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遺老遺少的陳氏父子 

陳三立和陳寅恪父子在辛亥革命前後時期的態度，一般地說，從他們寫於這一時期的詩歌中就可以得到比較直接的反映。 
在陳三立的詩中，作為舊士大夫階層中的一位名宿和大儒，他一直以“亂”字來看待辛亥革命。如，他在《情恨》一詩中自注說：“辛亥秋，避亂滬上。”這是把“辛亥革命”和“亂”字聯繫在一起的鐵證。又見《散原精舍文集·〈清道人遺集〉序》中說：“辛亥革命之難興，亂軍四逼”。他進一步以“難”來看待它。通過此詩，我們可以知道陳三立詩中的“亂”字是所謂“亂軍”，而非“亂黨”、“戰亂”之“亂”。這反映了他對這場革命認識的陌生。 
兩年後，陳三立在《留別散原別墅雜詩》一詩中公開地說“亂定我復歸。” 
何謂“亂定”？當時已是民國三年，中國社會雖已不是晚清時代，但亦不是武昌起義前後時期的動盪與不安，在他看來這就是“亂定”。不過，進入民國時代以後，他的諸多舊友（如譚組庵）、兒子（如陳隆恪、陳衡恪）皆在民國政府中任職，甚至有的學者說陳寅恪先生本人也曾出任過蔡松坡的秘書。可見，陳三立本人對辛亥革命並沒有持反對態度，也沒有持支持態度。同時也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在傳統士大夫階層中推廣及宣傳工作的缺失。 
本來陳氏家族是改革派的先驅代表，可眼下他對辛亥革命的態度卻折射出傳統價值體系的牢固與永恆，和他在戊戌變法失敗後以“乾坤袖手人”自居的出世態度是一致的。但是，出於一個傳統知識人的文化素養和價值判斷，他以“難”和“亂”來看待當時發生的辛亥革命。因此，避亂就成了他的當然選擇。 
那麼此時年青的陳寅恪先生言行如何呢？ 
辛亥革命過了僅僅兩個多月，身在瑞士的陳寅恪先生已經準備要返回國內了。見《陳寅恪詩集》所收他作於“1911年冬”的《宣統辛亥冬大雪中乘車登瑞士嘉丁山頂作》一詩中自注為“時將歸國”。而這首詩基本上是寫景詩，重點突出的是詩歌中的所謂“鄉愁萬里飛空來”的情緒。當時詩人年僅二十一歲。詩也寫得略有些滯。 
關於陳寅恪先生此時歸國的具體原因，現有二說： 
一說為學費不足說。見蔣天樞先生《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一書： 
先生在國外短期回國，多因資用不給，為籌措用費暫歸。 
但是，此說十分有趣！即：他並沒有肯定地說明此時回國乃是因為費用不足，而是使用了泛指性的“在國外短期回國，多因資用不給”。既不給與時間限定，又使用了個“多”字。本來，蔣天樞先生的書中對語言的使用是極為謹慎的。可是到了劉以煥《國學大師陳寅恪》一書中就立刻變成了肯定性的說明：“先生因為在域外資用接替不上，於是從瑞士歸國……暫時返回的目的是籌措費用。”可以明顯看出：劉以煥此說來自蔣天樞，但又大膽地修改了蔣天樞原始用語的謹慎性。 
一說為回國探親說。見汪榮祖先生《史家陳寅恪傳》一書： 
回國的原因很可能是因辛亥革命。革命爆發後，陳家逃難至滬，寅恪掛念家人而回國探親。歸後見親人無恙，尋又乘輪赴巴黎。至於說資用不給，回國籌款，似非實在。因來往旅費不貲，反而費錢。 
案：汪榮祖先生之說極是。蔣天樞先生之說多出於推測，而劉以煥先生則誤解史料。再證以當時陳寅恪先生的詩便更可了解此時他的用心所在。此詩詩題為《宣統辛亥冬大雪後乘車登瑞士嘉丁山頂作》，西曆注為1911年冬。當時身在瑞士的他使用西曆紀年，標出為1911年的冬季，可知當在1911年的11月和12月中。而詩題所謂“宣統辛亥冬”，即說明當時已是辛亥革命之後的第一個冬季，亦即當年冬季。以舊曆來計算的話，必然相當於西曆的1911年11月至1912年2月16日之間。1912年舊曆新年為2月17日。如果考慮到陳寅恪先生詩中常常把立春簡稱為春日、春，把夏至簡稱為夏日、夏，把立秋簡稱為秋日、秋，把冬至簡稱為冬日、冬的話，則1911年的冬至為12月23日。因此之故，我推定此詩作於1911年12月23日。當時已是辛亥革命之後的第七十四天！可在陳寅恪先生的詩題中仍然使用的是“宣統”年號！ 
意味深長的是：他沒有使用“宣統三年”或“民國元年”，而是不倫不類地使用了“宣統辛亥冬”這樣一個術語。因為在1911年春季作的詩中他尚且說明“宣統三年春”。而現在，他就只用“宣統辛亥冬”了。他想表明的是：此詩作於農曆辛亥年，而且是宣統年號下的辛亥年。既是苦心孤詣，又是無所適從。因此在此詩中他表達的只是“車窗凝望驚嘆久，鄉愁萬里飛空來”的鄉愁情緒。他深知當時的陳三立一家正處於恐慌和不安之中。因此，回國乃是求與家人同生死的一種表現。 
和陳三立同樣是官宦之家的羅振玉和王國維一家，此時選擇的卻是出逃日本。 
見趙萬里先生的記載： 
武昌民軍告警，羅先生與先生約留京師。九月，日本京都大學諸教授函請羅先生至京都避地，初尚猶豫，繼以國事日非，乃於十月中攜眷東渡。先生亦攜眷與之偕。 
可見當時羅、王、陳三家都選擇了“逃難”行為。或遠逃日本，或近逃上海，至此，陳三立那以“乾坤袖手人”自居的出世態度，已經發生了若干變異。看來傳統勢力一旦遇見觸及社會根本的革命，避亂（即出走）成為唯一選擇。但是陳寅恪先生以後悲哀的是他避秦無地的尷尬心情。 
但是，當他回國後開始和國內友人交往時，他作於1912年春的《自瑞士歸國後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書並詩賦此答之》一詩就表現出了一點興亡遺恨的色彩。該詩最後兩句“西山亦有興亡恨，寫入新篇更見投”想表達出什麼樣的感情呢？如果我們看一下陳寅恪先生一生所作的大量的興亡遺恨的詩篇的話，就會發現他的這一憂患意識始自1912年的春季。我們已無法知道胡梓方的書信中是些什麼內容居然觸動了他的歷史意識。面對着晚清時期的戊戌變法及後來的辛亥革命，他不是感嘆一朝一世的興亡，而是誕生了一種發興亡遺恨之情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主義情緒。這是他此時的詩篇勝於乃父的原因所在。 
不過早在1910年，當他聽說日本吞併朝鮮時，就留下了“興亡今古郁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這樣感嘆興亡的悲憤之作。現在，他也是以這一發興亡遺恨之情的憂患意識和歷史主義情緒來看待晚清滅亡和辛亥革命的。 
正因為他的這一思想傾向的作用，因此當他知道袁世凱把總統改為終身制時，就寫下了《法京舊有選花魁之俗余來巴黎適逢其事偶覽國內報紙忽睹大總統為終身職之議戲作一絕》一詩：“歲歲名都韻事同，又驚啼鴂喚東風。花王那用家天下，占盡殘春也自雄。”他此時可能把民國也等同於一朝一世的變化了吧？所以才發出了“歲歲名都韻事同”的譏笑。他把袁世凱復辟帝制比作舊京師的風流韻事，明顯地表示出他對恢復帝制的反對立場，並認為袁世凱這種“家天下”的作法只是“殘春”而已。但是他在此詩中顯然以“東風”來比帝制的。他對帝制問題的思想傾向在後來也得到發揚。 
陳寅恪先生《王觀堂先生輓詞》手跡照片，見圖：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先生投湖自絕。陳寅恪先生寫下了著名的《王觀堂先生輓詞》一詩。詩中，他曾如此說道： 
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舊是龍髯六品臣，後入馬廠元勛列。 
此詩句是在批評梁啓超反對張勳復辟之事。因為堂堂的龍髯六品臣梁啓超，居然反對張勳復辟。顯然他認為梁啓超有貳臣行為。他自己為此作的詩注中也明確地說“此詩成後即呈梁先生，梁亦不以為忤也”。他所批評的是當時“梁先生通電中比張勳為朱溫”，而當時梁啓超又“與段祺瑞乘騾馬至馬廠段部將軍李部長營中，遂舉兵”。但是，陳寅恪先生雖然反對袁世凱恢復帝制，卻並不反對滿清王朝的存在。因為它是他的文化關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