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知我:余英時與陳寅恪 

研究陳寅恪先生，有一個人是不能不提的。他就是美籍華裔著名歷史學家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余英時先生。 
余英時先生，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開始在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上學，師從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陳寅恪先生的弟子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律大學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現代儒學論》等。 
如此說來，陳寅恪先生還是余英時先生的師爺輩的人物呢。 
1958年以前，余英時先生所寫關於陳寅恪的文章並不多，只有一篇《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1997年10月12日，余英時先生在《我為什麼寫陳寅恪》一文中公開表明了他研究陳寅恪的起因： 
剛才我提到了余英時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陳寅恪先生的弟子楊聯陞先生”之事，實際上，當時，余英時先生從香港新亞書院畢業後，被推薦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學術訪問。但是，因為他的香港居民的特殊身份和他在報刊上發表的提倡自由民主的文章，使他無法獲得大陸和台灣的任何一方給他頒發的護照。為此，錢穆先生多方援助。最後，在駐港美國領事館以“無國籍之人”的特殊身份發給他的留美簽證。此中過程之艱辛至今對此還耿耿於懷，這使他深深感受了沒有國籍和失去國家認同的切膚之痛。也許正是在他一讀到《論再生緣》就立刻有所感觸的個人背景。他一直認為他的這個背景和《論再生緣》中所謂的“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夠交融的。1958年的秋天，當他在哈佛大學偶然讀到流傳到海外《論再生緣》的油印稿本時，引起了他精神上極大的震盪。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終一夕之力細讀《論再生緣》之後，我不禁深為其中所流露的無限沉哀所激動。這首為中國文化而寫的輓歌在以後幾天之中都縈迴在我的胸際，揮之不去。” 
那麼，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使他如此震撼呢？ 
《論再生緣》是我第一次聽到的直接來自大陸內部的聲音，而發言的人則是我完全可以信任的陳寅恪。他一生與政治毫無牽涉，但就其為中國文化所化而言，則可以說是王國維以來一人而已。《論再生緣》中並無一語及於現實，然而弦外之音，清晰可聞：中國文化的基本價值正在迅速地隨風逝去。顧亭林曾有亡國與亡天下之辨，用現代的話說，即是國家與文化之見的區別。我已失去國家，現在又知道即將失去文化，這是我讀《論再生緣》所觸發的一種最深刻的失落感。……無論如何，這個背景和《論再生緣》中所謂「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是恰好能夠交融的。我情不自禁地寫下那篇《書後》，並將《論再生緣》稿本寄交香港友聯出版社刊行，其根本動力也出於我個人所經歷的一種深刻的文化危機感。 
讀了上段文字，我們可以發現：余英時先生更多的感觸是直接來自文化和思想方面的，而非政治性質的。這種解讀，可以說把陳寅恪先生的此文中的文化使命感和價值觀立刻昭然若揭於天下。這就是余英時先生當時寫下的那篇著名的《人生》雜誌1958年12月號上發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文的宗旨。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余英時先生的這一解讀是否符合陳寅恪先生的原意呢？連他自己也承認：“……今天我們已確知寅恪先生當年是熟悉我的《書後》的內容的。那麼他自己究竟有過什麼樣的反應？”我們所看到的公開反映就是陳寅恪先生在1964年撰寫的《〈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一文這樣一段話： 
《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因而發現新材料，有為前所未知者，自應補正。至於原文，悉仍其舊，不復改易。蓋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點佛第之額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腳條，長則更臭。知我罪我，請俟來世。 
這裡面出現了“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和“知我罪我，請俟來世”兩組用語。那麼，是“知我”呢還是“罪我”呢？通過香港大學的李玉梅博士在1987年10月25日致余英時先生的信中一段話，我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晚正研究史家陳寅恪，因於八月下旬結識陳老二女兒陳小彭、林啟漢夫婦，暢談陳老事，至為投契。小彭夫婦於一九五四年調返中山大學，據稱此乃周恩來之意，好便照顧陳老云云。今則居港七、八年矣。於細讀教授有關大作後，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數事如下： 
　〔一〕陳老當年於讀過教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曾說：‘作者知我’。 
　〔二〕教授《釋證》頁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陳先生是否真有一枝雲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陳老夫婦確曾有為去留而爭執之事。 
　　小彭夫婦對教授之注陳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覺大慰，特命余來信告之。” 

不用再多說什麼了。此時無聲勝有聲。看罷來信，余英時先生的感覺是“我還清楚地記得，我當時讀到寅恪先生‘作者知我’四字的評語，心中的感動真是莫可言宣。” 
國際著名歷史學家、研究陳寅恪思想的專家余英時先生照片，見圖： 

陳寅恪先生在《舊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醫院療足疾至今適為半歲而疾未愈擬將還家度歲感賦一律》一詩中曾經寫下了這樣一句：“後世相知或有緣”。我一直很懷疑這句話其實就是說給余英時先生的。 
　　因為有了上述經歷，到了1982年，余英時先生又再次提筆，寫下了著名的《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一文。此文在香港的《明報月刊》發表後，立刻引來了國內學術界的熱烈回應。以至於連當時的負責意識形態的主要負責人胡喬木先生也有形無形地參與進來。這便是花城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署名“馮衣北”的劉斯奮先生所寫的《陳寅恪晚年詩文及其他——與余英時先生商榷》一書。 
關於該書的出版，花城出版社介紹說： 
1983年至1985年間，香港報刊曾陸續發表余英時和馮衣北兩先生的文章，就陳寅恪晚年所寫的詩文進行了討論，對已故史學家陳寅恪這一時期的生活、工作和心境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看法，引起了海內外學術界的注意和興趣。鑑於余英時先生的部分文章已於1984年結集出版，並擬於近期增訂再版，我們特將馮衣北先生的文章結集出版，並請作者增寫序跋，對問題作了進一步的論辯。 
這段掌故，今天大家看了《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就可以全然了解事情的經緯了。 
余英時先生在看到了馮衣北的答覆文章後，他在《弦箭文章那日休》一文里寫道： 
署名馮衣北的文章，是代表某一部門中共官方的“弦箭文章”，其中並無值得一駁的具體內容。執筆者自然是奉命而行，已是汪中所謂的“如黃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對於“馮文”作者的用心之苦，我只有同情，並無反感。 
而“馮衣北”（劉斯奮）看到答覆後，又寫回復文章反擊說： 
余先生在他的論辯文章中，一開始就把我封位大陸官方學術界的代言人，說我的文章基本上是為了表示政治立場觀點和態度而寫的。我很榮幸受到如此“抬舉”。只可惜我尚無此種資格。不過無論如何，我仍然得佩服余先生論戰方法的巧妙。因為這樣一來，我在讀者眼中就成了十足的政治工具，我的一切文章自然就成了毫不足信的政治宣傳，簡直可以不攻自破。
拋開此書出籠前後的那段特殊的歷史背景，我想說的： 
雙方爭議的核心還是在於陳寅恪先生本人所說的“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和“知我罪我，請俟來世”這兩組話！更簡單地說：是“作者知我”還是“作者不知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