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遗老遗少的陈氏父子 

陈三立和陈寅恪父子在辛亥革命前后时期的态度，一般地说，从他们写于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就可以得到比较直接的反映。 
在陈三立的诗中，作为旧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位名宿和大儒，他一直以“乱”字来看待辛亥革命。如，他在《情恨》一诗中自注说：“辛亥秋，避乱沪上。”这是把“辛亥革命”和“乱”字联系在一起的铁证。又见《散原精舍文集·〈清道人遗集〉序》中说：“辛亥革命之难兴，乱军四逼”。他进一步以“难”来看待它。通过此诗，我们可以知道陈三立诗中的“乱”字是所谓“乱军”，而非“乱党”、“战乱”之“乱”。这反映了他对这场革命认识的陌生。 
两年后，陈三立在《留别散原别墅杂诗》一诗中公开地说“乱定我复归。” 
何谓“乱定”？当时已是民国三年，中国社会虽已不是晚清时代，但亦不是武昌起义前后时期的动荡与不安，在他看来这就是“乱定”。不过，进入民国时代以后，他的诸多旧友（如谭组庵）、儿子（如陈隆恪、陈衡恪）皆在民国政府中任职，甚至有的学者说陈寅恪先生本人也曾出任过蔡松坡的秘书。可见，陈三立本人对辛亥革命并没有持反对态度，也没有持支持态度。同时也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在传统士大夫阶层中推广及宣传工作的缺失。 
本来陈氏家族是改革派的先驱代表，可眼下他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却折射出传统价值体系的牢固与永恒，和他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以“乾坤袖手人”自居的出世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出于一个传统知识人的文化素养和价值判断，他以“难”和“乱”来看待当时发生的辛亥革命。因此，避乱就成了他的当然选择。 
那么此时年青的陈寅恪先生言行如何呢？ 
辛亥革命过了仅仅两个多月，身在瑞士的陈寅恪先生已经准备要返回国内了。见《陈寅恪诗集》所收他作于“1911年冬”的《宣统辛亥冬大雪中乘车登瑞士嘉丁山顶作》一诗中自注为“时将归国”。而这首诗基本上是写景诗，重点突出的是诗歌中的所谓“乡愁万里飞空来”的情绪。当时诗人年仅二十一岁。诗也写得略有些滞。 
关于陈寅恪先生此时归国的具体原因，现有二说： 
一说为学费不足说。见蒋天枢先生《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一书： 
先生在国外短期回国，多因资用不给，为筹措用费暂归。 
但是，此说十分有趣！即：他并没有肯定地说明此时回国乃是因为费用不足，而是使用了泛指性的“在国外短期回国，多因资用不给”。既不给与时间限定，又使用了个“多”字。本来，蒋天枢先生的书中对语言的使用是极为谨慎的。可是到了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书中就立刻变成了肯定性的说明：“先生因为在域外资用接替不上，于是从瑞士归国……暂时返回的目的是筹措费用。”可以明显看出：刘以焕此说来自蒋天枢，但又大胆地修改了蒋天枢原始用语的谨慎性。 
一说为回国探亲说。见汪荣祖先生《史家陈寅恪传》一书： 
回国的原因很可能是因辛亥革命。革命爆发后，陈家逃难至沪，寅恪挂念家人而回国探亲。归后见亲人无恙，寻又乘轮赴巴黎。至于说资用不给，回国筹款，似非实在。因来往旅费不赀，反而费钱。 
案：汪荣祖先生之说极是。蒋天枢先生之说多出于推测，而刘以焕先生则误解史料。再证以当时陈寅恪先生的诗便更可了解此时他的用心所在。此诗诗题为《宣统辛亥冬大雪后乘车登瑞士嘉丁山顶作》，西历注为1911年冬。当时身在瑞士的他使用西历纪年，标出为1911年的冬季，可知当在1911年的11月和12月中。而诗题所谓“宣统辛亥冬”，即说明当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一个冬季，亦即当年冬季。以旧历来计算的话，必然相当于西历的1911年11月至1912年2月16日之间。1912年旧历新年为2月17日。如果考虑到陈寅恪先生诗中常常把立春简称为春日、春，把夏至简称为夏日、夏，把立秋简称为秋日、秋，把冬至简称为冬日、冬的话，则1911年的冬至为12月23日。因此之故，我推定此诗作于1911年12月23日。当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七十四天！可在陈寅恪先生的诗题中仍然使用的是“宣统”年号！ 
意味深长的是：他没有使用“宣统三年”或“民国元年”，而是不伦不类地使用了“宣统辛亥冬”这样一个术语。因为在1911年春季作的诗中他尚且说明“宣统三年春”。而现在，他就只用“宣统辛亥冬”了。他想表明的是：此诗作于农历辛亥年，而且是宣统年号下的辛亥年。既是苦心孤诣，又是无所适从。因此在此诗中他表达的只是“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的乡愁情绪。他深知当时的陈三立一家正处于恐慌和不安之中。因此，回国乃是求与家人同生死的一种表现。 
和陈三立同样是官宦之家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一家，此时选择的却是出逃日本。 
见赵万里先生的记载： 
武昌民军告警，罗先生与先生约留京师。九月，日本京都大学诸教授函请罗先生至京都避地，初尚犹豫，继以国事日非，乃于十月中携眷东渡。先生亦携眷与之偕。 
可见当时罗、王、陈三家都选择了“逃难”行为。或远逃日本，或近逃上海，至此，陈三立那以“乾坤袖手人”自居的出世态度，已经发生了若干变异。看来传统势力一旦遇见触及社会根本的革命，避乱（即出走）成为唯一选择。但是陈寅恪先生以后悲哀的是他避秦无地的尴尬心情。 
但是，当他回国后开始和国内友人交往时，他作于1912年春的《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一诗就表现出了一点兴亡遗恨的色彩。该诗最后两句“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想表达出什么样的感情呢？如果我们看一下陈寅恪先生一生所作的大量的兴亡遗恨的诗篇的话，就会发现他的这一忧患意识始自1912年的春季。我们已无法知道胡梓方的书信中是些什么内容居然触动了他的历史意识。面对着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及后来的辛亥革命，他不是感叹一朝一世的兴亡，而是诞生了一种发兴亡遗恨之情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主义情绪。这是他此时的诗篇胜于乃父的原因所在。 
不过早在1910年，当他听说日本吞并朝鲜时，就留下了“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这样感叹兴亡的悲愤之作。现在，他也是以这一发兴亡遗恨之情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主义情绪来看待晚清灭亡和辛亥革命的。 
正因为他的这一思想倾向的作用，因此当他知道袁世凯把总统改为终身制时，就写下了《法京旧有选花魁之俗余来巴黎适逢其事偶览国内报纸忽睹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议戏作一绝》一诗：“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鴂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他此时可能把民国也等同于一朝一世的变化了吧？所以才发出了“岁岁名都韵事同”的讥笑。他把袁世凯复辟帝制比作旧京师的风流韵事，明显地表示出他对恢复帝制的反对立场，并认为袁世凯这种“家天下”的作法只是“残春”而已。但是他在此诗中显然以“东风”来比帝制的。他对帝制问题的思想倾向在后来也得到发扬。 
陈寅恪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手迹照片，见图：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投湖自绝。陈寅恪先生写下了著名的《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诗中，他曾如此说道： 
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旧是龙髯六品臣，后入马厂元勋列。 
此诗句是在批评梁启超反对张勋复辟之事。因为堂堂的龙髯六品臣梁启超，居然反对张勋复辟。显然他认为梁启超有贰臣行为。他自己为此作的诗注中也明确地说“此诗成后即呈梁先生，梁亦不以为忤也”。他所批评的是当时“梁先生通电中比张勋为朱温”，而当时梁启超又“与段祺瑞乘骡马至马厂段部将军李部长营中，遂举兵”。但是，陈寅恪先生虽然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却并不反对满清王朝的存在。因为它是他的文化关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