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浙學者15家金文研究敘錄1 

有清一代之學，尤以商周彝銘學的研究成就最大，江浙學者貢獻突出，今擇其要15家敘錄如下： 
1、 顧炎武的彝銘學研究 
講到清初的彝銘學研究，就不能不從顧炎武開始。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就曾高揚顧炎武的研究說：“金石學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學也自顧炎武著《金石文字記》實為斯學濫殤”。 
顧炎武，1613～1682。江蘇昆山人。原名繼坤，後名绛，又名圭年，入清後更名炎武，字甯人，自署蔣山傭，號亭林。少時入復社抗清，明亡後遊學於南北各省，或用力於著述，或留心於抗清，與歸莊齊名，時人將其二人並稱爲歸奇顧怪。其甥徐乾學入清後漸成顯貴，屢書迎其南歸而不出。顧氏學風嚴謹，學識淵博，尤精音韻之學，著述甚多。其學以經世致用爲本，長於學術考證，弘揚漢代經學，謂經學即理學也，並抨擊宋儒理學之腐敗和空疏之論。所著《日知錄》爲其名著。另有《金石文字記》、《歷代帝王宅京記》、《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等多種傳世。他宣導經學研究，反對唯心空談。他的著作於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以及經史百家、音韻訓詁之學都有卓越的研究。晚年時側重考證，開清代樸學風氣。 
顧炎武自幼就開始留意金石文字的研讀。他在《金石文字記·序》中曾自述：“余自少時號訪求古人金石之文，而尤不甚解，及讀歐陽公《集古錄》，乃知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但詞翰之正而已。” 
可見，顧炎武注意到了金石證史的學術價值，並且他本人也身體力行利用彝銘進行考證史事。如，《日知錄》中的《王正月》、《春秋時月並書》二文就是如此。他在《王正月》一文中主張： 
《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之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准，不獨魯也。 
在該書卷二十一《金石錄》一文中，他又考證銘文中的“宋公”的身份： 
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者，莫知其為何人。今考《左傳》，宋元公之太子欒嗣位為景公。《漢書•古今人表》有宋景公兜欒。而《史記•宋世家》元公卒子景公頭曼立。是兜欒之音訛為頭曼。而宋公欒即景公也。 
《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劄記，久而類次成書”之作。在《王正月》、《春秋時月並書》二文中，他特別點出了“其他鐘鼎古文多如此”一語。當然，這種方法和宋人考證彝銘史事還沒有多大區別。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十三如是評價此書：“是汪由信以次，共錄三百餘種。以時代為次，每條下各綴以跋。其無跋者，亦具其立石年月、撰書人姓名。全書以碑文證諸經史，不為鑿空之談。” 
他對於古銅器的聚散毀藏，提出了另一種看法。見該書卷二十一《古器》： 
讀李易安題《金石錄》引王渥元載之事，以為有聚有散乃理之常，人亡人得，又胡足道。未嘗不歎其言之達。而裕之作《故物譜》獨以為不然。其說曰：“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邪？自《莊子》列禦寇之說出，遂以聖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吷者,況外物之外者乎?然而彼固未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也。則聖人之道所謂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者，其可非也邪？《春秋》之於寶玉、大弓，竊之書得之書，知此者可以得聖人之意矣。” 
在著名的《金石文字記》中，他首先對《比干銅盤銘》進行了考證。雖然此盤的真偽後來已經成問題，但是他的考證依然顯示出金石證史的傾向。《鼎銘》的考證也是如此。由於此書收的石遠遠多於金，所以影響了他對吉金的真正縱深的研究，這是很可惜的。他還注意到了“《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不同，石鼓乃類小篆”的字形特點。 
顧氏開啟了清代彝銘學研究的先鋒。他曾在《西安府學碑目序》一文中，痛感當時只知玩物而不知證史的現象抨擊說：“惜之觀金石、模金石者，必其好古而博物者也。今之君子，有世代之不知、六書之不辨，而旁搜古人之跡，疊而束之以飼蠹鼠者”，足見當時還沒有出現以金石證史而收藏古銅器的士大夫風氣出現。 
他的三個外甥徐乾學、徐元文、徐秉義，在清代官居高位，也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和銅器收藏家。 
2、朱彝尊的彝銘學研究 
朱彝尊，1629～1709。浙江嘉興人。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以布衣授翰林院檢討，入直南書房，曾參加纂修《明史》。撰有《經義考》、《曝書亭著錄》、《曝書亭集》等行世。其中，《曝書亭金石文字跋尾》為其名作。 
曾祖朱國祚、祖父朱大競乃明朝重臣。生父朱茂曙。祖上皆讀書人。因此，朱彝尊從少年開始接觸經學，尤其喜好金石文字。潘耒曾給《曝書亭集》作序言：“竹垞之學，邃於經，淹於史，貫穿於諸子百家”。 
在清初的彝銘學研究中，朱氏的地位還是很重要的，他和顧炎武等人十分友好，自然可以理解他對顧氏學術思想的理解和支持。只可惜他的著作關注的卻只是石而非金，他的金石證史的思想和論證全是對石的哂谩Ｒ虼耍�李遇孫在《金石學錄》中對他的學術定位是“國朝亭林、竹垞兩公出，篤嗜金石，鉤稽弗遺，菿然於歐、薛、趙、洪之上。” 
3、王昶的彝銘學研究 
王昶， 1724～1806。江蘇青浦人。字德甫，一字琴德。號蘭泉，晚號述庵。曾任都察院左副都禦史、江西按察使、陝西按察使、刑部右侍郎等。善屬文，尤嗜金石之學，工書法。著有《金石萃編》等行世。 
在該書自序中，王氏說：“余弱冠即有志於古學。及壯，游京師。始嗜金石。朋好所贏，無不丐也。“ 
顧頡剛在《當代中國史學》一書中說：“王昶的《金石萃編》，其書卷帙極為浩繁，有近於類書，其中十分之幾皆為碑誌，鼎彝僅占很少的一部分。”此書共一百六十卷，而周代僅為前三卷，收入了《曶鼎銘》、《仲駒敦銘》等商周銅器銘文。他的金石學還是以金石證史為目的。他和錢大昕關係十分友好，相互影響很大。此書基本是按時代先後順序編次，摹其原文，間有按語，略加考證。 
林鈞《石廬金石書志》卷六如是評價此書：“全書收錄廣博，難免舛誤。夫校書如去幾塵階葉，愈掃愈紛。釋碑之難，又加校書倍蓰。後人痛抵偽誤，目非善本。然篳簬藍縷，禮重先河，何能遽沒？” 
儘管如此，此書對於三代青銅器的記載並不多，和此書的龐大極其不相稱。 
4、錢大昕、錢坫的彝銘學研究 
錢大昕，1728～1804。江蘇嘉定人。字曉征，又字辛楣，號竹汀。曾任翰林院侍講學士等。他晚年時潛心著述課徒，曆主鐘山﹑婁東﹑紫陽書院講席。出其門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稱潛研老人。其學以“實事求是”為宗旨，本著從訓詁以求義理的原則，並不專治一經，也不墨守漢儒家法。同時主張把史學與經學置於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經方法治史。有《潛研堂文集》、《金石跋尾》等多種古文字學著作行世。 
錢坫，1741～1806，江蘇嘉定人，字獻之，號十蘭，又號小蘭。錢大昕之侄。曾任乾州知府和武功縣令。擅長金文書法，尤其擅長以左手寫篆。著名銅器收藏家和彝銘學家。有《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和《說文解字斠詮》、《十經文字通正書》、《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篆人錄》等古文字學著作多種行世。 
在金石研究方面，錢大昕先後編訂並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續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三集》、《四集》六卷，並最終編為《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和《附錄》二卷。所作跋文八百餘篇可惜多為石刻文字研究，然所收金石碑刻的跋文、文字及考證均甚精煉。在《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五《郭允伯金石史序》一文中，錢氏以為：“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考稽史傳，證事蹟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這一總結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 
但是，錢大昕卻針對彝器文字發出了真假難辨的感歎。他在《廿二史考異序》中曾抨擊利用彝銘考古的現象：“世之考古者，拾班、範之一言，摘沈、蕭之數簡，兼有竹素爛脫、豕虎傳偽……予所不能效也”。在《小學考序》中，他甚至提出“求古文者求諸《說文》足矣”的極端觀點。這一觀點直到他的侄子那裏才有所改變。 
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一書對《周平仲簋》銘文考證頗為詳細，並訂正了古代彝銘學史上有關“敦”和“簋”的區別，此為意義尤其重大之處。對此問題，他說； 
“簋”字，《博古》、《考古》諸書及劉原父《先秦古器記》、薛尚功《鐘鼎款識發帖》諸書皆釋為敦。余以時代、字畫考之，而知其非矣。《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後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周人不名敦。”鄭康成注之曰：“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所云。”未聞者，言周之簋與璉瑚及敦之形制。康成未知之也。康成當漢時，不應不識簋。惟未見敦與璉瑚，故云耳爾。且《住禮含人》注云：“方曰簠，圓曰簋”，是康成之於簠簋，考之詳矣。《說文解字》：“簋，從竹從皿從”，此所寫之，即字。，讀如季。古之簋，或以竹作，或以瓦作，故竹皿並用。此則改竹皿而從，若敦字從從，字從羊從，筆跡不能相近。是不得釋敦字之明證也。《解字》又有“朹”字，云：“古文簋”。古者，祭宗廟用木簋，祭天地、外神用土簋，蓋亦文質之分。後更以金作之耳。《三禮圖》曰：“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易》：“二簋可用享”，單舉黍字。《詩》：“於我乎每，食四簋”。兼舉稻粱言之。 
《清史稿•藝術傳》中曾經記載：“當乾嘉之間，嘉定錢坫、陽湖錢伯坰皆以書名。坫自負其篆書直接陽冰。嘗游焦山見壁間篆書《心經》，歎為陽冰之亞。” 
對於錢坫，《國朝先正事略》中記載“獻之工小篆，不在李陽冰、徐鉉下。晚年右體偏枯，左手作篆尤精絕”。在《昭代尺牘小傳》中曾評他的篆書為“本朝第一”。 
5、 阮元的彝銘學研究 
阮元，1764～1849，江蘇儀征人，字伯元，又良伯，號芸台，又號雲台，晚號頤性老人，又號揅經老人，以“小嫏環仙館”、“小琅盦仙館”、“文選樓”、“八甎吟館”、“詁經精舍”等作為齋名。曾任兩湖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大學士等。著名彝銘學家和銅器收藏家。不僅如此，他還主持翻鑄了《散氏盤》等一批商周古銅器，分贈同好。甚至為了給父親祝壽，還特意鑄仿古鐘四口，並撰寫銘文，一如商周句式。他的兒子阮達生也是位精通彝銘學的高手，並擅長寫篆。 
阮元在彝銘學研究上成就很大。除了有名著《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之外，還有《山右金石志》、《揅經室集》、《積古齋藏器目》等多部研究專著刊行。而且，還刊行了一套名為“積古齋藏宋搨摹刻”之書。這套書中最有名的是道光二十八年漢陽刊本的《宋王復齋鐘鼎款識》一書，每一件銅器下都有阮元題跋，並收有宋至清代有關此器之流傳經緯、主要考證觀點、以及釋文。卷後又收畢良史藏古銅器十五種，阮元對此也作了考證，著述體例同上。
《山右金石志》前二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多有銘文。無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有銘文摹寫。對銘文的考證頗為詳細。 
阮元序中言此書收錄標準為：“山左兼魯齊曹宋諸國地，三代吉金甲於天下……金之為物，遷移無定，截就乾隆五十八年至六十年在山左者為斷。故此，研究有清一朝三代青銅器收藏史者，不可不依賴於此書。 
在《揅經室集》一集卷五收為三代古青銅兵器等約十件。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三集卷三收考證三代青銅器文章《商周銅器說》、《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序》、《山左金石志續》和《王復齋鐘鼎款識跋》等十餘篇。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所著揅經室文集，亦多考證金石之文”。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一書前八卷所收為三代青銅器，卷一和二共計收商代銘文一百七十三器，卷三至八共計收周代銘文二百七十三器。對文字考證頗為詳細，徵引古書亦多。有器形圖，有尺寸說明，有釋文，有考證文字。卷首有《商周銅器說》和《商周兵器說》二篇。《商器款識》分類為：鐘、鼎、尊、彝、卣、壺、爵、觚、觶、角、敦、甗、鬲、蠶、匜、盤、戈、句兵。《周器款識》分類為：鐘、鼎、尊、卣、鉶、壺、爵、斝、觶、觚、彝、敦、簋、簋、贏、鬲、盉、匜、盤、甗戈、戟、句兵、斧、槍、劍、距未、刀璐、削和豐。
阮元在《商周銅器說》中首先指出： 
器者所以藏禮，故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先王之制器也，齊其度量，同其文字，別其尊卑，用之於朝覲燕饗，則見天子之尊，錫命之寵，雖有強國不敢問鼎之輕重焉。用之於祭祀飲射，則見德功之美、勳賞之名，孝子賢孫永享其祖考而寶用之焉。且天子、諸侯、卿大夫非有德位保其富貴則不能制器，非有學問同其文詞則不能銘其器。然則器者先王所以馴天下尊王敬祖之心、教天下習禮博文之學。 
此說是臧武仲的“作彝器……昭明德而懲無禮”說的發展。阮元以器求禮的研究方法雖然不能盡得彝銘學之奧，但在打破古器物之學的那種“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的“載道垂戒”學說上有其獨到之處。 
關於本書，王國維先生在《國朝金文著錄表·序》中評述說：“海內士夫聞風承流，相與購求古器，彙集搨本，其集諸家器為專書者，則始於阮文達之《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阮氏在序文中嘗云：“古銅器有銘。……且其詞為古王侯大夫賢者所為，其重與九經同之。”此言可謂一語到破金文存在的學術價值。 
他在此書中有些觀點雖然不是正確觀點，但是卻值得學術界思考。比如，關於著名的“蔑曆”一詞的含義，在該書卷五《取尊》考證中，他主張： 
古器銘每言“蔑曆”，按其文皆勉力之義，是“蔑曆”，即《爾雅》所謂“螽沒”，後轉為“密勿”，又轉為“黽勉”。《小雅·十月之交》云“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作“密勿從事”是也。 
顯然，這一解釋是不能說明彝銘中所有使用“蔑曆”的場合的。或許只是部分場合有這一含義而已。又如，對於著名的“亞”字形圖像銘文，阮氏的有些觀點頗超時代，他主張； 
古器作“亞”形者甚多。宋以來皆謂亞為廟室。錢獻之以為亞乃古黻字。兩己相背，己何物耶？蓋亞乃兩弓相背之形，言兩己者偽也。《漢書·韋賢傳》師古注曰：“紱畫為亞文，亞，古弗字也。”師古此說，必有師傳。經傳中、佛、弗，每相通假，音亦近轉。《說文》“”解曰：“輔也。重也。”輔者，以輔戾弓之不正者。即《考工記·弓人之菱》，鄭注所謂“弓檠是也。”重者，二弓也。《說文》弗字收於部。解曰：“弗，撟也。從從從韋省。”元謂弗字明是從弓之字。若從韋則不知所省，無以下筆。必有後人刪改之偽。弗字明是兩弓相背，左右手相戾之義。此會意之旨也。凡鐘鼎文作亞者乃以輔戾二弓之象，正是古字，亦即是弗字。 
有些觀點則十分精准，這反映了他高深的古文字學和經學學養。如，他對《咎父癸卣》銘文中“旅車”二字的解釋： 
彝者多以旅車為名。《禮》：“犧象不出門”，而古者師行奉宗廟主與社主，載以齋車，每舍必有饋奠之事。見《周禮·小宗伯》及《禮》曾子問祭器。不可踰竟，故別作尊彝，陳之主車，示敬也。此曰用旅車言用以臚列主車之器也。 
在此書中，他多次引用吳侃叔之論，反映了他對吳氏學說的重視。 
此刊本時有文字漫患現象。有清一代的金文研究著作，此書是首屈一指的名作。阮元自述此書是“以續宋代薛尚功之後”。而其所輯錄之由來，則是：“友人之與余同好者，則有江侍郎、朱右甫、孫觀察、趙銀台、翁比部、秦太史、宋學博、錢博士、趙晉齋、何夢華、江鄭堂、張解元等各有藏器，各有搨本，餘皆聚之，與余所自藏自搨者，集為《鐘鼎款識》一書。” 
故此，此書在材料來源上，可說集當時諸名家藏器之大成。據李遇孫《金石學錄》中的記載：“阮公保輯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與薛氏同其體例，而精博過之。近時講金石之學者，金少而石多，吾師此書，專以款識名，為薛氏後不可或缺之書”。何紹基專門寫有《校定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釋文》一文，訂正此書中的錯誤。 
當然，該書在銅器分類和斷代上時有錯誤，還經常有將偽器收入的現象。如，《亞形魯公鼎》、《嘉禮尊》並非商周時器。《木鼎》乃商代晚期，並非周代。將《尤盤》歸入盉、將《父丁鼎》歸入彝、將《諫豆》歸入彝等等。 
《積古齋藏宋搨摹刻：宋王復齋鐘鼎款識》書系阮元對王復齋《鐘鼎款識》一書所作的題跋，後於道光二十八年再漢陽刊印。書簽題字用趙松雪以前為此書所題之篆書。書後又收畢良史所藏銅器十五種考證文章。 
對於吉金搨片，他曾主张： 
《左傳》、《國語》、《漢書》所言各器，宋《宣和殿圖》無有存者矣。兩宋呂大防、王俅、薛尚功、王順伯諸書冊所收之器，今亦僅有存者矣。然則古器雖甚壽，顧至三四千年出土之後，轉不能久，或經兵燹之墜壞，或為水土之沉埋，或為傖賈之銷毀，不可保也。而宋人圖釋各書，反能流傳不絕，且可家守一編。然則聚一時彝器，摹勒為書，實可使一時之器，永傳不朽。即使吉金零落無存，亦無憾矣。 
另外，他也注意到了銘文鑄刻方法的研究。在《孽經室集》三集·卷三《散氏敦銘搨本跋》一文中，阮元就此問題提出了鑄刻銘文的四種方法：“余所見鐘鼎文字，揣其製作之法，蓋有四焉：一則刻字於木，範為陰文，以泥抑之成陽文，然後以銅鑄之成陰文矣。一則調極細泥以筆書於土範之上，一次書之不高，則俟其燥而再加書之，以成陽文，以銅鑄之，成陰於矣。三則刻土範為陰文，以銅鑄之，成陽文矣。四則鑄銅成後，罄為篆銘，漢時銅印有鏊刻者用此法，以陰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