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现状与路径探索 

说起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也就自然而然地涉及到了两千多年来东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化接受、传播、研究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的等一系列问题。虽然，作为一门学科的西方汉学（sinology）正式出现是1814年12月11日，并且在1838年又产生了汉学家（sinologist）这一概念，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对中国文化的传播甚至可以上溯到商周秦汉时代！今天，单一的欧洲中心论和儒教化的亚洲核心圈早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必然模式和操作平台。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是由来已久的。从早期的殷末箕子入朝，到东汉末年的大儒刘熙等人避难交趾（今越南），再到中古时代日本大量遣隋使、遣唐使的出现，到处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轨迹及其巨大成就。在古代的东亚社会里，儒学确实曾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指代。在古代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传播和接受儒学、研究和解释儒学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必然途径，并且由此又开始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而随着近代西方社会宗教和武力的对华入侵，大量传教士和商人出于传教和经商的需要，在主动地学习汉语和汉文化的时候，被动地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从比丘林到李摩提太，数千名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遵循着这一模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回西方世界，开始了对她传播和研究的历史进程。 
对当然，也必须说明古代社会的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和研究的贡献。这是漫长而悠久的中外学术互动现象。如，唐代时期身在日本的袁晋卿、刘二郎、刘娘；明清时期的朱舜水；还有身在韩国和日本的孔子后代；等等。那个时候，不能直接约请到中国学者，就出现了转而向韩国约请儒学者的现象——王仁来日，成了典型代表。在近代的中西学术交流史上，比如身在法国的黄嘉略、沈福宗；身在英国的谭哲华、李阳平、黄华东、齐玉堂；身在国内的王韬、劳乃宣；身在荷兰的周美叶；身在意大理的郭栋臣；都成了17-19世纪欧洲当时的汉学家们的业余汉语教师和翻译助手、研究助理。 
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特别是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日益发展和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西方传教士模式和东方儒教化模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 
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大致存在如下四种主要路径和模式：第一，传统的传教士和商人传播模式。第二，东西方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模式。第三，文艺影视和新闻媒体、出版载体的输出交流模式。第四，海外华人和国内大学及孔子学院的主动传播模式。 
我特别想说明：汉字和汉语今天已经不是传播、接受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必备的敲门砖。因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东西方文字转译著作的大量出现，尽管汉字曾经被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作为该国通用文字而使用过，但是至今仍然有生命力的却是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思想，致使形成了今天不少汉学家只利用英语或法语、日语、德语、俄语等，而完全不用汉语和汉字就可以进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的奇特现象。一个脱离了汉语和汉字的文化传播，出现在东西方各国!这更加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机制中自有其神秘所在!她可以脱离其生命载体而存在……当周王朝在“礼坏乐崩”中惶惶不可终日之时，儒家的圣人提出了“礼失求诸野”的乐观信念。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过去了，儒学思想及其礼乐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早已流向所“求诸野”，并影响到东西方诸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发展进程。 
就今天东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上述四种传播模式而言，占主导地位的是东西方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模式。而海外华人和国内大学及孔子学院的主动传播模式上，比如，从在北京成立隶属于巴黎大学的中法汉学研究所的出现、到洪业倡议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再到商衍鎏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前往德国宣讲中国传统文化，直至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的出现。客观上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中外学术互动现象。 
当然，在东西方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日益不同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忽视他们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误读和对西方政治价值的追求。这一误读是有传统的。早期的传教士关于西方宗教思想和仪式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所谓“礼仪之争”，成了17、18世纪西方在传播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必然要加以考虑的重要参照物。而且形成了整个19世纪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中所弥漫着的帝国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三大思潮。 
而现在的东西方各国和以往相比,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国策性质和国情研究属性。他们热衷于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模型对中国现当代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分析和研究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预测中国政治体制的走向和在国际社会中的表现，并且加强了对中国经济史、民众运动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在学理的原因上可以看出，那是因为他们把对前苏联的国情研究模式应用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上。因此，有必要注意在海外曾经出现过的以下六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史观，即：一、欧洲中心论。二、中国中心论。三、民族文化优劣论。四、儒家中心论。五、汉文化宗主国论。六、汉文化中心移动论。在涉足于异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的研究活动中，如何把握工具理性和感情世界的矛盾是一种科学的学术史观产生的先决条件。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和研究被东西方汉学家们的工具理性所操纵，而工具理性又和汉学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问题纠缠在一起。在此基础上，我们想知道：工具理性究竟能够多大程度上进入并深刻影响着东西方汉学家们的感情世界？它对汉学家们中国传统文化史观的建立又将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我们不能像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那样寄希望于有志的洋人可以实现“以夏变夷”的梦想，也不可能在东西方各国出现一个“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传统学术世界。当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皇权政治基础的今天，她是否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存在意义，即它的共时性问题就必须先行解决。否则，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声称其对今天依然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存在意义，无论在海外还是国内，都只是一句奢谈口号而已。这也是海外学者努力想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