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陳寅恪所謂的不古不今之學 

陳寅恪先生在1933年時曾說：“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誠為他自己思想的最為真實的自述。 
“不古不今之學”，依傅璇琮先生解釋，是指陳寅恪先生的中古史研究，自可得通。但“不古不今之學”之前有“平生”二字，據蔣天樞先生《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中關於陳寅恪先生早年求學條目及回國之初期為學取向及同時人回憶可知，他的主攻方向先是語言學及西北史地之學以及佛學，回國後因國內研究條件所限，才毅然轉向中古史研究，則此處的蓋棺論定性質的“平生”二字，實無着落。 
我們認為，這三句話句式相同、語氣連貫，且語意上“咸豐、同治之世”與“湘鄉、南皮之間”正處於對應修飾與說明關係，則“不古不今之學”必與此二者有關。其實質是指由張之洞總結而出的“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之體用論引出的中國文化本位論。蔡美彪先生在《陳寅恪對蒙古學的貢獻及其治學方法》一文中說：“據我們的理解，這是表明他不同於曾國藩對封建文化的頑固守舊，但比提倡西為中用的張之洞，更加強調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傳統。”這一分析是恰當的。 
曾國藩及張之洞與陳寅恪先生的祖輩、父輩均有關係。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與左宗棠、胡林翼被時人並稱為“中興三大功臣”，其中以曾國藩的功勳尤大。他也是體用論的具體實踐者和文化先行者之一。1861年他設立安慶軍械所，製造“洋槍洋炮”，1865年他與李鴻章在上海創辦江南製造總局，並積極派遣留美學童；而曾國藩的思想又是純粹的傳統儒家，他畢生服膺程朱理學，又主兼取眾家之長，見識通達，同時，他還是一位優秀的古文家和文學理論家，被時人視為桐城派的後期領袖。他的為人之道與為臣之道深得時人讚許。這樣一位集傳統與創新於一身的思想家的問世，是滿清王朝在走向衰落之前的一個閃光點。當然，怎麼恰如其分地評價他的思想及其歷史地位至今也還在爭論不休。張之洞是河北南皮人，同治二年（1863年）殿試一等一名，賜探花、入翰林，在任敢言，被視為清流派。在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失敗後，他成為清朝洋務運動的主力，在湖北大辦新政，竭力維護傾傾欲墜的清政府。他曾撰《勸學篇》，述中西體用之旨，在中國廣為流傳。1909年他逝世後，他所留下的新政成果——近代工廠、新軍、新式學生成為辛亥革命的主力，這是他始料未及的。 
曾、張兩位滿清重臣都有一共同特徵：他們都維護中國文化傳統和與之相應的封建綱常。在政治鬥爭時，他們是狡黠多智的；但在根本宗旨上，他們是秉持忠君大倫的。所謂變通之中的不變者，才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即儒家基本的倫理觀念及文化傳統。他們有着傳統的愛國主義思想，這表現在忠於君主以及這個君主所代表的政權上，但他們永遠也解決不了近代化的軍事工業與民用產業及文化教育和傳統專制制度與倫理規範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使他們終歸於失敗，他們的努力也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近代中國經過傳統與現代的斷層，激進的知識分子們對傳統進行全面抨擊，並真誠地希望能通過批判的過程把中國思想文化引向現代，從而影響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本身。但他們忽略了一點：如果沒有了傳統，則現代也無從談起。現代的轉換必須建構在傳統的范型之上，有物才能轉變，如果摧毀了物自身，則剩下的只是虛無。餘下的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文化虛無主義，一種則是由另一種異於傳統的強有力的外來意識形態填補空缺，在傳統失落的迷茫中它應起到類似於宗教的作用。前一種可能即使存在也不會很長，後一種可能卻是現實。總之，傳統被摧毀了，而現代依然還在彼岸。 
陳寅恪先生是比較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的人，除了與文化傳統有着難以割捨的感情外，他也敏銳地感受到現實的偏差對文化傳統所帶來的危害。 
作為一個出生於書香世家而又受過西方文化洗禮的知識分子，他深深明白在中國進行改革的意義和困難；作為一個嚴謹而具有卓識的歷史學家，他又非常清楚“過猶不及也”的古訓對於歷史進程的影響。這一切迫使他冷靜地去觀察與思考現實，從而得出“中國文化本位論”的堅定信念：對於一個有着長達數千年古老文明的中華帝國而言，吸收外來文化必須以本土文化為本，以此為基礎，選擇最為適合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因子，擇善而從。現代化的過程不是毀滅，而是改造。如果西化是以損失傳統的正確一面為代價，則如買櫝還珠，將髒水連着盆里的小孩一起潑了出去。價值因此錯位，信仰因此喪失，中國固有的民族性因此消亡，則中國終將成為一個“非驢非馬之國”。所以他說： 
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穫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他的理想是建立“新儒學”，具體而言，即是他所極力讚許並一生倡導的“新宋學”。宋代學術“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而“宋賢著述之規模”又屢為陳寅恪先生所讚許，其融合儒、佛、道之精華而成宋代理學，即是中國本土文化與西來文化的一次良性結合。所以陳寅恪先生在《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一文里說： 
吾國近年之學術……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 
這種“中國文化本位論”與“中西體用說”在表達上有相似之處，陳寅恪先生受其家世影響，素來欽服曾、張二人，則在議論時自然沿用他們的術語，也在情理之中。惟其自認此點，陳先生稱自己的信念為“不今”；又因其意識到他與此二人之間實有區別，他又稱它為“不古”，遂成此“不古不今之學”。既有立異的成分，又有標新的色彩。這顯示了一個傳統士大夫思想走向時代性的成熟與定格， 
所謂“不古”，指的是學問中所包含的新的因素——西學，但這裡的西學並非全屬物質層面，對陳先生而言，毋寧說更多是精神層面，這是與傳統體用論相異的；所謂“不今”，指的是這種文化理念在當時的社會已無置足之地，不為社會所公認。“體用論”在當時早已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失去了最後的影響。當時的社會風氣，大抵以向西方學習為重，而執中論學者則要麼孤獨自守，堅拒一切外來因子，要麼亦認西學為先進與旨歸，而以中國傳統附屬之為第二義。陳寅恪先生的持論，在新學鼓吹者們看來，早已落伍，的確有些不合時宜，所以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又說： 
承審查此書，草此報告，陳述所見，殆所謂‘以新瓶裝舊酒’者。誠知舊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於新瓶之底，以求一嘗，可乎？ 
而馮友蘭先生在《悼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也對此分析說： 
咸豐、同治之間的主要思想鬥爭，還是曾國藩和太平天國之間的名教和反名教的鬥爭。……所謂名教，就其廣義說，就是中國傳統文化。……太平天國是用西方的基督教毀滅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就是所謂“咸豐、同治之世”的思想。曾國藩也是主張引進西方的科學和工藝，但是要使之為中國傳統文化服務。這就是封建歷史家所說的“同治維新”的主體。張之洞用八個字把這個思想概括起來，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就是所謂“湘鄉、南皮之間”的議論。 
馮先生這段解釋是比較符合陳先生的話語本意的。 
陳寅恪先生的這種觀念在1949年以前已經不為時人所理解，到了1949年以後更是被視作思想文化領域裡的異端。當傳統的價值取向失落之後，陳寅恪先生以其個人之力，獨守其舊，不為外界所左右，以其獨特的學術理性和文化心境構築了現實中不復完卵的價值取向，以他天才而傑出的研究成果和獨步而獨立的學術結論證明了中國文化本位思想是中國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永恆價值尺度，並最後與他的選擇勇敢地同歸於盡而九死不悔。用他本人悼念王國維先生的自盡時所說的話來說，即： 
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變，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擠擊，而已消淪喪於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則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讀來尚有字字見血，句句見淚之力量。 
王國維先生以投湖自盡而“與之同命而共盡”了。 
陳寅恪先生以他特立獨行之風彩——目瞽、足跛、病軀，受批判、受壓制之身，借着他對古代詩文（代表作如《論再生緣》、《柳如是別傳》、《元白詩箋證稿》）和歷史文化研究（代表作如《金明館叢稿》、《二稿》和《寒柳堂集》）之筆，向他所神往的文化理想和價值尺度發出了最後的衝擊，實現了他的“與之共命而同盡”的信念。在文化價值和文化理念及其相就的文化體系全面崩潰的文革時代，晚年的陳寅恪先生是痛苦的，同時也是高傲的。他以一己之身承受了他的整個信念在現實受到的全部重壓，如磐石般不可移易。 
這中間，大陸經歷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批俞平伯、批胡適、反右……直至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是悲劇的高潮，它以超乎常規的扭曲的形式踐踏了殘留下來的所有傳統，也踐踏了陳寅恪先生的高貴的精神。他是含冤死去的。在他去世後，在經歷了又一系列世變之後，他的思想才在世人面前顯露出它的價值，但，世間已無陳寅恪先生。 
陳寅恪先生是獨一無二的，沒人能夠取代他。從他的經歷到家境背景，從他的學問人生到精神風貌，從他的學術貢獻到生命情調……這一切的一切，都成就了一個橫空出世而又堪稱絕後的一代學術偉人、思想大師的他，傲然挺立在三種社會形態轉型之時，為人類文化和思想留下了重重的一份厚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