立在古代传说基础上的相似文明，目前还无法进行考古学的考证和研究。但至少可以看作是上古时代中、巴文明相互影响的一个辅助证明。日本学者新城新藏、我国学者郭沫若当年都还注意到了商周时代天文学中的“摄提格”一语其实是古印度二十八宿中的第十三宿名称svati的音译。这一点极为重要，这一解释也很合理。 
于是，我们从古巴比伦文明对殷商文明的影响开始来到古印度文明对殷商文明的影响这一视点。 
但是，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八千年前的骨笛以及占卜用具，在音律学和数学等方面，它的起源要早于两河流域各文明两千多年以上。这一考古发现和文化现象就不是主张中国文化起源于古巴比伦说的学者（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能回答和解释的问题了。特别是贾湖遗址出土的有契刻符号的龟甲，这显然是早期文字存在的证据。而那些能发七声音节的骨笛，它的制作技术对音律的要求，中国之外其他文明却是在此两千多年后才解决的。 
假如我们把贾湖遗址定位为中国文化和科技的早期源点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出现的“巴克族移民说”、“摄提格”音译说、乃至于八卦和福巨传说等等，都应该是中外文明相互影响和相互交流的证明。 
印度人何时与中国有交流，在印度古代文献中没有准确的记载。在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中曾多次提到支那“Cina”，“Cina”即“秦”字的音译。 
曾有人主张：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就是连接殷商王朝—古埃及文明的海路中间站，甚至有人大胆提出哈拉巴文明的创造者就是炎黄祝融氏族的一部分。那是因为云南滇池一带发现的石寨山文化和哈拉巴文化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从失蜡法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到象形文字，再到青铜牛、猴和蛇造像的大量出现，无不表现出对哈拉巴文化的模拟。谢崇安先生在《略述石寨山文化艺术品中所见之早期中印交通史迹》一文中指出：“由于石寨山文化的分布区(以滇池地区为中心)是处于滇缅印古道的前段，也为早期南方中外交通的门户，故其文化面貌存在上古印度文化因素也是可以理解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就记载了云南当地居民中有“身毒之民”这一历史事实，可见这一通道是自古而然的。甚至在考古实物上，云南滇池一带和印度东部、南部地区出土的石器和原始建筑也十分接近。在这一方面，已经有饶宗颐、汪宁生、童恩正等先生写有专文加以比较和研究。 
哈拉巴文明在古印度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很接近我们的安阳殷墟。古代的印度文明主要出现在在印度河畔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一带。它是一个一个东西长1600公里、南北长1400公里范围的二百五十多处大小文明遗址，这就是所谓的印度河文明。其中最著名的是旁遮普省的哈拉巴（Harappa）古城遗址和信德省的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古城遗址。这两座古城保守估计距今最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它的面积相当于4个苏美尔，或2个古埃及。但是，遗憾地是在古代印度的历史文献中至今没有发现对这两座古城的任何相关记载。而且，在上述两个古城遗址中至今没有发现神殿或宫殿的遗迹。显示着当时可能还没有出现贫富分化。因此，有理由推断它们的实际历史可能远在四、五千年之上。上述两个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印章，还有规格一样的完整的城砖和古建筑遗址，显示出当时哈拉巴文明是高度成熟和发达的青铜文明和农耕社会。 
哈拉巴古城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印章，那上面刻有奇怪的象形文字，与印度古今发现的任何一种文字都不相同，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解读这些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被称为哈拉巴文字。 
作为图形文字的哈拉巴文字，可以分为早期和晚期。早期的哈拉巴文字还不完全是汉语意义上象形文字，它是六十几个小的线条文字和大的图画的结合。其中，在这些线条文字中，我发现了不少文字符号和甲骨文字写法上非常接近。如：“X”、“”、“”、“”、“”、“”。上述这六个字，从外形上看，无论他是否了解殷商甲骨文字，他都不会否认这些字应该是殷商甲骨文字。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上述几个字全是哈拉巴文字。有些字字形相同而意义不同，如商周赏赐金文《免簋》、《豆闭簋》、《望簋》等中出现的“”字，这个字就是“黼”字，它还有、、、等多种写法，在哈拉巴文字中也有一模一样的这个字，它的意义是数字“八”。因此，哈拉巴文字是否具有甲骨文字的含义又当别论。 
而晚期的哈拉巴文字则主要集中使用大约二十几个固定的线条符号，不同的线条符号组合而形成新的文字，显示出正式定型和成熟的哈拉巴文字向表音文字的发展。目前出土的在滑石、陶器、象牙和青铜器上出现的印章文字的大约有2000多件。很惭愧我只看到了印章文字拓片和照片将近一百余件。但是所有铭文中使用的文字符号最多为21个，而且每件铭文的符号数通常只有五、六个。当时出现的全部文字符号，按照英国学者的统计为419个。按照印度学者的统计则多少不一，最多有600多个。它是按照从右向左、再从左向右的蛇形顺序，依此阅读的。这种印章文字主要运用在木箱和陶缸的封口处，以便确保被运输物品在运输途中没有被打开过。这和我国古代的封泥性质十分接近。 
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护身符和私人名章的含义。 
最近，我在一件印章文字拓片上居然发现了《周易》颐卦和复卦的六爻卦象：“”和“”。大家知道，颐卦之所以名颐，是和取象于牙齿、口腔有直接关系的。《颐卦》卦辞中有“观我朵颐”一语，《彖传》中就说：“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这些全是在阐述颐卦的“口实”之象。而在哈拉巴文字中，颐卦图象也是和牙齿、口腔有直接关系。 
根据现代哈拉巴学者的研究表明：哈拉巴文字是古印度达罗毗荼语（Dravida）的前身。诚如是，则可以证明古印度从哈拉巴象形文字向表音文字的古达罗毗荼语的转变。但是，古印度达罗毗荼语实际上是个庞杂的古印度达罗毗荼语系，巴利文中称其为“Damil!a”。它先后涵盖了印度中部、北部、南部共计75种语言。《大唐西域记》卷十中就特别说明了“达罗毗荼国……而语言文字少异中印度”。它和印度其他语言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达罗毗荼人种（Drayidian local race）的由来也很混乱。由此可见从古印度达罗毗荼语开始来往上追溯研究和破解哈拉巴文字是多么地艰难。 
我们知道在文明的研究上向来有共同起源论和先后传播论两大观点并存。而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Glyn Daniel）在《关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曾经主张：世界上有六大文明都是独立起源的，即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玛雅文明、秘鲁文明。那么，至少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哈拉巴和殷商帝国之间也许存在着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联系和东西交通。童恩正先生在《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一文中特别举例说明：“在新石器时代, 印度东北地区—包括阿萨姆、梅加拉亚、那加兰、曼尼普尔、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和乔达·那格浦尔等地在内—的文化, 与中国相似之处更多。这些地区所出的有肩石斧、石锌, 长方形石斧、石锌, 八字形式斧, 长方形有孔石刀等, 都是中国云南常见的器形。在阿萨姆曾发现一种刃部磨在两窄边的圭形石凿, 此种器形在中国四川西南部亦甚常见”。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 
哈拉巴文明的计数方式是一、二、三、四、五全是逐渐叠加积画构成的，而六则是将“三”分开为左右两部分，从《周易》卦象的角度上说，三可以看成是三爻乾卦卦象，而六则成了三爻坤卦卦象。我们可以把这一我的这一解释看成是比附。但是出现颐卦和复卦的六爻卦象就不是比附说能解释的问题了。是无意义的偶合还是另有什么含义，目前我们难于下结论。因为哈拉巴文字还没有人能够真正读懂。值得注意的是：哈拉巴文明在数学上是八进位制的。而《周易》也是八经卦两两结合而成的八进位制。 
商周文明中的八卦和哈拉巴文明中的卦画、商周文明中的八卦和古巴比伦文明中的八卦、商周文明中的伏羲和古巴比伦文明中的福巨二者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影响，我们只提出问题，不进行任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