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證據說視野下的京都考證學派（上） 

【內容提要】四重證據法的討論發端於近年來國學方法論與時俱進的更新需要。國內外學術界在進行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和歷史研究時，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多重證據的思路，這對時下的四重證據的探討說有重要借鑑意義。有鑑於此，本文以四重證據說為理論參照，對日本漢學界著名的京都學派漢學家們的學術研究方法，進行重新審視和評估，兼及該派方法與留日的中國學者羅振玉、王國維等人的關聯。 

【關鍵詞】四重證據說、日本漢學、京都學派、考證學 

文學人類學和歷史人類學作為現代學術研究的新模式。在方法論上與傳統的乾嘉考據學相對接，王國維最初提出“二重證據說”，即是指史書記載與出土文獻相印證。到90年代饒宗頤、楊向奎、葉舒憲等分別提出“三重證據說”。於是，人類學視野與研究方法的介入給傳統國學帶來了研究模式的變新。再到21世紀初，葉舒憲提出了“四重證據說”，即把考古得來及傳世的器物、圖像等列為文化研究的第四重證據。由此引發出當下國學方法論更新的特點話題之一。 

二重證據說首先出自王國維。他主張： 

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說,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 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 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斷言也。 

這裡出現的“紙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在語言敘述上顯然有着審美的考慮。“紙上”對“地下”，“舊文獻”對“新材料”。曾經研究過美學的王國維，連寫文章也在追求一種審美效果。 

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一文中，他繼續主張： 

古來新學問大都由於新發現。有孔子壁中書出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 有趙宋古器出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然則中國紙上之學問, 賴於地下之學問者, 固不自今日始矣。 

那麼這裡的“地下之新材料”、“地下之學問”是否只是局限於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史料呢？顯然不是這樣的。 

李零就曾經主張：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中所謂的“地下之材料”就是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即使時間擴大一點，再加上西域漢簡、敦煌卷子，其研究也還是以文字為中心。這些發現基本上都是非發掘品，或者雖經發掘（如斯坦因發掘的西域漢簡），也不是從考古學的角度去研究。它和後來的考古發掘有緣，但嚴格講，還是屬於金石學的範圍，只能叫“新金石學”，還不是“真考古學”。而李學勤、朱淵清、彭華等先生則主張：在1925 年,中國的現代考古學剛剛發軔。作為中國人自己首次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田野發掘,是1926 年進行的。至於1928 年開始的河南安陽殷墟發掘,則已是王國維所不及見。在這樣的條件下,王國維講義提到的“地下之材料”僅有甲骨文、金文,但從他廣闊的學術視野而論,應該是泛指種種考古文化遺存。其實大致可以分作兩類，一是實物證據，一是文字證據，因此,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說”實際是對古史研究中歷史學與考古學關係的表述。顯然，李零之說有失偏頗。筆者贊同李學勤、朱淵清、彭華等先生之解釋。 

陳其泰主張： 

錢大昕利用碑刻史料與歷史文獻互相比勘解釋對考證元史問題等項得到創穫, 可視為“二重證據說”的萌發。 

王國維《毛公鼎考釋序》中說： 

自來釋古器者, 欲求無一字之不識, 無一義之不通, 而穿鑿附會之說以生。穿鑿附會者非也, 謂其字之不可識, 義之不可通而遂置之者亦非也。文無古今, 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 人人能讀之能解之, 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 今日所以難讀者, 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苟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 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 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 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 即甲以推乙, 則於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 必間有獲焉。然後閥其不可知者以侯後之君子, 則庶乎其近之矣。 

對此，陳其泰認為：“這段總結, 可視為‘二重證據說’之初步表述。”此一結論或許還值得商榷。因為清代史學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一書也曾公開主張： 

搜羅偏霸雜史、稗家野乘、山經地誌、譜諜薄錄, 以及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 旁及千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家墓、祠廟伽藍、碑礴斷缺之文, 盡取以供佐證。 

上述觀點也可以作為二重證據說的前奏，雖無其名而有其實。 

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一文中總結為：“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異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陳氏這一解釋很重要，已經變成日本漢學京都學派羽田亨等人考證學方法的直接淵源。 

第一，紙上之材料 

眾所周知，對中國珍貴文獻的搜求和占有已經成了當時的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家們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日常工作”了。每一個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家們的手上，都曾經利用合法程序和非法手段雙管齊下，占有過中國珍貴的文獻資料和傳世文物。從紅山文化玉器、殷墟甲骨文物、敦煌文物、宋元善本直到稿本楊守敬《水經註疏》等等。東京帝國大學和京都帝國大學以及其他日本的著名大學之間甚至展開了收購和占有中國珍貴文物的拉力賽……1935年 12 月《中央時事周報》上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寫本目錄》一文，神通廣大又深明此道的羽田亨並不甘心落後於他人和這個難得的掠奪中國文物的時代，於是，他在日本企業界有實力的老朋友三島總裁和武田總裁這兩位大企業家的豐厚的財力支持下，羽田亨出面親自考察驗證後，委託某位在華日本商人全數代為收購了著名藏書家李盛鐸家中的敦煌文獻，然後保存在著名的杏雨書屋。而這兩位財界大老，後來又出巨資在京都帝國大學建立了豪華而典雅的羽田亨紀念館。 

狩野直喜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和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開創者之一，是日本中國學中的實證主義先驅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支那學派”、亦即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三大創始人之一。他先後留下了《中國哲學史》、《兩漢學術考》、《魏晉學術考》、《支那文學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學》、《支那小說戲曲史》、《論語孟子研究》、《支那學文藪》等漢學研究名作，還留下了大量漢文古體詩。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哲學史第一講座首任教授高瀬武次郎曾經評價說： 

“狩野博士的學術體系來自清朝考證學派。在日本學術界繼承了大田錦城—海保漁村—島田重禮這一學術體系的，是接受過島田先生親自教導的狩野和我等人。” 

京都帝國大學支那哲學史第一講座第二任講座教授小島祐馬也主張： 

“在東京帝國大學中接受過島田先生指導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繼承了他所傳授的清朝考證學的傳統並發揚光大的人，除了狩野先生就再也找不出別人了。” 

受晚清時章學誠史學思想的影響，作為支那哲學京都學派的實際開創者之一，狩野直喜主張，中國哲學史本質上是對中國古代經典學術研究的歷史。因此之故，從漢唐訓詁學到宋明理學，從孔孟儒學到諸子百家，都被他列為“支那哲學史”的當然研究範圍之列。 

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這是他從他的老師島田重禮那裡繼承下來的老本行。根據他對中國古典思想發展和變化的了解，他把中國哲學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孔子以前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漢唐時期、宋元明時期、清代。如果我們把前兩個時期看成上古的話，漢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劃分問題，在狩野史學那裡可以說是雖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見略同”的。那麼他和內藤史學的斷代差異首先出現在“清代”獨立於“宋元明時期之外”這一顯著特徵。古典學包括了對古典的考證學，基於這樣一種觀念，狩野直喜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給清代以特殊的意義和地位，學術史成了哲學史的集中表現。而考證學作為經學的輔助，成為哲學史的研究範疇。 

如果說內藤湖南喜歡讀趙翼，那麼狩野直喜更喜歡讀崔述。後來，他還將在北京購買的《崔東壁遺書》贈送給好友那珂通世。從此，那珂通世手批本的《崔東壁遺書》就成了日本學術界、出版界的一件搶手貨。但是，崔述在治學方法論上的疑古思想只是成為他堅定了在學術研究中貫徹清朝考證學的一個依據。因此，他在《中國哲學史》一書中就特別表明了他對崔東壁的批判： 

“在崔述的觀點中有非常有趣味的內容。今天我們很公正地考察他的學術價值的話，畢竟在中國經典並不是個可以隨便懷疑的對象。而他卻能脫離這一傳統，以獨立而自由的觀點，對經典進行顛覆，這對於學術的發展功不可沒。……但是，借鑑考古學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顯然這是他的不足之處。” 

其實，在治學方法論上從對懷疑論的肯定走向實證的考證學，這兩者之間的距離並不遠，可是卻有着方法論上的本質差別。在這一點上，也許狩野直喜在超越了崔述之後才決定把崔述的著作送出？這表明了他對疑古思想的重視，也顯示了他走向實證的選擇。 

“用中國人自身的解釋方法去研讀中國原典”，這是狩野直喜一貫主張的方法。而所謂“中國人自身的解釋方法”也就是清代傳統的乾嘉考證學和傳統的從訓詁和版本目錄學入手研究儒家經典的方法。狩野直喜認為這是研究漢學的基礎。 

當然，我們也必須提到重野安繹對日本史學、日本漢學研究方法上的以考證學為主的研究模式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他是日本整個歷史學界和東洋史學學科的真正創建者。因為他注重考證而抹殺一切虛妄的史料記載，被人稱為“抹殺博士”。他的學生白鳥庫吉後來提出了著名的“堯舜禹抹殺論”的觀點，白鳥此說和他的學術啟迪有直接的學術淵源關係。正是因為早在重野安繹主持東京帝國大學的歷史學科創建時代就已經開始形成了考證學的實證主義史學研究模式，在這一點上，他和島田重禮不謀而合，他們二人才是日本近代漢學出現實證主義考證思潮的早期先行者。因此本文作者對國內學術界某些學者所竭力鼓吹的什麼羅振玉、王國維二人1911年東渡日本才使日本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出現考證之風等等觀點，一直斥之為虛妄不經之談、主觀想象之說！要知道：島田重禮和重野安繹二人聯合一起從1883年開始在東京帝國大學推廣實證主義的考證學研究模式時，羅振玉剛年滿17歲、王國維則剛滿7歲！當德國歷史語言考據學派的史學大師瑞斯(Ludwig Riess)出任新設立的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史學科（即歷史系）主任教授、公開傳授歷史語言考據學派的史學研究理論時，羅振玉年滿21歲，王國維年滿11歲！因此，不論從東洋史學東京大學的歷史還是從東洋史學京都大學的歷史來考察，根本不可能得出“羅振玉、王國維二人1911年東渡日本才使日本的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出現考證之風”的結論。 

剛才我們肯定了陳寅恪對二重證據說的解釋，而充分實現了這一解釋的當推日本漢學家、西域學京都學派創始人羽田亨。 

因為羽田亨的考證學特點就是先從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學入手，因此，他的論著對西域和中亞地區語言文字的研究，有其突出的貢獻。完全符合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一文中總結的“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異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三個特點。而他自己在論著中也曾經對歐洲的這一研究方法進行過如下總結： 

“由於歐洲比較語言學的發達，當18世紀末，歐洲學者熱心研究梵語（印度古語）、贊德語（波斯古語）等，從而發現它們與希臘語、拉丁語、日耳曼語、凱爾特語之間在詞彙和語法方而有許多相同點。1786年瓊斯（William Jones）提出這種相同點出自共同根源的學說，實為此學說奠下不可動搖的基石。1833年後，德國語言學家鮑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語、贊德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哥特語、古代斯拉夫語、德語等比較語法，建立了印歐比較語言學這一學科。據這種研究，歐洲現存語言（除巴斯克語、芬蘭語、匈牙利語、土耳其語等以外）都屬於同一語系，與亞洲現存語言中屬於梵語系統的印度諸語，屬於贊德系統的伊蘭諸語（Iran與Arya為同一詞源，為波斯稱亞利安民族之用語）以及阿爾明尼亞語等有密切關係，都包括在所謂的印度—日耳曼語系之名下。於是，進而提出這些屬於同一種之語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語，而說這些語言的人應出於同一祖先的學說。這種學說最初出現在從事語言學研究的人們中間。他們根據梵語、贊德語是印歐語最古形式這一點，提出亞洲、尤其是中央亞細亞為該語言之搖籃地。如波特（Angust Pott）認為由錫爾河、阿姆河兩大河所灌溉的喜馬拉雅山之北、裏海之東地方為此民族之發祥地。此說至上一世紀著名梵語學家繆勒（Max Müller）遂其大成，幾成為當時學術界之定說。他把鮑朴等稱作印度—日耳曼語、法國英國學者稱做印度—歐羅巴語的語言簡呼之為亞利安語。把這個原指印度伊蘭語的名稱用來總稱印度—歐羅巴系的語言，並於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斯拉夫人、凱爾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於同一房頂之下的亞利安族的理論，並因語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亞利安族中而認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臘人、羅馬人、凱爾特人、條頓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統率者遷到歐洲海岸之前，亞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亞細亞的最高地，說一種尚未分化為梵語、希臘語、日耳曼語，但已有此等諸語言的方言胚胎的語言。” 

通過上述論述，我們對歐洲的歷史語言學和比較語言的由來基本上已經有了初步了解。而這正是羽田亨論述簡潔而清楚的特點所致。當我們看到東京帝國大學的白鳥庫吉、羽田亨的大學時代的導師也是位精通十幾種中國邊疆地區和中亞地區的語言和文字的歷史學家時，就不難看出羽田亨在大學時代接受白鳥庫吉指導的痕跡了。西域和中亞地區語言文字種類繁多，而且解讀十分困難，因為不少語言文字已經人去樓空，成了死文字。比如，著名的《郎君行記碑》，那上面使用的文字究竟是何種文字，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到了1925 年，羽田亨發表了《契丹文字之新資料》一文，第一次揭示出《郎君行記碑》上所刻文字契丹文字，不是以往所以為的女真文字。他的這一結論在解釋了部分碑文內容之後成為定論。從此，契丹文字的研究開始走進了學術界。羽田亨的研究使紙上舊文獻在歷史語言學的角度上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再如對西藏歷史和語言的研究上，羽田亨對《序聽迷詩所經》名字“序聽”即景教的“耶穌”的解讀，也是具有重大啟發性的。有關這一問題，可以參見佐藤長在《日本西藏歷史研究的起源和發展》一文中表達的一段定評如下： 

“序聽迷詩所經(以下簡稱序經)。此經為日人高楠順次郎博士所藏。全經共一百七十行，每行約十七、八字，是所有景教經典中最古的一篇，大約在景教入唐後不久，奉唐太宗之命寫成的。經文文字晦澀難解。根揍東洋史權威羽田亨的說法，此經的題名‘迷詩所’的‘所’字為‘訶’字的誤字，所以‘迷詩所’應為‘迷詩訶’，即景教慣用的‘彌師訶’，是默西亞的音譯。‘序聽’的‘聽’字可能是‘數’或‘鼠’字的誤字，全名應為‘序鼠彌師訶’即‘耶穌默西亞’( 序鼠或序數即經文中的移鼠，Jesus的音譯)。全經的主要內容是從新舊約聖經講解基督宗教的教義。” 

公元前128年，當漢代張騫到達月氏時，提到了那裡的都城所在地。但是該地具體位置，一直難以知曉。羽田亨認為該城名字在發育上與“坎塔（kanda）”很接近，而“坎塔（kanda）”就是“馬爾干達（markanda）”的縮寫，只是省略了前面的m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