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古代乐器考——释缶第一 

《周易》一书，文字奥古，晦涩难懂，它可以说集商周社会科学之大成，对当时和后代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仅古今论《周易》的书就不下三千种！它与《尚书》一样，保留了大量的商周二朝的史料，为我们研究商周二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原始的资料。因此，我们要想了解商周二朝音乐发展状况，也有必要对《周易》中得音乐文字进行一番探讨。 
《周易》一书，由两部分组成：《易经》和《易传》。目前易学界一般都认为：《易经》产生与周初，而《易传》则产生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文主要就《易经》中作为打击乐器的“缶”进行一番考证，发管窥之见，成鸡肋之文，以就正于同道。 
“缶”字《易经》中凡三见： 

1、《周易·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2、《周易·坎卦》：“六四：樽酒，……贰，用缶，纳约自牖，重无咎。” 
3、《周易·离卦》：“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案：《比卦》之“有孚盈缶”之缶，从该条卦爻辞之内容来看，缶在这里仅仅是作为一种盛饮食的器皿而出现的。清儒陈梦雷《周易浅述》中云：“缶，土器。以阴变阳，又为仰盂。坎水下流，初变为屯，屯者，盈也。有水流盈缶之象。”清儒王引之《经义述闻》中云：“用缶云者，以缶为樽，又以为……也。”是为明证。而作为乐器之一的缶见于上述2、3例中，拙文试逐层析之。 
许慎《说文解字》：“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謌；象形。凡缶之属皆从缶。”又云：“哥：声也，从二可，古文以为謌字。”古文中“謌”与“哥”同也，均是指缶被叩击后的音响效果而言。象形者，象其形也。故“缶”字缘器物之形而定也。今之“歌声”一词，盖由“謌”字字训重叠而成也。查《说文解字》中“缶之属”共二十二例。如下： 

1、“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謌；象形。” 
2、“……：未烧瓦器也。从缶……声。” 
3、“匋：瓦器也。从缶包省声。” 
4、“罂：缶也。从缶……声。” 
5、“ ……：小口罂也。从缶……声。” 
6、“……：小缶也。从缶咅声。” 
7、“缾：……也。从缶并声。” 
　 8、“……：……汲缾也。从缶雝声。” 
　 9、“……：下平缶也。从缶乏声。” 
10、“罃：备火长颈缾也。从缶荧省声。” 
11、“ 缸：瓦也。从缶工声。” 
　 12、“……：瓦器也。从缶或声。” 
　 13、“……：瓦器也。从缶薦声。” 
　 14、“……：瓦器也。从缶肉声。” 
　 15、“……：瓦器也。从缶霝声。” 
　 16、“ ……：缺也。从缶占声。” 
17、“缺：器破也。从缶决省声。” 
18、“罅：裂也。从缶虖声。” 
19、“罄：器中空也。从缶殸声。” 
20、“罊：器中尽也。从缶 ……声。” 
21、“缿：受钱器也。从缶后声。” 
22、“罐：”（案：此字许慎没有做注解）。 

缶之属，悉如上列。可知：缶之属种类繁多也。它们产生于日常生活的不同需要当中。但这些大大小小、种类繁多的缶之属器皿为大型编组土乐的产生准备了客观的物质条件。在先秦，有大型编钟乐器——金乐，又有大量编磬乐器——石乐；同样，也有大型编缶乐器——土乐。缶之属有二十二字之多！足见先秦时用缶的盛行。李斯《谏逐客书》：“夫击瓮叩缶”，又“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墨子·三辩》：“息于瓴缶之乐”；《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请奉盆……秦王以相娱乐”，又“于是相如前进……”，又“秦王不肯击……”，又“为一击……”，又“秦王为赵王击……”；《诗经·陈风·宛丘》：“坎其击缶”……是为证也。案：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案缶亦鼓之类，古亦谓之土鼓。”李孝友《<九夷古事>校注》：“土鼓：古乐器，以瓦为匡，两面蒙革可击之鼓。《周礼·春官·……章》：‘掌土鼓豳……。’注：杜子春云：土鼓，古乐器，以瓦为匡，以革为两面，可击也。’《礼记·礼运》：‘贲桴而土鼓。’注：‘土鼓筑土为鼓也。’《礼记·明堂位》：‘土鼓、蒯桴、苇……，伊著氏之乐也。’”可证缶又名为土鼓也。明人赵 ……《九夷古事》：“是故，饮醇 ……者，思玄酒；厌绮纨者，慕求葛；器繁奏者，乐土鼓，被诚有味于其源也。”又“昔葛天氏吹芦苇，击土鼓，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后为音乐之始。”可作为缶名为土鼓之证也。 
其实：从单纯的土器——缶——发展到蒙革面为土鼓的缶，这是两条发展路线： 

缶→缶 
缶 
土鼓→鼓（？）。 

因此，从这一点而言：土鼓之名只代表了缶之属中的某一类，而缶应该是包括土鼓在内的缶类乐器 ！ 
关于缶的起源这一问题，从其为乐器这个角度而言，古人有以下几种观点： 

1、缶为葛天氏之乐也。见《九夷古事》。 
2、缶为秦人之乐也。见《谏逐客书》及《说文解字》。 
3、缶为昆吾氏之乐也。见《说文解字》。 
4、缶为伊著氏之乐也。见《礼记》。 

拙论认为：缶为秦人之乐比较可信。至于说葛天氏或昆吾氏或伊著氏造缶之论均不可靠。将劳动人民创造发明的乐器归于某一超自然力量的神或某一部落首领，这实际上是英雄崇拜或祖先崇拜的反映！宋词人辛弃疾《水调歌头·席上用黄德和推宫韵，寿南涧》一词云：“歌秦缶，宝康 ……，世皆然。”是真懂缶者！因为秦相李斯《谏逐客书》中云：“夫击瓮叩缶，……真秦之声也。”《周易·坎卦·六四》中正反映了人们用缶的情况，《离卦·九三》中正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不鼓缶而歌以迎日昃之离将带来灾难。清儒陈梦雷《周易浅述》：“按本义，以樽盛酒，以……盛食，复以瓦缶为副樽。按来注，一樽之酒，二……之食，乐用瓦缶。”先秦典籍中，《庄子·至乐篇》：“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鼓盆而歌”实则也即“鼓缶而歌”。这种在不同场合中“鼓缶而歌”的自然现象自秦以降仍然存在。《淮南子·精神训》：“叩盆拊……，相和而歌。”《稼轩长短句》：“高歌击酒盆”，均可作为旁证。故“鼓缶而歌”先秦时十分盛行。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作为“音乐之始也”的缶、磬实际上是从古人在烧制器皿和打制石制工具中逐渐生产出来的。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得作用》一文中说：“人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发现初先前所不知道的新的属性。”可见，正是新时期时代的劳动——烧制器皿和石制工具打制过程中各种不同音响的发生使人们“发现出先前所不知道的新的属性”。这样的结果，最终产生了宴会及个人娱乐用的缶乐和庙堂、宫殿上用的磬乐。吉联抗先生《墨子·非乐》译注中：“……和缶之类原来都是民间的日常用具，因为都能敲击出声，所以也用作乐器自奏自乐，或者在唱歌时用以伴奏。”前者如庄子“鼓盆而歌”，后者则可以说其例无穷！《诗经·国风》全都是民乐！都可以在唱风诗时以缶伴歌。故“鼓缶而歌”以迎“日昃之离”，虽然具有浓厚的图腾意味和原始宗教自然神观念，但其音乐效果则与今天伴奏用的木鱼、梆子、锣鼓等相类。古人讲“击节叹赏”，这“击节”似乎也应有这种意思在内。中国古代，每当发生日食时，某些少数民族或汉族地区总要敲锣打鼓以驱“魔法”，驱“天狗”……目的是帮助太阳战胜“魔法”、“天狗”……如果不这样就会使太阳永无出头之日，人类也就失去了生存的依赖——多么淳朴而又极浪漫的幻想！这可以说是直接源自于《周易·离卦·九三》卦爻辞当中！当“日昃之离”发生时，人们便“鼓缶而歌”，于是就吉而无咎了！否则便是“大耋之嗟，凶！”其实，“鼓缶而歌”——无论其应用在何处都是为了更好地使内在的情感宣泄与外在的击缶节奏相符合，从而达到一种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其乐无穷的美学境界。从这一点而言：“鼓缶而歌”的音乐美学特性主要是一种节奏美。 

关于缶之属——土鼓类用革蒙面以及土鼓与鼓之关系，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