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述评 

毫无疑问，金文研究在郭沫若先生（1892—1978）的旅日中国古代史研究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何历史和公正地评价郭老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领域的地位和突出贡献，这肯定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大任。特别是在清末民初之际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罗振玉老先生的《贞松堂集古遗文》、《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殷文存》、《殷文存续》等名著接连出版，直至最后出现的《三代吉金文存》一书成了中国古代金文研究图录类著作千古难得的经典文集，而他的学生、儿女亲家和友人-----传统历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级学者王国维先生，却以横空出世的气魄，贡献给学术界《观堂古金文考释》、《观堂集林》、《宋朝金文著录表》和《国朝金文著录表》等惊世名作之后，两座丰碑竖立在那里，金文研究几乎成了当时学术界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还有几个人愿意问津于此呢？！正是在这一冷酷的环境下，加之旅居日本的寂寞和无奈，郭老开始了利用甲骨文、金文史料对中国古代社会和历史展开全新研究的治学里程。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就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郭沫若先生研究两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修定稿著作。该书最初是郭老在1928年旅居日本时所写的。以后的几年中，郭老反复修订增补。直到解放后的1957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由科学出版社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为题，重新出版。 
郭老在金文•金石研究方面的著作还有《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金文丛考补录》、《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文史论集》、《郭沫若书简：致容庚》、《出土文物二三事》。他是20世纪继王国维先生之后一位集甲骨学、彝铭学、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史学于一身的大师级金文学家。 

一、《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的版本研究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是由郭老早年开始著述、晚年亲自参加最后修定的一部研究商周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划时代之作，该书对于解读商周历史和礼制具有极其重大的参考价值。 
该书的诸多版本成书经过大致是：郭老首先编成一册线装《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1932年1月，由日本文求堂书店影印手稿出版。该书出版时的副标题是：“周代金文辞之历史系统与地方分类”。其后经过整理和补充，又增加铜器图录，成四册线装《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书，1934年11月由日本文求堂书店影印出版。 
与此同时，郭老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基础上，另著三册线装《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1935年8月由日本文求堂书店影印手稿出版。 
解放后，郭老将上述诸书重新加以编定，名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八册线装影印手稿出版。这是由郭老晚年亲自参加修定的此书的最后定本。 
199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曾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下)》一书的单行本。2002年10月，《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由科学出版社影印手稿出版。该全集考古编第七、八卷为《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其中，图录部分包括图编和录编，图编专辑器形。既调整了个别篇目、增补了校勘和注释，又增补或更换了一些拓片、照片、摹本。使该书更加清晰、美观。尽管经过了如此加工，但由于已经脱离了原作者的参与，因此，2002年10月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编》中所收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其版本学价值自然不能和1957年出版的此书相比。 

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诸版本的内容对比 

《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在目录上由序文、解题、上编宗周文、下编列国文、索引五部分组成。上编考释宗周铜器铭文一百三十七器。郭老称其为“上编宗周文凡一百三十又七器，仿《尚书》体例，以列王为次”。下编考释列国铜器铭文一百一十四器。郭老称其为“下编列国文一百一十又四器，仿《国风》体例，以国别为次。其次以长江下游为起点，沿长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间顺流而下，更沿黄河流域溯流而上，故始于吴而终于秦”。上下编所考释铭文数量相差二十三器。全部共二百五十一器。郭老认为，此书所选“于存世之器虽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辞中之菁华也”。 
此书最初名为《金文辞通释》，显然是为了与《卜辞通释》想呼应而来。到了当年4月19日，他将书名定为《两周金文辞通释》，直到1931年9月9日，他在致容庚先生的信中才说明书名的最后定名：“弟近忙于《两周金文辞大系》（《通纂》改名）之膡录”。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在目录上由序文、本文、补录三部分组成。正文分上下两编，上编考释宗周铜器铭文一百六十二器。郭老称其为“大抵乃王臣之物”。下编考释列国铜器铭文一百六十一器。郭老称其为“器则大抵属于东周”。上下编所考释铭文比例大致相当。由此可以看出“两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状况之演进矣”。和《两周金文辞大系》相比，宗周铜器铭文新增加了二十五器，列国铜器铭文新增加了四十七器。两者共新增加了七十二器。全部共三百二十三器。新增比率在四分之一。 
这里请注意：郭老没有保留《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前文中的“解题”内容。《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各自的序文内容大致保持不变，只是书写的行款略有差异：前者共十段96行，后者则为十一段9行。作者在后者序文后又特别说明：“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录成时所序。其后三年为增订版重录之。凡于国名、次第及器铭数目有所更改外，余均仍旧。”但是，正文的考释内容则改动颇多，详细论述见后。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出版后，实质上等于《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的作废。到了1956年10月30日郭老在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时，终于在《增订序言》里明确宣布了“又其后一年，别成《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于文辞说解加详，于是初版遂作废”。之所以公开宣布“初版遂作废”显然和容庚先生对此书长期的订正和增补有直接关系。见1954年11月1日郭老致尹达先生信：“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该书，人民出版社有意重印，但尚未着手。性质太专门，似以改由科学院出版为宜。您如同意，我想把它作为一所的出版物。该书拟即请容庚核校补充。”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书在目录上由序说、图编、录编三部分组成。图编专门收录了二百六十三器青铜器器形的花纹图。所录青铜器器形的图像，依器类形制和年代排比。录编收录了三百二十四器青铜器铭文拓本或摹本。录编上编为宗周文，下编为列国文。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图录其实就是修订后没有考释的《两周金文辞大系》。 
因此，关于郭老对金文的考证见之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而他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则见之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书的序说和图编两部分。以上应该是郭老晚年亲自参加审定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的核心所在。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书序说和图编这两部分共有以下几章构成：《列国标准器年代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即，著名的《彝器形象学试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其中，《彝器形象学试探》则是他的铜器类型学的概论和核心思想之所在。 

三、《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主要学术贡献 

该书上编两册考释宗周铜器铭文一百六十二器，始于武王时期的《大丰簋》，终于幽王时期的《宗妇鼎》。该书下编一册考释列国铜器铭文一百六十一器，始于吴国《者减钟》，终于楚国《楚王盘》。总结来说，该书在如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第一，对西周及其列国重大历史事实的考证与研究 

郭老在该书《序文》中首先肯定了铭文的重大史料价值：“铭辞之长有几及五百字者，说者每谓足抵《尚书》一篇，然其史料价值殆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他清醒地意识到“夫彝铭之可贵在足以徵史”。 
他还特别注意到了研究铭文的方法论问题。他说：“窃谓即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主之条贯。此法古人已早创通，《尚书》、《风雅》、《国策》诸书是也”。而且，他还把《尚书》与铭文进行了对比研究：“《尚书》诸《诰命》，以彝铭例之，尤疑录自钟鼎盘盂之铭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见，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于地而未尽洗者，亦未可期。故谓《尚书》为最古之金文著录，似亦无所不可”。 
在对诸侯国历史的考证研究中，郭老结合历史地理、文字训诂和上古史料，从铭文中出现的简单的地名、人名中还原出当时真实的历史事件。比如在对《员卣》中出现的“员从史伐会”一语考释中，他就挖掘出了古国的一段历史：“会，省。《国风》作桧。《郑语》：‘妘姓，邬、路、偪阳’，注云：‘陆终第四子曰求言，为妘姓，封于郐，今新郑也。’平王东迁，为郑所灭。《左传·僖三十三年》：‘郑庄公子瑕于城之下’。杜注云：‘古国，在荥阳密县东北’。在今河南密县东北五十里，与新郑接壤。” 
在对铭文的考释中，郭老则努力从中挖掘出大量的商周社会史材料，比如在对《叔夷钟》铭文的“余易女马车戎兵里仆三百又五十家”一语考释中，他就发现“盖是役叔夷最有功，故齐侯以莱邑赐之，并以莱之遗民三百五十家为其臣仆也。古者国灭，则人民沦为奴隶，本器足证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度犹依然存在也”。他对奴隶制度的研究，实现了他所想达到的“探讨中国之古代社会”的目的。 
在对《录伯簋》铭文的考释中，郭老勾勒出了录国和西周王朝之间的恩怨史：“录国殆即《春秋·文五年》：‘楚人灭六’之六。旧称皋陶之后，地望在今安徽六安县附近。录国在周出曾与周人启衅。《大保簋》：‘王伐录子’其证也。此言‘乃祖考有劳于周邦，佑闢四方，叀天命’，则之先人复曾有功于周室。盖录子被成王征服后，即臣服于周有所翼赞也。” 
有些郭老觉得把握不定、又无可资参考价值的其他人的观点，他就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如关于《效父簋》的断代问题，郭老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定此器为孝王时代之物。并且提出了休王即孝王的别称的观点。然而在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时，他却去掉了把休王定为孝王的说法，但又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是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实际上，至今为止，休王究竟为谁依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第二，对西周及其列国历史人物的考证与研究 

1929年河南洛阳马坡出土的《令彝》,其铭文引起了有关周公称谓的争论。在对《令彝》的考证中，郭老提出了铭文中出现的“周公子明保”就是伯禽的观点，此说一出，已成定论：“‘周公子明保’，周公即周公旦，明保乃鲁公伯禽也。此器上称明保，下称明公，知明保即是明公，下《明公簋》上称明公，下称鲁侯，知明公即是鲁侯，周公之子而为鲁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保乃名，明者盖封鲁以前之食邑。” 
他在考释《作册大鼎》中的“公朿”一名时，显示出他对西周历史和文字训诂之学的精湛把握：“奭读诗迹切，迹亦作速若正从朿声。《说文》：‘奭，读若郝’，又引《史篇》：‘召公名醜’，醜在穿纽，与审纽为近，则郝乃一家师读，不必即是正音。今朿在清纽，与穿审均有转变之可能。古从朿声之字，如策在穿纽，拺在审纽即其证。故公朿断为君奭无疑。” 
在对《寰卣》铭文的考释中，他得出了铭文中的“王姜”即为成王之妃的结论：“王姜亦见《令簋》，别有《寰尊》，文云：‘才，君令余作册寰安尸白、尸白宾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宝。。’当泐去首行六字，与本卣自是同时同人之器，而本铭言王姜处，该铭言君，君，女君也。《晋姜鼎》：‘余字，佳嗣朕先姑君晋邦’，其确证，是知王姜乃成王之后。” 
郭老的这些考证，丰富了对西周王朝的准确了解，订正了误传的史实，显示出铭文真正的史料价值。再如他在《班簋》中对“文王王姒孙”的考证，揭示了毛公即文王之子毛叔郑这一历史事实，也同时印证了《尚书·顾命》中对毛叔郑记载的可行性。 

第三，对西周历史年代的划定 

郭老在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上，是从铭文入手的。他在《序文》中首先表明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亦有于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侯鼎》、《宗周钟》、《簋》、《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云‘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簋》云‘用牲啻周王□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辩而自明。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必不甚远。至其有历朔之纪载者，亦于年月日辰间之相互关系，求其合与不合”。郭老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几个方面阐述了研究西周年代学的操作方法： 
第一是铭文中出现的具体时王名称。如《大丰簋》铭文中出现了“文王才上”一语，则此器显然是武王时器。 
第二是诸多史料对铭文中记载史实的旁证。如《尚书·顾命》与《班簋》铭文中都出现了对毛叔郑事迹的记载，相互印证了此事此人的真实性。 
第三是由上述已知年代器推导出该时王特定的铜器类型标准器。 
第四是由铭文中已知的历朔与古籍中记载的历朔相互印证。郭老肯定了王国维的月相四分说。 
这四个方面就是当时郭老研究西周铜器断代的主要操作方法，而这四个方面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影响。我们知道郭老当时把德国考古学家米海里斯的《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一书翻译成了中文，该书出版后风靡全国，接连再版。郭老自己也承认：“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此，郭老对西周铜器的断代和排序，为金文史料的科学化和严谨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极大地开拓了两周历史研究的视野。 

第四，对疑难古文字的释读 

考释疑难古文字是郭老在古文字学上的主要贡献之一。《令彝》铭文中“亢夨右乃寮乃友事”一语中，因为有个“”字字义未详，造成此句铭文颇难通解。郭老为此展开了精心地考证：“‘’字亦见卜辞，作若，异文颇多。有、、、诸形，其用例均为‘祖某妣某’。金文《戊辰彝》言‘妣戊，武乙’语虽略而例实同。义则当为配偶。罗振玉释为‘赫’，形义具难适。余以为乃‘母’之奇文。象人胸头垂二乳也。卜辞亦有、母通用之例。如大乙之为妣丙，亦称‘大乙母妣丙’、祖丁之为妣己，亦称‘祖丁母妣己’、一即其证。又《说文·林部》：‘，丰也。从林。，或说规模字’。然古文‘無’字如《般甗》作，《大盂鼎》作，乃‘舞’之初文，象人执物而舞，字不从林，义亦非丰。唯存一‘’字，又存一或说，以为‘规模字’者，故或说云然。母、模同纽，例可通假，《礼记·内则》‘淳母’，郑玄云：‘母，读为模’，其证也。故由卜辞知、、等为一字，而通其意，由《说文》或说而得其音，、、等为母之奇文无疑也。” 
此说一出，立刻成为定论。 
另一个著名的考证案例出现在对《献侯鼎》铭文中“天鼋”二字的考证上。大家知道，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上经常出现一些图形文字，如下所示： 

等等，这类图形文字数量众多。它们出现在铭文的开始、尾部或者中间。是族徽符号还是象形文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人名……古今学术界众说纷纭，难成定论。《献侯鼎》铭文中出现的“天鼋”二字，也就是上述图形文字中的第二个，在商周金文中它具有多种变化，我们制成下表，供读者了解： 

郭老以精湛的学术素养和见识，一下子把握住了这一图形文字的内在含义所在，他大胆地提出：“天鼋二字，原作，器铭多见，旧释为子孙，余谓当是天鼋，即轩辕也。《周语》‘我姬姓出自天鼋’，犹言出自黄帝。” 
“余谓当是天鼋，即轩辕也”之说，真可谓如划破苍穹的闪电，一下子解决了千年历史悬案！为天鼋即轩辕黄帝之说，至今已是不争之史实。 
郭老在对《沈子簋》铭文中沈子名也的由来之考证，充分显示出他在古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上的精湛造诣：“也，沈子名。字乃古文匜。象匜之平视形。《说文》以为 ‘象女阴’，非也。又字与它，古亦有别。因古音相同，世多混为一字。学者不可不辨。彝铭中屡见‘也也熙熙’之连语，熙熙，和乐貌，习见。也也，即《孟子·离娄下》‘施施从外来’之施施。赵注云：‘施施，犹扁扁。喜悦之貌’是也。沈子以也为名，义盖取此。” 
此说对“也”字本义的考证，订正了《说文解字》中对“也”字“女象阴”说的误导。恢复了“也”字的施施、扁扁、喜悦之貌的本义。 
类似这样的考证，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中可以说随处可见。 

第五，对西周礼制、军制、法制、婚制等方面的考证与研究 

早在1929年8月27日致容庚先生的信中，郭老已经公开表明了他“颇用心于甲骨文字及吉金文字之学”的目的，乃在于“探讨中国之古代社会”，因此，文字和历史之外，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古文字学、铜器类型学等方法，对于西周礼制、军制、法制、婚制等方面的考证与研究，也就成为郭老实现他“探讨中国之古代社会”之目标的正确途径。 
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中，郭老利用他掌握的铭文史料，订正了汉儒们对《周礼》的若干曲解。如他在对《小盂鼎》铭文中出现的“三左三右”职官的考证：“‘三左三右’当即《曲礼》之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壬、大卜。大宰、大宗、大壬在王右。大史、大卜、大祝在王左。故称“三左三右”。《逸周书·大匡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三老三吏即‘三左三右’之伪。六大即古之六卿，与刘歆所窜改之《周礼》异撰。六卿之上有总其成者，即冢卿，亦称孤。大抵即由六卿中之一人兼任之。” 
再如在对《大盂鼎》中“女妹辰有大服余佳即朕小学”一语的考证，郭老主张：“今案妹与昧通，昧辰谓童蒙知识未开之时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继显职，康王曾命其入贵胄小学，有所深造。”这段文字证明了《周礼》、《礼记》等古籍中记载的两周时代贵族子弟入小学学习之事。 
在对《蔡大师鼎》铭文的考释中，郭老利用铭文史料证实了当时女子婚姻前后字号有无的变化：“古者女子无字，出嫁则以其夫之字为字。就见于彝铭者言，如《颂鼎》‘皇考叔、皇母姒’，《召伯虎簋》‘幽伯、幽姜’，《鎛》‘皇祖圣叔、皇妣圣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仲’均其例证。” 

四、《彝器形象学试探》及郭老的铜器类型学说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彝器形象学试探》是郭老的铜器类型学的概论和核心思想之所在。那么，他在这篇作于1934年11月25日的著名论文中提出了哪些主要观点呢？ 

首先，郭老根据青铜器的器形、花纹、文字三方面的特点，把青铜器划分为四期。即：“据余所见，中国青铜器时代大率可分为四大期。第一滥觞期，大率当于殷商前期。第二勃古期，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第三开放期，共、懿以后至春秋中叶。第四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 

其次，郭老创造了标准器断代法并制定出《列国标准器年代表》。 

关于标准器断代法，这真的是郭老学术生涯中的神来之笔。他在《青铜时代》一书中曾经自述说：“周代年限太长，前后绵亘八百年，在这儿仅仅以 ‘周器’统括之，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浑沌。因而周器的断代研究便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时代性没有分划清白，铜器本身的进展无从探索，更进一步的作为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这样，器物愈多便愈感觉着浑沌，而除作为古玩之外，无益于历史科学的研讨，也愈感觉着可惜”。 
为了解决这个“莫大的浑沌”，受到《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一书学术影响的郭老，早在1931年4月6日致容庚先生的信中提出了他的铜器类型学的若干理论雏形：“余意花纹之研究最为切要。近世考古学即注意于此。如在铜器时代以前之新旧石器时代之古物，即由形式或花纹以定其时期。足下与古物接触机会较多，能有意于此乎？如将时代已定之器作为标准，就其器之花纹形式比汇而统系之，以按其余之时代不明者，余意必大有创获也。” 
在《列国标准器年代表》中，郭老以周秦王统、年代、列国纪年、标准器及备考五项作为制表的基准。而他对年代和列国纪年则是以古史资料对比研究为主，标准器中出现的铭文与列国纪年的文献记载相一致，增加了标准器的可信度。先从铭文中的内容可确知年代的器物开始，以这些器物铭文中出现的人物、史实、文辞风格、文字特征及器物的花纹、形制作为标准尺度，以此来对未知年代的青铜器进行断代。而备考中则对所选定的二十八个列国标准器铭文中出现的疑难文字和人物进行言简意赅的考证或说明，十分精到。就这样，郭老把世称“一团混沌”的传世青铜器，经他有序地排列和断代之后，成为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郭老的功劳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利用标准器法来断代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对《毛公鼎》年代的判定了。以往皆以其为成王或昭穆时期之物。郭老据铭文的风格、铭文中的人物、青铜器形、花纹特点，判定其当为宣王时器。此说一出，逐渐被学术界认可，现已成定论。 
总结来说，由郭老开创的这一崭新的标准器断代法，打破了过去一千多年研究青铜器的传统模式和研究方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验证，越来越证明了其科学性和严谨性，已经是这一领域的基本治学规范和操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典范。 

五、《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的美中不足 

从《两周金文辞大系》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的出现，郭老在不停地修改着原作，力求其严谨、完善和科学。看到黄盛璋先生的《怀念郭老晚年对我的学术培养》一文，我们知道郭老晚年依然有着想写《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续编》一书的梦想。比如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中，考证《御正卫簋》中的“御正”，最初他就主张是人名。但是到了撰写《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时，他已经公开表示了改从唐兰先生的“当是官名”之说，到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出现时也还是如此。再如，在对《令彝》铭文的解释中，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中就公开地采纳了吴其昌先生之说：“余曩亦未能信从，今知‘乃克至’当训为假若之若，犹《舀鼎》言‘乃弗得女匡罚之’。典籍中亦多用乃为若，详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六‘乃犹若也’条下。吴说实较余旧说为胜，今改从之”。可见，对此书的重视和修改一直是郭老的学术重心所在。足见该书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 
通读从《两周金文辞大系》到《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之间先后的出现此书的各种版本，笔者想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作为我们这些郭老的晚辈学者今后努力和研究的目标所在，这也是我认为的郭老这部名著至今尚待完善和修改的地方。 
第一，郭老反对唐兰先生的康宫说有失唐突。在对《令彝》铭文考证中，郭老认为“康宫之非康王之宫，亦犹宣榭之非宣王之榭也”。其实，康宫问题实在非常复杂，绝非上述的“亦犹宣榭之非宣王之榭也”所能否定和解决的。而郭老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一书中以懿美之字为宫室之名对康宫问题的阐述，有将问题简单化处理的倾向。 
第二，郭老把著名的“析子孙”图形文字简单地归结为“族徽”有失严谨。如他在对《员鼎》铭文的考证中就说：“文多见，宋人释为‘析子孙’，近时王国维又说为抱尸而祭之形，均是臆说。案此乃员之族徽。”此说恐非。至少至今还不是学术界的定论。把这一图形文字简单地归结为族徽，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有回避学术难点之嫌。其中，郭老将著名的数字卦看成是族徽，是他研究《周易》和金文的一大失误，十分可惜。 
第三，郭老在对《大簋》铭文的考释中，对于“王才侲宫”的“侲”二字，“不知是宫名抑或人名”。类似的例子还有几处，十分可惜。这可说是智者千虑之一失吧。 
第四，《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一书的图编部分，基本上只是正面直视图形，除了《虢季子白盘》等几件铜器外，基本上看不到铭文。而这些正面直视图形还停留在宋代青铜器著录的水准，完全不是现代考古学意义上的铜器考古类型图。而且也缺乏相互之间的对比研究，甚至到了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也依然没有加以补充和修改。 

六、《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的历史评价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以两周金文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为主要线索，再参证铸刻文字的体裁、风格以及青铜器本身的花纹形制，将它们综合起来，作为进行两周青铜器分期和断代主要依据，从此开创了一个科学地研究两周青铜器的先河，为两周历史研究增加了真实可信的323篇真正的逸文。此书自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震惊，半个多世纪以来好评如潮。此书已经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必备经典著作。
赵光贤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曾经评价说：“《大系图录考释》对西周的金文是按时代编次的，对春秋战国的金文是按国别编次的，这是很明智的编辑方法。金文断代是不容易的，以前的金文书都不敢用这个办法。郭老以他深邃的目光，从图象和文字两方面探索出西周各器的年代，而编次各器物，为后学立一个规范。其断代与文字考释虽不无可商之处，但是我认为他为金文断代研究打下基础，而文字考释能提出个人的见解，也是值得推崇的。在这方面他是继王国维之后，在金文研究上最有成绩的学者。” 
这一评价是很公正而中肯的。直到最近，由读者投票参与的“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图书评选”结果日前揭晓，郭老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榜上有名。而且，该书还被评选为“十部最佳论著”。 
郭老创立的金文著录编排法和青铜器标准器比较法，至今仍为金文学界和青铜考古学界的研究者们所沿用。郭老自己对传统金文著录研究方法的批判实际上也就暗示着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特点之所在了：“或仅采铭文，或兼收图象，或详加考释，或不著一语，虽各小有出入，然其著录之方，率以器为类聚，同类之器以铭文之多寡有无为后先，骤视之虽若井井有条，实则于年代、国别之既明者犹复加以淆乱，六国之文窜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载数卷，视《尚书》篇次之有历史系统之条贯者，迥不相侔矣”。因此，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中对宗周铜器铭文和列国铜器铭文的编排著录，为断代研究提出了良好的基础。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金文丛考补录》、《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等专著至今也是研究先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必读著作和学术经典。他提出的商周为奴隶制时代、战国为封建制时代的种种观点我们可以同意或反对，但是我们无法绕过这个世纪学术伟人所留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