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述評 

一、羅氏小傳 

羅振玉，清同治五年(1866)農曆六月二十八日出生於淮安府山陽縣(今淮安市)南門更樓東(今羅家巷)寓所。祖籍浙江上虞縣永豐鄉。字式如，又字叔言，號雪堂。因溥儀曾書贈“貞心古松”四字以褒其忠心，故晚年常以“貞松堂”作為齋名，又號貞松老人。1940年5月14日因病逝世於旅順洞庭街一巷3號的羅公館內。 
羅振玉的曾祖父是羅敦賢、祖父是羅鶴翔。他的父親羅村勛，一生只是個小官：“歷署江寧縣丞、海州州判、徐州經歷、清河縣丞”。他的叔叔羅樹棠也只是個“遂昌教諭”而已。他的生母是范以煦的長女。不論是當時的羅家還是范家，家境並不富裕，地位也不顯赫。羅樹勛和范氏共生五男五女。五男為：長男羅振鋆、次男羅振鏞、三男羅振玉、四男羅振常、五男羅振鑾。羅振玉自幼李岷江誦讀詩書，勤奮好學、飽讀經典。還在年少之時寫下的《存拙齋札疏》一文居然得到晚清著名學術大師俞樾的讚賞！足見他的天資和學養。 
16歲中秀才後更加傾心於金石考據之學。中日甲午戰爭後，他開始追求變法圖強，留意新學，並以農學為切入點，翻譯介紹日本和歐美的農學著作，並協辦武昌農校、江楚編譯局、蘇州師範學堂等工作。1896年，他在上海創立“農學會”，並設“農報館”，創《農學報》。1898年，他注意到當時的晚清學歐美政體的不現實，開始關註明治維新以後的日本，開始學習日本。並在上海創立“東文學社”，聘請日本學者教授晚清官宦子弟日文。1900年，他應湖廣總督張之洞的聘請，任湖北農務局總理兼農務學堂監督，並報捐候補光祿寺署正。1903年，又應兩廣總督岑春煊之召，充任兩粵教育顧問。1904年，他被江蘇巡撫端方委任為江蘇教育顧問。1906年，他出任清政府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以清朝遺民自居，與王國維等避居日本，專心從事學術研究和文獻整理工作。1919年歸國後，他暫住天津。1921年，他參與發起組織“敦煌經籍輯存會”。1924年，他奉溥儀之召，出任南書房行走，逐漸參預清室的復辟活動。從1928年開始，他遷居旅順。偽滿期間，他曾出任偽滿監察院長及滿日文化協會會長等職。 
在政治上異常保守、甚至晚節不保的他，在學術上卻十分理智和先進。在當時新出土的殷墟甲骨、敦煌遺書、西域簡牘、中原碑誌、拯救清宮大內檔案等大量出土古物、古代文獻的研究和保存工作上，他都做出了其他人難以超越的重要貢獻，在20世紀前後的學術界和學術史上劃下重重的一筆。這使羅振玉的學術影響如同一顆璀璨奪目、大放光彩的明珠，在晚清和民初學術界牢牢地占據着一席之地。 
在彝銘學研究上，他的獨立刊行的重要著作，按照年代先後依此有：《殷虛古器物圖錄》（1916年）、《海外吉金錄》（1916年）、《殷文存》（1917年）、《雪堂所藏古器物圖》（1923年）、《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1923年）、《夨彝考釋》（1929年）、《遼居稿》（1929年）、《古器物識小錄》（1931年）、《貞松堂集古遺文》（1931年）、《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1933年）、《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1935年）、《貞松堂吉金圖》（1935年）、《三代吉金文存》（1937年）等等。除此之外，他還編撰了一些拓本著作，至今還是以稿本的形式保存在自己的直系後裔親屬和個別收藏家手中，並沒有正式出版。如2003年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春季古籍善本拍賣場的《貞松堂古句兵》，就是他在1924年編輯的拓片著作。 
這些著作至今都成了彝銘學研究的重要經典和必備的工具書。尤其是《三代吉金文存》一書，迄今為止依然是這一學術領域必須予以研究和精讀的集大成者和總結性著作，也是中國古今兩千多年青銅器及其銘文研究史上的巓峰之作和曠世經典。 

二、《三代吉金文存》的出現及其學術價值 

羅振玉早期出版的金文著作首推《殷文存》和《殷墟古器物圖錄》二書，此二書是專門收錄殷墟青銅器及其銘文之作。 
《殷文存》一書，被編入《廣倉學窘叢書》之中，1917年出版。該書收商代青銅器755件，所收為商代青銅器銘文拓片，無釋文。 
作者序中說明此書之緣起： 
余既編集貞卜文字為《殷墟書契前、後編》，並為之考釋，乃復集彝器拓片之殷人文字，為《殷文存》二卷，與書契並行。惟書契文字出於洹陰，其址為古之殷墟，其文字中又多見殷先公先王之名號，其為殷人文字，信而有徵。若夫彝器則出土之地，往往無考。昔人著錄號為商器者，亦非盡有。根據商人以日為名，通乎上下，與編集錄。 
《殷墟古器物圖錄》一書有《附說》一卷，此書為殷墟墓所出青銅器圖錄。 
在《殷文存》中，羅振玉把青銅器分成20類，即鼎、鬲、甗、敦、彝、尊、壺、卣、爵、角、觚、觶、斝、罍、兕觥、盉、、匜、盦、豆。這一編排體例的主要銅器分類幾乎被晚出的《三代吉金文存》完全繼承下來，可以看出羅氏的銅器分類學大致保持着前後的一致性。雖然此書名為《殷文存》，今天看來該書所收諸器卻並不都是殷器。 
在《殷文存•序》中，羅氏主張： 
若夫彝器則出土之地往往無考。昔人著錄號為商器者，亦非盡有根據。惟商人以日為名，通乎上下，此編集即以是為塙的。而象形文字之古者，亦俠施於周初。要之不離殷器者近是。
從1916年到1923年之間，是他研究古器物學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研究，更多的還是配合他對商代甲骨學的研究，並不是為了獨立意義上的商周古器物學的研究，即所謂的“乃復集彝器拓片之殷人文字，為《殷文存》二卷，與書契並行”。研究方法也和宋代古器物學家們的習慣操作方法一樣。 
1929年開始，他出版的著作已經明顯地轉移到了對商周青銅器的彝銘學研究角度上來。這充分反映出他從1924年開始已經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對商周彝銘的拓片整理、校勘、傳拓、文字考證方向上。因此，金文拓本集錄性的學術經典《貞松堂集古遺文》和《三代吉金文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關於它的誕生，根據羅氏本人在《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序言中的陳述： 
自振移居遼東，閉門多暇。又以限於資力，始課兒子輩，先付將所藏金文之未見諸家著錄者，編為《貞松堂集古遺文》，先後凡三編。夙諾仍未克踐也。去年乙亥，馬齒既已七十，概念四十年辛苦所搜集、良朋所屬望，今我不作，來者其誰？乃努力將舊藏墨本及近十餘年所增益，命兒子福頤分類，督工寫影，逾年乃竣，編為《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 
這裡已經明確點出了從《貞松堂集古遺文》到《三代吉金文存》誕生之間的約七年的歷史過程。 
首先，我們對《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進行介紹。 
《貞松堂集古遺文》其內容包括：《貞松堂集古遺文》16卷，《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3卷，《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3卷。書中不僅收錄有商周青銅器的銘文，還收錄了不少秦漢時期不少鉛、銀等器物上的文字。每條銘文均有釋文，並記載了每件青銅器的收藏歷史。卷前載有青銅器分類的總目和每類器物的細目。從1931年到1935年全部出齊。 
在《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中，前12卷專收商周青銅器銘文。 
羅氏又把商周青銅器分成以下23類，即鍾、句、鉦鐵、鐃、鼎、鬲、甗、彝、、簠、簋、尊、罍、壺、卣、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其中，他把所謂的“雜器”又分為23類，即錡、鑒、盇、盂、善會、次廬、鬴、、盆、盦、鈕、鈎、權、匕、符、勺、小量、小器、劑、車鑾、車、車鍵、馬銜。 
以此看來，他這一時期對雜器的分類還不是十分成熟。而且，“”和“簋”的區分，在這裡也沒有具體的說明。但是，此書明顯已經比《殷文存》的編輯體例有了進步。此書不光是在商周歷史和銅器的研究上貢獻卓著，還部分涉及到漢代的文物研究上，也是貢獻突出。如，在《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一五《鉛券》中所錄的七種鉛券，就是分為買地券、鎮墓券兩類。羅振玉在《蒿里遺珍》一書中就將漢代出土的鉛券分為買地券與鎮墓券別為兩類：“以傳世諸券考之，殆有二種：一為買之於人，如建初、建寧二券是也；一為買之於鬼神，則術家假託之詞。”此說今天也是有關這一問題研究的基礎觀點了。 
《三代吉金文存》一書著錄傳世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拓本共4835件，是20世紀30年代質量較高的集金文拓本之大成的金文合集。是羅氏在其子羅福頤協助下編撰完成的。該書無器形圖，無尺寸說明，無釋文，無考證文字，只有拓片。正文首頁下署“集古遺文第二”。該書出版後至今堪稱為民初時期治金第一名著。它以收羅宏富、印刷精良而聞名於世。而且所收拓本多經過羅氏本人嚴格的真偽鑑定。銘文又以原大拓本付印。從食器、禮器、樂器到兵器等等，分類又按銘文字數多少先後排列。只可惜沒有對器形、出土、著錄、收藏及考釋等作出說明。這和此書的編篡出自羅氏晚年、他個人已經沒有精力親自撰寫如此龐大拓片合集的釋讀和考證有直接關係。而實現了對這一古今空前絕後的金文拓片合集進行釋讀和考證卻是在他逝世幾十年後才出現的：他的兒子羅福頤先生親自撰寫了《三代吉金文存釋文》一書、日本漢學大師白川靜先生從此書中選釋了大部分拓片並以此寫出了八卷本的考釋性學術著作《金文通釋》一書。 
實際上，按照羅氏本人自述得知，他本來也是準備撰寫《金文通釋》的——由此我們也可以明白白川靜博士把自己考釋商周銘文的多卷本著作命名為《金文通釋》的內在原因——可是，因為當時在上海的他，接到友人書信，談到“滬上集書甚難，各家著錄不易會合，與囊在大雲書庫中左右採獲難易，不啻霄壤。某意不如先將尊藏墨本，無論諸家著錄與否，亟會為一書，以後為通釋，即此一編求之，不煩他索，成書較易矣”。這才是此書成書和體例之具體原因。 
序中作者曾提出以下觀點：“今宜為古金文通釋，可約分四種，曰邦國，曰官氏，曰禮制，曰文字。”這一觀點是如此的犀利而可操作性，為今後治金文者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可以說至今也無出其範圍之外。這讓我們更加敬佩羅振玉老先生的遠見卓識！ 
該書20卷的銅器編排順序是： 
卷一，鍾，114器。卷二、三、四，鼎（上474器、中265器、下94器）。卷五，甗、鬲，72器。卷六，彝395器。卷七、八、九，（上236器、中123器、下67器）。卷十，簠、簋、豆，91器。卷十一，尊、罍，271器。卷十二，壺、卣（上），113器。卷十三，卣（下）、斝，193器。卷十四，盉、觚、觶，63器。卷十五，爵（上），368器。卷十六，爵（下）、角，344器。卷十七，盤、匜，63器。卷十八，雜器，161器。卷十九，戈，134器。卷二十，戟、矛、雜兵，197器。該書所收絕大部分銘文為由漢至清保存下來的傳世之作，但也有少量銘文當時新近出土之物。如《令彝》、《曾姬無恤壺》等。 
但是，此書在排列上有並非沒有過失。比如卷二本來是專收鼎類的，卻意外地把斝類銅器銘文一件錯收其中。卷六本來是專收彝器類的，也意外地把圈足簋銅器銘文錯收其中。類似錯誤還有幾十例。中華書局出版此書時曾在書後附錄了孫稚雛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可以作為參考。因此，在使用和研究此書之時，首先需要將此書所收與歷代同類著作所收進行對比和校勘。但是，儘管如此，該書所收商周銅器銘文斷代之準確和鑑定之嚴謹，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 
在此書中，他對銅器的分類是：鍾、鼎、甗、鬲、彝、、簠、簋、豆、尊、罍、壺、卣、斝、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戈、戟、矛、雜兵等26類。而第18卷的雜器居然多至約36類。如下：鈎、句、鉦鐵、鐃、鐸、鈴、盤、盦、、、、、、、、瓿、觥、釜、次廬、、鑒、鎬、量、勺、刀、匕、節、鋪、權、車鑾、車、車鍵、馬銜、牌、小器及農具等。 
有些珍貴的殷代銅器銘文為我們考證和研究上古歷史和神話提供了最直接的實證材料。 
如，《三代吉金文存》卷十八第30頁收錄並保存的《魚鼎匕》銘文，對於東夷望族昆夷部族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寶貴和真實的史料，至今依然是先秦民族史、先秦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熱點課題之一。該書中遍布各卷中出現的對“亞丑”銘文青銅器的記載有70多件，種類則從禮器的鼎、鉞、罍、彝到酒器的尊、爵、觚、盉、觥等等，應有盡有。這些珍貴的資料為研究商周時代亞丑部族的起源和主要活動地域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第45頁著錄的銅卣銘文，為研究《周易》筮法和卦象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再比如著名的《行氣玉佩銘》，就收錄並保存在該書卷二十第49頁中。該銘文成為研究商周養生技術和醫學的重要參考資料。卷二十中收錄並保存的《商三句兵》銘文對於商代家譜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王國維為此寫下了《商三句兵跋》著名論文……等等。我們可以說，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出版至今，舉凡上古史研究中出現的任何熱點問題，幾乎全可以在此書中找到珍貴的史料證據和重要佐證。 
又如，商周古文字史料中是否存在對“蚩尤”的記載一直是學術界很感興趣的一個研究課題。可是，迄今為止，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就是：古文字學界和考古學界、乃至於古代文學界至今對此一直是附諸闕如的。過去，有人曾提出上“止”下“蟲”組成的“”字就是“蚩”字，此說顯然過於臆斷，而且缺乏具體的論證過程和堅實的史料支撐，不但根本不足為信，反有故弄玄虛之嫌。關鍵是此說實際上是直接抄襲丁山先生的《中國古代宗教和神話考》一書中的觀點而來，見該書第401頁：“其下從蟲，上從止，顯然是蚩尤之蚩的本字”。雖然學術界至今為止並沒有給出“蚩尤”存在的真實可信的古文字學和考古學證據，但是並不妨礙我所敬仰的著名學者李學勤先生長期以來大聲疾呼中華文明是炎、黃、蚩三祖的產物。 
在上古文獻史料中大量出現的“蚩尤”,難道在古文字學和考古學中一點也找不出關於“蚩尤”的文字記載痕跡嗎？！非也。應該說，因為“蚩”字還沒有被學術界所識讀出來，才出現了古文字學界和考古學界、乃至於古代文學界至今對這一基本問題一直是附諸闕如的現象。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頁中收錄了下一銘文引起了我的特別關注，該拓片和模寫如下： 

此字收錄在《金文編》附錄第147號圖中，容庚先生也不認識此字。這個字頗似一人形站中間，雙手和雙腳和伸向四角的直角相聯繫。羅氏在編著《三代吉金文存》時不知道這個圖形文字的含義和讀音，故此他就直接寫作《亞鼎》。我使用了國外學術界在司法證據學上新興起的圖像演繹證據法，對此銘文加以演繹考證如下： 

由此而來可以發現：我們最初設定在演繹過程中保持該字形的最基本特徵不變，即頭部和伸向四角的手足，在每次演繹過程中均保持不變。在上述演繹過程中保持該字形的最基本特徵不變。這最基本的特徵就是頭部和伸向四角的手足。圖像演繹考證的結果是：《三代吉金文存》第二卷第九頁第五張拓片中收錄的殷代圖像銘文是漢代畫像磚中蚩尤形象的直接源頭。我們再將這一演繹過程反過來排列如下，就可以更清晰地發現從漢代的蚩尤畫像到殷代的蚩尤圖像的還原演繹過程，即： 

從殷代的圖像文字到漢代的圖畫之間不存在任何傳統的證據學上關係，如音訓、字訓、轉注、假借等等。但是，從圖像演繹考證法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殷代圖像銘文是漢代畫像磚中蚩尤形象的直接源頭。著錄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頁拓片的青銅鼎的準確稱呼應該就是《亞蚩鼎》。 
從文獻學上看，這一最基本特徵就是：《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啟筮》中的記載：“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因此，“八肱八趾疏首”成為判斷蚩尤圖像與否的首要特點。所謂“八肱”，肱，《說文解字》中為：“肘臂節也”。“八肱”又可寫作“八紘”，它的引伸義是指四方和四隅，《淮南子》中有“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之說。因此，“八肱八趾疏首”中的“八肱”是指指向四方和四隅的八條手臂。所謂“八趾”，古時所謂“趾”,指足,不指腳趾。它和上面的“八肱”是相對應的，也是指指向四方和四隅的八隻腳。所謂“疏首”，疏，《說文解字》中為：“疏，通也”。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引伸為疏闊、分疏”。袁珂先生解釋為：“疏首就是長着分叉的腦袋。”可是我看這裡出現的漢畫像石中反映的蚩尤形象，並不是長着分叉的腦袋，而是梳着分叉的辮子或者說戴着分叉的頭飾。可見，“蚩”字是象形字，至今也保留了“八肱八趾疏首”特點。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得出：收錄並保存在《三代吉金文存》卷二第9頁拓片中的圖像文字是殷代對蚩尤形象和文字的真實記載。詳細考證請參閱筆者的《商周古文字史料中的善卷和蚩尤》（見《殷都學刊》2011年第1期）、《試釋商周青銅器銘文中的蚩尤》（《從江南看中國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和《中國文字研究》2011年號）兩篇論文。 
假如沒有《三代吉金文存》對這一圖像文字的收錄和保存，我的考證和圖像演繹就面臨着無任何文獻證據可資成立的尷尬局面。 
羅氏對王國維的提拔和支持是眾所周知的，他晚年還提拔並支持了當時後起之秀、後來的國學大師商承祚、唐蘭、容庚等先生。羅氏逝世後，收錄在該書中的不少羅氏私人藏品後歸旅順博物館。而這幾位老先生湖來就是繼羅氏之後執掌中國商周青銅器和金文文字與史料研究的國學大師。足見當年羅氏在積極發掘人才、鼓勵後學工作的成就和眼力。 
幾十年來，《三代吉金文存》一書的出版和研究情況大致如下： 
1937年，該書首先由上虞羅氏百爵齋以線裝石印本五涵20冊形式，首先在日本影印出版。該書出版後，立刻被日本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室和考古學研究室同時指定為教學參考書和必備的工具書。我國學術界的老前輩李濟、吳其昌、聞一多、唐蘭、容庚、商承祚、陳夢家等自不必說，日本學者濱田耕作、梅原末治、水野精一等早期著名中國考古學家，以及後來的貝塚茂樹、白川靜等著名漢學大家都對此書的研究和使用傾注了一生的精力和心血。甚至1937年秋當聞一多匆匆離開北京南下之時，隨身攜帶的唯一的一部古籍竟是剛出版的《三代吉金文存》。而吳其昌逝世時案頭放置的就是此書，後來被他的弟弟吳世昌先生作為追思遺物而帶走自用。足見此書出版之時在中外學術界就已經獲得了格外的注重。周法高先生編撰了《三代吉金文存補編》、《三代吉金文存著錄表》二書，分別在1970、1977年由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1971年，日本著名中國考古學家林已奈夫博士編撰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錄》一書，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1976年，台灣大通書局出版了此書的全集本：《羅雪堂先生全集•三代吉金文存》。1980年，台灣台聯國風出版社出版了此書。1983年，中華書局以中下三卷精裝本形式出版此書。書後並附有孫稚雛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辨證》一文。同年，羅福頤先生的《三代吉金文存釋文》一書，由香港問學社出版。 
按照孫稚雛先生在《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中的陳述：“海外競相翻印，據不完全統計，有八開、十六開、三十二開等各種開本達七千冊之多”。羅福頤先生也曾說：“此書出版以後，四十年代，，香港、台灣、日本，均有翻印本，大小有十數種之多。於此可見，此書影響之巨。” 

三、羅氏金文著作編纂體例的再檢討 

今天，研究羅振玉在甲骨學、金文學研究上的學術貢獻，已經是很重要的學術史課題之一。特別是研究他的金文著作的編著思想和體例，可以從中發現羅氏的銅器分類、定名、辨偽的基本原則和見解。 
他早期的銅器分類，我們以《貞松堂集古遺文》為代表，是23類，即鍾、鼎、甗、鬲、彝、、簠、簋、尊、罍、壺、卣、句、鉦鐵、鐃、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而晚年的銅器分類，我們以《三代吉金文存》為代表，是26類，即鍾、鼎、甗、鬲、彝、、簠、簋、豆、尊、罍、壺、卣、斝、盉、觚、觶、爵、角、盤、匜、雜器、戈、戟、矛、雜兵。而雜器的分類更是從早年的23類猛增到36類。前後兩期分類的變化，反映出羅氏對銅器用途和古今命名的研究和理解的發展。早期的句、鉦鐵、鐃三類，在晚期中則全歸入了雜器。晚期新增加的是豆、斝、戈、戟、矛、雜兵六類，而這些在早期或被歸入鼎爵類，或被歸入雜器類。 
當然，誠如孫稚雛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有些分類還不成熟，甚至有錯誤的現象。如， 
《齊侯作孟姜匜》，《三代吉金文存》卷四第14頁中誤歸作鼎類。《作公尊彝卣》，《三代吉金文存》卷三第10頁中誤歸作鼎類。《作父己尊》，《三代吉金文存》卷六第41頁誤歸作彝類。《亞旁罍》，《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二第1頁誤歸作壺類，等等。但是，總體來看，羅氏的銅器分類學是基本準備的、隨時更新的。隨時更新的內容，部分是他個人對銅器考古學認識的更新，部分則是當時中國考古學發展規律壯大的結果。因此，《三代吉金文存》一書在銅器分類學上的更新和確立，是該時代羅氏統領傳統的商周古器物學（銅器考古學）發展的直接結果。而至今為止，對於羅氏幾次居日期間、回國後居津居旅期間和中外考古學家的學術交往的研究，如他和伯希和、和濱田耕作、和梅原末治、和馬衡、和李濟……一直缺乏深入的史料發掘和研究。相反，有些人對於羅氏一生獎掖後學的眼力和貢獻卻視而不見，繼承鼓吹什麼“羅氏不學無術”、“羅氏剽竊、盜用王國維的學術觀點”等等荒誕離奇的說法，並時常出現在這些人的論著中。在一個唯政治決定論的時代，政治上晚節不保的羅氏在一些人看來似乎他的學術也是腐敗政治下的產物。甚至更有人以政治上的保守和自殺行為來質疑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貢獻——唉，女媧鍊石已荒唐，更向荒唐演大荒！ 
在他的後裔中，三個女兒：長女嫁丹徒劉大紳（晚清著名學者劉鶚之子），次女嫁阜陽程傳鑣（晚清著名學者程恩培之子），三女嫁海寧王潛明(晚清著名學者王國維之子)——這早已經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事實了。他的四個兒子：羅福成、羅福萇、羅福葆、羅福頤四教授也早已經是名揚四海的著名學者了。嫡孫羅繼祖、羅隨祖教授二人，嫡孫女羅琨和孫女婿張永山夫婦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他們四人皆為著名先秦史家。 
謹以此文紀念為金文研究做出卓越貢獻的羅振玉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