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祭祖禮>述評》 

近幾年來，在先秦史研究領域隨着劉源先生的論文一篇接着一篇的發表，他的大名也正一日高過一日，這讓我對這位一向很謙虛、嚴謹長於深思熟慮的學弟倍加注重。無論是他的甲骨文研究還是金文研究，他都提出了讓學界同仁交口稱讚而又持之有理的觀點。 
在這一領域的學者中，六、七十歲上下的有劉雨先生和劉一曼先生，四、五十歲上下的有劉恆先生和我，而三十歲上下的就數劉源學弟了。劉喜海、劉心源和劉體智自然也就成了我們敬慕和效仿的從清代中期到民國時代專治金文的劉姓本家了。其實，這一領域的研究活動本來就是由宋代金文學家劉敞——我們這一劉氏本家之祖——率先開始的。 
我認識劉源先生是2003年的春夏之季。那時因為眉縣銅器的出土，《北京晚報》約我和他共同撰寫有關的報道文章。於是，在那年3月20日的晚報上同時刊發了我的《眉縣新出青銅器展觀展記》和他的有關眉縣新出青銅器銘文的釋文和譯文。那時，我們雖然未曾見過面。但是，著名古文字學家王宇信先生轉告我說：劉源看了我的文章，並對我也姓劉、也研究先秦史和西周金文表示了意外的驚喜。當時，王宇信和宋鎮豪二位老前輩還曾計劃安排我和他在社科院歷史所進行一場專題學術報告。但是，此一正常的學術交流活動卻因一位權威人士無端阻止而告終。直到2004年夏我去參加國際殷商文化學術研討會時，我才得以和他相見。會上，他告訴我說馬上要出版他的《商周祭祖禮研究》一書。我當下十分驚喜。因為我那時剛剛出版了《金文廟制研究》一書，商和西周的祭祖禮問題困擾了我好長時間！所以，我不得不對有些重大問題給予了迴避。現在，劉源先生說他已經完成了一本與此相關的專題學術著作。怎能不讓我倍感欣慰。所以，當我得到他的贈書後，我立刻終止了一切活動，專心致志地、從頭到尾細細閱讀此書。 
劉源先生的此書試圖通過對甲骨文、金文等眾多先秦歷史文獻的考證，探討商周貴族階層祭祖禮的演進過程和規律，並對當時國家結構和社會組織形態進行研究和考察。他的切入點就是對商周祭祖儀式類型的研究。他主張以往的祭名說並不能反映商周祭祖活動的實際情況，因此他以“祭名動詞”來代替以往的祭名說。並且又把這一“祭名動詞”劃分為“說明祭祀目的的動詞”和“說明儀式內容的動詞”兩大類。這一新的劃分標準的確為理解繁雜的商周祭祖活動帶來不少的便利。這一主張或許會開啟從傳統的字義研究走向語法學的功能性研究的傾向。誠然，以往的學者們也注意到了對祭名內涵的研究。從羅振玉到現代各位甲骨學家一直對此十分關注。劉源先生認為：“祭名是用來說明祭祀類型的，還是用來證明祭法或祭儀的，目前學術界還沒有準確的看法”（P22～23）也正是有鑑於此，他才提出了“祭名動詞”來取代以往諸說。他在肯定了島邦男先生的以祭儀說解釋商代五種祭祀活動的觀點是“富於啟發性的，可以豐富我們對祭祀儀式內容的認識”（P24），同時，他也看到了島氏此說“失之籠統，缺乏對術語內涵的清晰說明，在研究中不易把握”（P24）的缺點。 
坦率地說，通讀劉源先生的這本大著還是需要有相當的學術功力和毅力的。因為他的這一研究在時下學術界屬於那種又偏又難的一類選題。對於我來說，實際上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活動。有些觀點，我還是有點疑惑在心，現在略加說明以快朵頤，並希望劉源先生能給予指教為盼。比如關於出組王賓卜辭的解釋問題，劉源先生理解為“王賓顯然有王往某地之義”（P44）這就和郭老的儐相說、李效定的儐敬說等先生的主張有了很大距離。但是，如果把“王賓”理解為“顯然有王往某地之義”的話，那麼出現在西周初期文獻中的“賓於王”一詞又該如何解釋呢？再如他在書中對四時之祭的否定，認為是“得不到西周、春秋時代可靠史料的支持”（P61），我在此要持保留意見了。詳細主張，我在拙著《金文廟制研究》一書中已經提供了相關的證據和證明。 
此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專刊甲種之四，商務印書館和歷史研究所的眼光和氣魄，以及朱鳳瀚和常玉芝兩位著名甲骨學家為此書作序，也為此書增光不少。 
最後想說的是：感謝劉源先生的此書，豐富了我對商周廟制問題的認識，開拓了我的研究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