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學所藏鈔本水經註疏概述 

前 言 

楊守敬和熊會貞合著的《水經註疏》一書，先後修改和抄寫多次，所以有關此書的版本問題，也就成了中外酈學研究的一大首要問題。一般地說，迄今為止《水經註疏》一書先後有五種鈔本存世，即：第一種，日本京都大學所藏鈔本《水經註疏》。第二種，中國科學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鈔本《水經註疏》。第三種，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鈔本《水經註疏》。第四種，中國科學院所藏稿本《水經註疏》。第五種，武昌亞新地學社1949年所排印的鉛字本《水經註疏》。儘管有的學者堅信《水經註疏》還有更多的鈔本和稿本存在，但是，至少目前為止，只有這五種版本存世。以上五種版本中，又前三種版本大致完整，而後兩種版本則只是各存一冊而已。其中，第二、第三種版本在大陸和台灣地區的先後出版，對於酈學的普及和研究產生了一定影響，而第一種版本由於長期流傳和保存在國外，至今尚未影印出版，所以對它的實際存在價值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認定和提高。 
筆者在日留學的十餘年期間，曾先後多次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東洋學文獻中心圖書室，查閱和研究該鈔本。又曾在日取得文學博士學位後，以京都大學文學部（博士後）研究員的身份，對該鈔本進行了專業化研究。幾年下來，可以說我對該鈔本的每一頁都進行過認真和仔細的研讀。不僅如此，和此鈔本有關的中外學者的研究論文和借閱活動，我也略知一二。更為重要的是：在京都大學期間，我終於取得了一套此鈔本的真實原大而又清晰無比的複印件。這使此鈔本在中國和日本兩國首次有了複印本存在。 

與此同時，因為陳橋驛教授在《關於<水經註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中若干不當介紹的誤導，致使國內外學術界對此鈔本還有幾點誤解存在。現在，我將此鈔本的詳細情況概述如下： 


一 京都大學所藏鈔本《水經註疏》介紹 

京都大學所藏鈔本《水經註疏》共計四函三十八冊，原始抄本應該是四函四十冊。但是，此鈔本自當初傳到日本之時就已經缺了兩冊，因此，陳橋驛教授在《關於<水經註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所言“鈔本分裝四函，共四十冊”之說，實則有誤。 
現將這三十八冊圖書保存編號和每冊鈔本頁數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函收八冊，現在圖書編號分別是由1951306到1951313，每冊鈔本頁數分別為56、95、55、72、102、72、57、68頁。第二函收十冊，現在圖書編號分別是由1951314到1951323，每冊鈔本頁數分別為82、79、57、21、58、64、59、78、39、17頁。第三函收九冊，現在圖書編號分別是由1951324到1951332，每冊鈔本頁數分別為93、44、45、99、48、69、69、77、52頁。第四函收十一冊，現在圖書編號分別是由1951333到1951343，每冊鈔本頁數分別為61、55、55、69、32、50、70、62、63、58、84頁。圖書編號用章為長方形章，上一行刻有“京都大學”四字，下一行刻有圖書編號。 
從內容來看，此鈔本缺第二十七卷和第二十八卷。因此此鈔本只有四函三十八冊。 
現將每一冊鈔本的詳細情況說明如下： 
此鈔本每一頁按豎行抄寫。每行二十五格，每半頁八行。《水經注》原文一字一格，用大字。而《水經註疏》正文則兩字一格，用小字。在每一頁(即下半頁)最後一行上部，注有該頁經文字數和疏文字數。經文字數以“大□□□”來表示，疏文字數以“小□□□”來表示。在每一卷最後一行上部，注有該頁經文字數和疏文字數。經文字數以“經注□□□字”來表示，疏文字數以“疏□□□字”來表示。 
全部鈔本使用字數分別為：第一冊用大字6957字、小字29021字。第二冊用大字6884字、小字26400字。第三冊用大字11282字、小字49422字。第四冊用大字9730字、小字34311字。第五冊用大字12352字、小字52389字。第六冊用大字9577字、小字33012字。第七冊用大字4744字、小字22659字。第八冊用大字8803字、小字32429字。第九冊用大字12022字、小字35873字。第十冊用大字9689字、小字39499字。第十一冊用大字7733字、小字26746字。第十二冊用大字2821字、小字9104字。第十三冊用大字8867字、小字26039字。第十四冊用大字9021字、小字29271字。第十五冊用大字8991字、小字24561字。第十六冊用大字10781字、小字36361字。第十七冊用大字5701字、小字17563字。第十八冊用大字2119字、小字8088字。第十九冊用大字11617字、小字47062字。第二十冊用大字5999字、小字21462字。第二十一冊用大字6261字、小字26418字。第二十二冊用大字7593字、小字30916字。第二十三冊用大字13778字、小字22818字。第二十四冊用大字61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五冊用大字9337字、小字33442字。第二十六冊用大字10764字、小字36235字。第二十七冊用大字7224字、小字23199字。第二十八冊用大字62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九冊用大字7858字、小字25771字。第三十冊用大字5891字、小字沒有註明字數（顯為抄寫時所遺漏）。第三十一冊用大字7431字、小字36795字。第三十二冊用大字4886字、小字14001字。第三十三冊用大字4998字、小字27663字。第三十四冊用大字10004字、小字32026字。第三十五冊用大字8876字、小字27499字。第三十六冊用大字7745字、小字30704字。第三十七冊用大字7028字、小字28658字。第三十八冊用大字10985字、小字39500字。 
經文頂格抄寫，疏文空出第一格，自第二格開始抄寫。第五卷第七和第八頁的下半頁有撕裂痕，但不影響最下面一格文字的認定。名為清鈔本，但是在第四卷第70頁下半頁的第四和第五行上方留有陳舊墨點三處。從顏色看，和鈔本墨色相近，可以斷定為是鈔本作者在抄寫時所留。 
在每一冊卷首右下方都有用黑色鋼筆書寫的“森鹿三”三個字，名字是寫在一個長方形印章中的，印章中預先刻有“寄贈”二字。這是京都大學在接受贈與圖書時使用的一種固定印章。並非如陳橋驛教授在《關於<水經註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中所言的“每卷首均有毛筆正楷‘森鹿三氏寄贈’六字”。 
所用的稿紙是淺綠色格紙。我仔細查看了用紙，不象是印刷出來的稿紙，因為每一頁稿紙都在固定的位置上出現彎曲的格線，加之微微散出的油墨味，所以極有可能是用手繪製在蠟紙上油印而成的自製稿紙。 
此鈔本《水經註疏》的署名是“後魏酈道元撰 宜都楊守敬纂疏 門人枝江熊會貞參疏”。 
此鈔本最初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第五代所長森鹿三博士個人收藏保存，而後他本人把此鈔本寄贈給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並開始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室保存。2000年4月開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下屬的“東洋學文獻中心”更名為“漢字情報研究中心”。於是，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圖書室收藏的這一鈔本正式移交給了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字情報研究中心閱覽室下屬書庫收藏保存。 
以上數次變動，圖書編號不變。 
現鈔本上留有多處修改和眉批，這是陳橋驛教授文中所沒有提到的。或許是他時間匆忙沒有看到吧。修改所使用字體和墨色，與鈔本相近。通覽修改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種形式：其一為增加標點，其二為修改鈔本中筆誤之字，其三為對個別用字進行圈點，其四為貼原稿紙重抄。從顏色和字體看，和鈔本墨色和字體相近，可以斷定為是鈔本作者所為。 
眉批大多數使用鉛筆書寫，從第二十三冊開始使用紅色筆（即國內市場上的所謂紅藍鉛筆，而非傳統的“硃砂批”）書寫。眉批內容也可以分為四種形式：其一為對鈔本內容進行刪定，其二為對圈點的個別字進行解說，其三為考證版本，其四為對正文內容進行補充說明。眉批沒有註明出自何人之手，但從使用的鉛筆和書寫字體來看，眉批內容肯定出自森鹿三博士之手無疑。 
現將眉批部分內容舉例說明如下： 
如，第一冊第一頁下半頁第二行，現鈔本作“三字非也”。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側用鉛筆圈住“三”字，並修改為“山”字。即正確原文應該是“山字非也”。再如，第一冊第十一頁下半頁從下數第六字，現鈔本作“東”字。森鹿三博士也是在字的左側用鉛筆圈住“東”字，並在此頁天頭部位加有如下眉批“要刪。東字尚作西，或作西南”。這裡的“要刪”，是指根據1905年刊行的《水經註疏要刪》一書。此書是定稿本《水經註疏》的前身，在此書中，“東”字作“西或作西南”。又如，第一冊第十三頁上半頁第七行和第八行，先被原鈔本作者修改後貼稿紙重新抄寫為“字誤當以也國東南登山”，又被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側用鉛筆圈住“也”字，並在此字旁修改為“此”字。即正確原文應該是“字誤當以此國東南登山”。換句話說，眉批是森鹿三博士對鈔本所作的校勘。 
實際上，楊熊二人生前就已經知道稿本需要精心校勘。賀昌群教授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經註疏》的出版說明中就曾說“據說熊會貞臨終時，亦曾以此稿錯誤頗多，未經修改為憾”。 

二 京都大學所藏鈔本《水經註疏》的由來 

最早提到此鈔本問題的，出自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的內藤湖南博士。他在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聞》上刊發的訪中視察報告中第一次向日本漢學界介紹了這一鈔本：“在我到達武昌期間，我到菊灣（即菊花灣）拜訪了楊守敬的遺族，並且拜訪了楊的高徒熊會貞。當我問起讓我非常掛念的楊守敬的未定稿《水經註疏》一書去向時，熊會貞告訴我說他正在整理着楊守敬的稿本，兩三年後就該完成了。說着他就拿出了兩三頁清鈔本手稿讓我觀看。” 
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內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託，從上海到武昌拜訪楊守敬的孫子楊樹千和熊會貞二人，當時的翻譯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學東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一文中以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見過熊會貞的人”，由上述資料來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說是不準確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發表了《熊固之翁的追憶》一文，文章中特別提到說“他讓看了放在書桌上的手稿，從內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寫的稿本都堆放在那裡”。六、七遍抄寫之說也見於劉禹生的《述楊氏水經註疏》一文中“書凡六、七校”。可見此說不誤。 
具體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鈔本問題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一文：“武漢某人給森鹿三來信，說已經弄明白了《水經註疏》鈔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話，可以通過他的介紹，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鈔本的手寫複本。於是，大喜過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這份鈔本。幾個月後，這份鈔本就被逐漸地送到了日本”。正是因為經歷了幾個月的逐漸送達過程，所以才會有第二十七冊和第二十八冊丟失一事出現。而這裡的所謂“武漢某人”只能在楊樹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產生。因為這裡的“武漢某人”即可以指“在武漢的某個中國人”，也可以指“當時在武漢的某個日本人”。我曾在2000年3月致函給日比野丈夫博士，向他請教“武漢某人”的具體指代問題。遺憾的是沒有得到他的任何回答。不過，沒有回答就等於有了回答，即說明我對“武漢某人”的指代分析是正確的。 
又據陳橋驛在《關於<水經註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談及，說森教授生前曾親口告訴他，熊會貞當年曾許森錄出一部《水經註疏》的副本。當時相互間訂有一項君子協定，即在中國未出版此書時，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這部鈔本”。並不排除此說有為森鹿三開脫“盜取版本”的嫌疑。因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經註疏》的出版說明中，賀昌群教授已經點出了“抗戰期中武漢淪陷時，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壓力”。連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楊守敬的〈水經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計想盜取此書手稿的傳說一直流傳在中國”一事。不過至少可以說明《水經註疏》到了熊會貞定稿前後至少有了三套鈔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處（後為中國科學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楊勉之處（後為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會貞處（後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還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劉禹生的《述楊氏水經註疏》一文中就已經說了“書凡六、七校”。而又依據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鈔本《水經註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楊熊合撰水經註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趙戴諸家之說，悉皆載入。晚年覺其篇幅冗長……定為四十卷”。誠如是，則八十卷本的《水經註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四十卷本的定稿不過是個刪節本而已。因此，所謂“熊會貞當年曾許森錄出一部《水經註疏》的副本”之說，可能只是熊的一種託詞。而八十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們從出售給森鹿三博士的這份稿本中可以猜測：被楊守敬的孫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灣中華書局出版的那部），或許不過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罷了。其中，據李子魁教授所說“熊氏深慮稿本失傳，許漢口華實里書商徐行可鈔錄副本”。則科學出版社那套稿本不是出自熊會貞的親筆。李氏此說就和賀昌群的“這部稿本是熊會貞生前寫訂的，同一書手，同一時期抄錄兩部”之說完全矛盾。 
總之，這部鈔本就是這樣到了日本學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間，森鹿三博士曾領導了一個研究小組，對此鈔本進行了專門研究，也許寫在此鈔本的天頭地角上的那些眉批就出自這一時候？而後，他又把此稿本送給了京都大學。 
在2000年的上半年，我集中精力以京都大學所藏鈔本《水經註疏》為基礎，對比科學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鈔本《水經註疏》和台灣中華書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鈔本《水經註疏》兩種版本的異同，進行了匯校研究，並寫出了數萬字的校勘筆記。中國學者閱覽此鈔本的時間之長，可以說無有過我者。在此先成此文，以就正於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