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生殖崇拜和中國青銅器時代》 

最近十幾年來，隨着對中國古代思想和文化研究的深入，生殖崇拜現象作為研究中國遠古文化起源的一個視角，越來越受到中外學者們的重視。早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亡友趙國華學兄就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並留下了《生殖崇拜文化論》這部遺著。而後，又有傅道彬博士也出版了專著，繼承並闡發趙氏的觀點。當然，有關此類研究，更早也許我們可以上溯到郭沫若和聞一多等人對陰陽爻符號取象於生殖器崇拜的解說。在台灣學術界，杜而未博士和旅日台胞王孝廉博士的神話學說，也是以此視角來建構其各自的文化起源論體系的。在日本漢學界，從老一代著名漢學家白鳥清教授、池田末利博士，中經森安太郎教授、鐵井慶紀教授，到現今的御手洗勝博士，都有專著或專文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在俄羅斯漢學界，有李福清博士。在美國漢學界，有周策縱博士和艾蘭博士。在匈牙利漢學界，有陳國博士。在瑞典漢學界，有高羅佩博士。在法國漢學界，有馬伯樂博士和庫拉耐博士……所謂“此道不孤”之說，謂為信然。 
但是，這並不能減少我對這類研究的一點疑慮和擔心：勿庸置疑，對遠古文化起源問題的泛生殖崇拜論傾向的研究，更多的是建立在對原始文化的文化人類學解讀基礎之上的。蕭兵教授和何新教授的系列專著，就是這類研究的產物。我曾就此問題向趙國華教授當面置疑，也曾在《哲學研究》上刊發了我對他的這一研究的反駁和置疑。因此，我對這一視角的研究一向主張：與其把遠古文化的起源歸結為生殖器崇拜，不如歸結為感生信仰和高媒傳說更為合理。所以，我在《周易發生學》（1993年，中國環境）一書和《金文氏族研究》（2002年，中華）一書中都有專章力主有限的承認生殖崇拜和遠古文化起源問題的派生關係。有鑑於此，當黃自隨先生的這部專著《生殖崇拜與中國青銅時代》一書出版後，我的確感到有責任寫點感想，以就正於同道。更加之今天雖然有世界一流大學的洋博士後洋博士洋碩士學歷在身的我，當年也不過和他同樣是一名極其普通的大專畢業生，“慣曾為旅偏憐客”的經歷，也是我在初讀此書後就立刻答應了要為他寫點文字的原因。 
在我一讀此書之後，的確，我的感覺是憂喜參半的。喜的是這樣題材的一部著作居然能出自一位二十幾歲的大專畢業生之手！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本書對相關史料的使用，基本上能用所能用，而且在全書的總體布局也十分適當。平心而論，二十年前的我，是沒有他今天的這種學養和功力的。為此，我十分佩服為此書的出版而付出了巨大心血的湖南學界各位師長們！二十年前，在我孤獨憂患和坎坷的青年時代，是湖南學界的師長們及時地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使我能一步步的從京城走向世界。今天，還是二十年前幫助過我的那些師長們，又在黃自隨學弟的身上傾注了全部心血！我總算明白了“湘學”一直盛行不衰的原因。 
但是，我的憂慮還是滿多的。首先，在對專業術語的使用上，時有不規範之處。比如，在該書第175頁上有“金銅銘器”一語，在第208頁上又有“青銅銘器”一語，這就顯得極其生硬。標準用語應該是“銅器銘文”或“金文”。這樣的例子還出現在他對文化人類學理論術語的使用上（如果不是國內翻譯術語不準確的話）。其次，該書有的章節，論述就極為粗糙。特別是《論屈原水死》、《對水的原型之考察》、《“主”考》、《夏、商、周之名試釋》四章內容，我感覺才剛剛開始進入本題，幾個重大問題已經隱約可見，正當我準備高呼“英雄所見略同”想讚嘆他的眼力時，他卻已經收了筆。這使我開始審視他對這幾個問題的看法是否已經到了相當的深度？當然，我也把該書《金石與青銅鼎崇拜》和《論酒》兩章直斥為“通文胡說”。因為他對銅鼎·酒和生殖崇拜之間的比附性論述過多，反映出作者對銅器類型學和古文字學的陌生，也是他在治學方法上“假設”過於“大膽”的結果。在解釋遠古文化的起源問題上，我並不贊同以生殖崇拜說來“放之四海”的那種研究方法和立場。其三，對原始史料挖掘不足，這是我對全書的一個基本評價。比如，該書在《原始宗教生殖崇拜》一章中，引用的論據還是老掉牙的漢畫像磚石上的伏羲女媧交尾圖像來論說。而實際上，最近在山東出土的周代陶盉上已經出現了交尾蛇的圖像，這為伏羲女媧交尾傳說的產生年代和地區提供了最為直接的力證。詳細可見拙著《金文氏族研究》第124頁。在《論巫史》一章中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如果他沒有讀過日本漢學界著名的上古文化史家小南一郎博士有關“史”的起源問題的著名論文的話，那我並不能指責他什麼。然而，國內學者如閻步克教授，國外華裔學者如周策縱博士皆有專書專文研究過巫史問題，可在本書中卻看不出一點痕跡。或許，他對此似乎並不知道？在對巫咸·巫彭和巫尫的神話學考證上，作者用力頗多——我恰恰已經寫有近十萬字的《巫彭巫尫考信錄：對荊楚文化和原始宗教信仰的思想史研究》一本小冊子待出——所以，我建議作者可以以此作為一部專著，來進行更為深入的考證和研究。我很願意就此問題和他進行交流，包括合作研究。 
在涉及到具體的考證方法上，作者不可避免地時常出現以“今”釋“古”的現象。即，以漢代以後的史料和現今少數民族地區史料來解說先秦文獻。如，該書第41頁對“中”字的考證。類似的問題還很多。文化人類學的考證方法多大程度上能夠復原遠古時代的史實，這是中外正統的考證學家們所置疑的問題核心所在。從德國歷史語言考據學派到日本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一般是對此持否定態度的。當年法國漢學家以雲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舞蹈和歌謠來解讀《詩經》，就遭到了德日兩國漢學大師們的聯手反駁。如果作者能夠對此有所覺察的話，或許他在《論屈原水死》、《對水的原型之考察》、《“主”考》、《夏、商、周之名試釋》四章中一些“大膽的假設”（如他對夏商周之得名的假設，他對青銅鼎之取象的假設等等）就可以避免了吧。 
時下的學術界，願意認真做考證研究的學者並不多見。僅有的幾篇考證文章，又多是非帛既簡的內容。儘管那些“考證”，又多是只證不考，實在讓人倒胃口。一個普遍的現象是：在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上，以論代考的現象十分嚴重。當然，這需要紮實的西學功夫。沒有腳踏實地的閱讀西文原著的功夫，是當不了李澤厚的。當不好反而給人以“以小說家的身段來寫思想史”的感覺。 
對上古神話進行思想文化史的解讀性研究，是件非常艱巨的工作。首先着眼點的選擇就是個蜀道難的大問題。在這方面成功的典範前有丁山教授的《中國古代宗教神話考》一書，後有張軍博士的《楚國神話原型研究》一書。趙國華教授《生殖崇拜文化論》一書的本義不在於此，而何新教授的《諸神的起源》一書乃至此書的幾次修訂本，和丁張兩書相去尚遠。 
通覽本書，作者居然沒有注意到感生信仰和生殖崇拜之間的關係問題，沒有注意到火歷和寒食在建構上古思想文化史上所起到的特定的作用和意義問題……這是讓我非常惋惜的。我曾設想著述《感生帝說的研究》、《寒食與火歷》、《西周初期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職能》三部專著，來建構我的上古文化發展史觀。出於對同道的景仰，我以為他一定有不少和我“所見略同”的。但是，至少目前為止，我還有待觀望。另外，對國外研究資料和國內金文資料在使用上的不足，也是讓我為此感到遺憾的原因之一。 
在道出我的這一喜和一憂之後，我特別想肯定作者力圖重新建構上古文化起源觀的努力。不談學術觀點，從學術著作的總體構成上來說，本書是極為適當的。這反映了作者駕馭學術史料和學術理論的能力，已經遠在時下的古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水平之上！為此書作序的王立新教授，是我的朋友之一。作者在後記中所答謝的不少人和我也是非師即友的關係。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這部書的作者學術能力已經達到了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的一般水準。我從本書的結構上多少看出了作者的鴻篇巨製的目標。希望他能以此作為起點，加以時日，一篇優秀的博士論文和一名優秀的上古思想文化史家就要出現在湖南學界！ 
《生殖崇拜和中國青銅時代》，黃自隨著，遠方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