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地下新材料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交流，使他们双方全得到了好处。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所使用的资料，就有狩野直喜直接从欧洲抄录回来提供给他的。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狩野直喜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当时他无法判断是何字，就大致画出，后来回国后却怎么也不明是什么字了。这些字到了王国维先生那里都成了可以辨识之字。王国维使狩野直喜的手抄资料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信史，这是对双方大有裨益的事情。 

从1909年狩野直喜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他已经熟练运用了二重证据。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中（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盟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正是在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期间，甲骨文献和历史研究的结合、敦煌文物和文学研究结合，确立了古典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促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迅速崛起。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 年 8 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 

高田时雄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也分析说： 

“1910 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回国后，小川琢治发表了《北支那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 

1919年，小川琢治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于是，小川琢治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国内学术界可能又有很多人热衷于谈论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居日期间对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贡献这类话题，在不少人眼中，罗、王二人简直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草创时期学术上的“绍兴师爷”或“学术顾问”。而有的日本学者却又不顾事实真相，提出了王国维受内藤湖南影响才从文学、哲学转行研究史学、经学的主张。双方的观点都是有失公正的。实际上，内藤湖南和罗、王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多的是学术层面的。毋宁说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内藤湖南的心里只是维持在“汉学知音兼学术顾问”性质的半师半友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内藤湖南想同时招聘罗、王二人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晚清政府可能会不同意的吧）婉言谢绝。从亲密关系程度上讲，内藤湖南的第一中国友人是文廷式，而罗振玉的第一日本友人却是藤田丰八。王国维和藤田丰八有师生之谊，当然和藤田丰八的关系更为亲密。甚至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谈到王国维和日本学者的关系时，也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我曾怀疑“藤田、狩野、内藤虎”这个排序很可能是王国维生前曾和陈寅恪先生有过类似的话题。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从汉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来说，排在前两位的“藤田、狩野”是不能和第三位的“内藤虎”相比的。换句话说，罗、王二人对内藤湖南的京都学派的产生究竟具有多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价值和影响，笔者尚不敢轻下定论。 

——以我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前后历史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内藤湖南一生学术形成过程和与晚清学者交往过程来看，真正对内藤史学和京都学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赵翼，而非时下中国学术界所认为的罗、王二人。相反，王国维的甲骨学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却是在和内藤湖南的相互学术交流和启迪中完善的。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序文如下：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田字，从甲，在□中。及通观卜辞，而知田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即乙丙丁三字之在或中者，与田字甲在□中同意），即报乙、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征。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顺冰释。……乃为此考以后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禆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请注意这里的“博士亦采余说”和“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二句，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内藤湖南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甲骨学考证论文是在“博士亦采余说”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而毋宁说是内藤湖南的上述论文启迪了王国维，而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史料中“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的精湛的考证论文，则是他“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而成的。从内藤湖南首先“博士亦采余说”、利用甲骨史料写出并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来看，是内藤湖南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写成的，但是他却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茍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的观点，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史学考证方法的潜在价值，到了王国维史学思想中得到了彻底的运用和成熟。这正是王国维先生的智慧和学识所在！ 

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根据对卜辞中相关资料的考证，证明了《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的该、核、胲、垓、鮌、氷、振等字是由“亥”字讹变而来。结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重新复原了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在这一商代传说和历史人物的考证上，中日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是很多的，也是很及时的。 

因此，有理由说：成功地应用“二重证据法”取得重大成果的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文，是在和内藤湖南进行证据学探讨与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内藤湖南在和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的来往中，特别认识并肯定了他们利用出土文献解释商周两代历史的学术方法： 

“金文和其它文物的相继出土，逐渐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了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倾向。” 

内藤湖南还特别指出： 

“今后值得发展的方向已经很显明就是从对先秦古籍的研究、对金文和殷墟遗物研究的进展而展开的。假如能以这样的方法建构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话，对于鼓吹支那古典学的人来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所谓科学的、进步的结论。” 

而且，罗振玉正是在内藤湖南那里才获知了东北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资料，一览之后大为惊叹，居然发出了“为平生所未及见”的感叹。由此也可以看出罗氏对第二重证据的重视与贡献。辛亥革命局势稳定以后，罗从日本返回天津（罗和王是在辛亥革命前的日本！），立刻开始了《满洲金石志》的整编工作。他还在该书出版的序中说：“满洲古刻石不仅入东方士夫之目，并腾于世界学者之叹”。这里的“世界学者”当即内藤湖南。他出版《敦煌石室遗书》则正是在狩野赠送的钞本的基础上，参照伯希和的照片而成的。 

——当然，我并不否认罗、王二人在和内藤之间的学术交往过程中所带给他的极其重大的学术启迪。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三位史学大师的历史性幸会！在一等一流而不世出的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交往之间，在学术方法论上的相互学术启迪和学术帮助并不是我们时下喜欢“曰师曰弟子云者”那些浮泛之辈所能理解和概括的。我在这里再引用一封王国维致内藤湖南的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王国维1924年1月30日致内藤湖南： 

“湖南先生有道：违教数载，企仰奚似。春间闻贵体违和，极深驰系，后闻快愈，又极欣慰。历次惠赠书籍，顷又蒙赐大著《宝左文》及十二物影片，伏读一过，如亲晤对。先生大著作多以贵邦文字书之，若能将重要者译成汉文，都为一集，尤所盼祷也。” 

内藤湖南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一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作为日本学者的他，因为看到了章氏此书在治学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学术价值，远比中国学者更早更全面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内藤湖南在《支那史学史》一书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适、姚名达、刘咸炘三人对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该书《章学诚の史学》一章中，他首先阐述了自己发现章氏学说的过程： 

“自己第一次读此人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在明治三十三年，那时觉得非常有趣……十多年前偶然得到他全集的未刊本，通读之后，做了这个人的年谱加以发表”。 

而据贝塚茂树的回忆： 

“内藤先生对我说，章学诚这个人，在西方来说，像是社会学，他的带有社会学性质的地方很好。正是如此，是社会学啊。是斯宾塞等那一类型的东西啊”。 

内藤湖南最为赏识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学思想、以及章氏在校雠学和方志学上的突出贡献。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原道说和原学说等观点，深得内藤湖南的赞赏。在《支那史学史》中，内藤湖南还特别肯定了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学术史意义，在介绍这一新学说时，他不惜点出了戴震对方志学的非难，这显然已经暗含着对戴震的批评。 

在内藤湖南和胡适的往来书信中，特别涉及到了对章学诚的研究。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就是在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年谱》基础上的登峰之作。而内藤湖南在读了胡适所写的年谱之后，立刻发表了《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并订正了胡适文中的十五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胡适则虚心接受，并来信表示感谢。 

——正是因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祖师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注重，由此开启了研究赵翼和章学诚的史学著作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看家本领。不了解这一特点几乎等于不了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京都学派早期汉学史上的著名人物西村天囚对第一重证据的重视，使他收藏了上百种研究《楚辞》的中日古籍。根据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一文中的考证，他收藏的上百种《楚辞》研究古籍大致是： 

中国明代刊本十六种。 
中国清代刊本四十余种。 
中国钞本二十七种。 
中国民国刊本十五种。 
日本刊本十二种。 
由此可见，“就规模而言，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就质量而言，则更是可观。”特别是他收藏的日本刊本十二种，“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些都极为罕见。例如，宽延二年十一月皇都书林刊印《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西村天囚在《楚辞王注考异》中从版本学、训诂学的角度发现了不少用字错误和传抄时注解搀入正文的问题，解决了不少《楚辞》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王逸注本中的“此言怀襄二王世不明”一句，西村就敏锐地指出：“王逸以《离骚》为成于怀王之时，而此言怀襄二世不明，乃似《离骚》成于襄王之世，可谓矛盾矣”。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一文中评述：“王逸所见之本，多有遗存，沉淀于《章句》之中，是乃矛盾之源头千余年来无人识破，西村时彦乃较早发现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实属难能可贵”。可见，西村天囚对第一重证据的深入研究，为京都考证学派的兴起贡献了自己的成就。 

现在学术界，著名的神话和古代文学史家小南一郎教授，已经从以第一、二、三重证据的相关使用来考证古代文献。他的研究范围大致包括中国传承文化、古代神话、先秦礼制、古文字学、中国考古学、民间口承艺能、中国宗教史等很多方面。著作甚多，第78卷《东方学报》上专门刊发了《小南一郎教授著作目录》一文。其中《中国の神話と物语り：古小说史の展开》（1984）、《西王母と七夕传承》（1991）、《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2003）、《古代中国天命と青铜器：诸文明の起源》（2006）堪称现代日本汉学界的名著。在楚辞研究上，他的论文《王逸〈楚辞章句〉研究-汉代章句学的一个面向》一文和专著《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代表了他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研究十分精细，考证严谨，几乎完整地再现了桑原史学的风格。在治学上，他平时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结果よりも过程を重んじたい”。1973年，小南一郎将《楚辞》翻译成日文出版。小南一郎认为武帝命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或“离骚赋”这两种说法，其实早在汉代就有流行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还可以找到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小南发现《楚辞章句》中有些注文采用四字一句、隔句用韵的形式，它既是对《离骚》的训释，又是以《离骚》为范本的文学作品，所以对这些训释既可称“传”，也可以称为“章句”，更可以称为“赋”。研究《楚辞》之时，目前，小南一郎还在撰写着研究《诗经》和《山海经》的两部专著。 

在日本京都学派，贝塚茂树也是熟练地使用第一、二重证据考证古代文献的杰出学者。 

他率先提出了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并且将其和传统的对史料的考证性研究精密地统合起来，既重视王国维的地下新材料和纸上旧文献的统一，使京都学派更加完美和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