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學派和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一）“京都學派”的幾種定義 

實際上，“京都學派”這一概念，有京都學派、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京都支那學派和新京都學派等幾種不同意義上的指代範圍和相關概念。 
在中國學術界，一般把“京都學派”看成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簡稱。這一理解已經有了十分明顯的中國特色。而且，這一特色的理解也已經影響到了日本學術界。相應地，中日兩國學術界正在逐漸地走向共識。但是，嚴格地講，所謂“京都學派”，它有哲學意義和東洋史學意義上兩大理解。 
“京都學派”這一概念的誕生是以“京都帝國大學”為母體的，因此，離開了這一母體，所謂“京都學派”那是無從談起的。 
從上述概念的產生的先後順序來說，一般認為最先出現的是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然後才是東洋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 
所謂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國大學哲學教授西田幾多郎博士和田邊元博士為代表、包括以他們二人為思想基礎、和他們有着師承關係的研究日本傳統思想及其在現代的轉化和發展的一個日本哲學學派。這一學派的主要成員有西田幾多郎博士、田邊元博士、朝永三十郎博士、西谷啟治博士、久松真一博士、武內義范博士、上田閒照博士等人。這一學派的經典著作有西田幾多郎博士的《善的研究》、田邊元博士的《作為懺悔道的哲學》、西谷啟治博士的《宗教是什麼》等專著。 
所謂東洋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教授內藤湖南博士和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騭藏博士為代表、包括以他們三人的學術觀點為基礎、和他們有着師承關係的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思想和文學的一個日本漢學學派。這一學派創始時代的主要成員有內藤湖南博士、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騭藏博士、小川琢治博士、新城新藏博士、矢野仁一博士、鈴木虎雄博士、濱田耕作博士、羽田亨博士等人。這一學派的最初名稱應該是“京都支那學派”。這一學派的經典著作我們將在以後各章中仔細介紹和評述。 

（二）西田哲學、田邊哲學和京都學派 

既然從產生的時間先後順序上，作為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在先，那麼，我們還是先對這一學派的來龍去脈做一介紹。這一學派的兩位創始人是京都帝國大學哲學講座教授西田幾多郎博士和他的追隨者田邊元博士。 

西田幾多郎博士，生於1870年，卒於1945年，石川縣人。1883年考入金澤師範學校，後轉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選修科學習。畢業後任學習院大學教授。京都帝國大學成立後，西田幾多郎博士任哲學講座副教授、教授，獲得文學博士學位。他的《善的研究》一書是日本明治維新以後銷售最多、影響最大的一本哲學著作。至今也是日本近現代思想史上的經典名著。 

田邊元博士，生於1885年２月３日，卒於1962年４月29日。東京人。1901年，他考入東京第一高中學習。1904年，他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數學系學習。在此期間，他開始對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後來轉繫到了哲學系。1913年開始，他任東北帝國大學理學部講師。1919年，他正式調到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任副教授。1922年開始，他留學德國，開始接受德國著名哲學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思想。回日本後，1927年，他正式出任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教授。1957年，德國弗萊堡大學授予田邊元博士為榮譽哲學博士。 
西田幾多郎博士和田邊元博士以京都帝國大學為基地，先後培育出一批知名的哲學家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在日本近代哲學史上形成一個所謂“京都學派”。而這一概念正式出現，一般認為是在1932 年的《經濟往來》雜誌上，西田博士的弟子戶坂潤發表了一篇題為《京都學派的哲學》的文章，開始把西田博士及其追隨者們而成的哲學團體命名為“京都學派”。 
田邊元博士留學德國的最初興趣集中在胡塞爾的現象學哲學，但是他很快就沉迷在青年海德格爾的哲學思想中。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開始，田邊元博士及其弟子西谷啟治博士，還有九鬼周造博士等人在學術界就經常和德國哲學界、尤其是與青年哲學家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本人進行東西思想對話，以此來實現傳統的日本禪學與淨土佛學和西方哲學的溝通，力求日本思想在現代的最新詮釋。 
這一學派以田邊元博士為首，三木清博士、九鬼周造博士、西谷啟治博士、久松真一博士等人都曾經直接與海德格爾討論過哲學。其中，西田閒照博士、川村永子博士、大橋良介博士等人都是在德國的大學取得的哲學博士學位，因此，他們對於康德哲學、胡塞爾現象學和海德格爾的詮釋學有着更為具體和深入的理解。 
但是，這一學派的思想也頗不統一。比如，西田幾多郎博士的學生三木清和戶坂潤等人，開始接近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並且出版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專著，形成了京都學派中的左派。到過日本的學者全知道，過去的京都帝國大學和現在的京都大學一直是日本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地，這一現象和“京都學派”中左派的出現有直接關係。 
西田幾多郎博士建立的哲學體系是以大乘佛教思想為主體、利用西方哲學的邏輯和體系，對日本傳統禪宗思想進行改造，從而形成了一個新的具有現代思辯哲學意義和特點的大乘佛教思想。在這一新興的哲學體系中，他特別看重“純粹經驗”的價值屬性。他認為，“純粹經驗”才是唯一的“實在”。“實在”則有主觀與客觀兩個方面，並且統一在一起。而社會性的“善”就是實現主觀和客觀相統一之後所形成的意識狀態，緊接着，西田幾多郎博士把“純粹經驗”表述為先驗的自覺，而在主觀與客觀、自我與非我、意識與對象之間存在着一個聯繫兩個的“場所”，這個“場所”就是大成佛教哲學中所說的“無”。西田哲學把“場所”分為“有”、“相對無”、“絕對無”三個階段，進而表明只有“場所”中的“絕對無”這一場所才是“真無的場所”。 
相對於西田哲學對“絕對無”的肯定，田邊元博士則提出了“種的邏輯”問題。在田邊哲學中，他以“個”和“類”代表個別和普遍，而以“種”代表聯繫兩者的必要條件。他雖然對西田哲學中的“絕對無”的概念有所批判，但是他的“種”的概念及其價值屬性，在本質上還是和西田哲學的“場所”概念保持了一致。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期間，田邊元博士及其弟子高山岩男、高坂正顯、西谷啟治等人站在日本右翼立場上，公開提倡所謂“世界史哲學”。西田幾多郎博士在《學問的方法》一書中公開地肯定了日本的歷史和文化是創造新的世界文化的基礎，他還把日本精神理解為永遠保持以皇室為中心的自我同一，使日本精神成為新的世界性原理，開啟了日本的文化法西斯思想。田邊元博士在《政治哲學的急務》一書中，更將“無”上掛日本天皇,論證天皇的不可侵犯性來自“無的優越性”，表明了要維護天皇制度的思想。雖然他們對極端右翼的皇道哲學也持批判態度，但是他們從理論上肯定了日本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主義思想及其體制，成為日本的極端國家主義理論體系的支柱，成為支持日本的整個侵略戰爭的理論武器。於是，以西田哲學為核心的“京都學派”的哲學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二、三十年間，迅速紅遍整個日本，對日本的思想界產生了相待大的影響。 
戰後，隨着“京都學派”哲學的分裂，以東洋史學界為主導的日本京都大學的漢學研究被迫接受了中外學術界贈與他們的這一名稱。 

　　 　　　 　 （三）東洋史學京都學派 

在現代日本學術界，有相當多的漢學家們相信： 
最初，使用“京都學派”這一術語來指代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學者群的人就是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 
比如，內藤湖南博士的晚年弟子三田村泰助博士在《內藤湖南》一書中就持有此說。 
具體由來是： 
當時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潛心研究中國古代社會之時，利用唯物史觀以甲骨文 
字論證中國古代社會的原始形態，1930年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一名著。由 
此引起了東京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專家們對此書的否定。與此同時，此書卻得到了京都帝 
國大學的東洋史專家們的肯定。於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開始以“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來稱呼這兩所大學的東洋史學者們。 
但是，至今為止，郭沫若先生最早是在何時、在至誰的書信中或者和誰的談話中，或者在學術論文中首先使用的這一概念，我們目前還不得而知。 
換句話說，在郭沫若和戶坂潤之間，究竟是誰最先使用的“京都學派”這一概念，可能還有待於進一步地考證。本書作者所謂的“一般認為最先出現的是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然後才是東洋史學意義上的‘京都學派’”之說，也正是基於這一考慮。 
從時間段上說，自1930年《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在日本正式出版，到1932年戶坂潤在《經濟往來》雜誌上發表《京都學派的哲學》一文，在這兩年之間，有關郭沫若先生和日本學者之間的學術交往和往來書信等問題，還是我們研究的盲點。特別是當東京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專家們否定而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專家們肯定他的這一名作時，他的以“東京學派”和“京都學派”來稱呼這兩所大學的東洋史學者們的說法是否曾經見於當時報刊，是否他和田中慶太郎等人的書信和談話中已經這麼使用過這兩個術語，是否戶坂潤在報刊上也曾看到過有關對郭老此書的爭議……一切還有待於進一步的考證和調查，急於下結論顯然是不可取的。而目前為止研究日本漢學成就最大、寫下了洋洋灑灑的五大卷兩百多萬字篇幅的《日本漢學史》一書作者、畏友李慶教授，居然對於“京都學派”這一概念的誕生問題，沒有進行任何考證和文字交代。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但是，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那就是： 
在當時的日本學術界，“京都學派”這一概念指的就是以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的西田幾多郎博士和田邊元博士為核心所創建的一支哲學學派。除了在中國學者郭沫若先生的語言範圍之外，它和漢學研究乃至和東洋史研究是完全不搭界的。以我對日本學術界和京都大學學風和傳統的了解，在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的教授及其弟子們創建的“京都學派”蒸蒸日上之時，根本不可能出現同為京都帝國大學的教授們也放心大膽地使用“京都學派”這一術語來指代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研究這一奇怪現象。 
換句話說，如果戶坂潤是最先使用“京都學派”這一概念的人，那麼，以“京都學派”這一術語來指代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其實已經有點文化侵權和盜用它人名義的不光彩行為了。因為，對於整個昭和時代（1925-1989）的日本學術界來說，在日本國內“京都學派”這一術語的第一指代還是以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的西田幾多郎博士和田邊元博士為核心所創建的一支哲學學派。 
——正因為如此，直到最近，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史講座教授池田秀三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一文中一再聲稱： 
好像在從事中國學的研究者之間，“京都學派”這一學派的存在幾乎已作為自明之事實而為人所接受。不，不僅限於研究者，於媒體之類，常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指稱為“京都學派”，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同樣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讀書人中亦落實了吧。然而，“京都學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體嗎？我對此甚懷疑問。因為，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學派”之一員，而我自身卻完全沒有這種自覺與歸屬意識。再者，在我的周圍，不用說“京都學派”，就連具有明確的學派意識與組織形態的學派集團的影子幾乎也看不到。因此，現在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承認存在著作為嚴密意義上的學派的“京都學派”。如此而言，我想一定會有人提出如下意見吧：何必那樣嚴密地對學派進行定義呢？京都大學的學問一般都稱為京都學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樣廣寬的姿態，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也確實存在着一種猶如傳統的東西，所以將其稱之為“京都學派”就是了，沒有必要採取那樣嚴厲的態度。說實話，我平常也並不是那麼嚴密地考慮。本來，“京都學派”的存在與否，於我自身而言，無關緊要。只不過，作為學術史來論述“京都學派”的話，那樣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對輕易地濫用“京都學派”這一稱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沒有認真地讀過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顧研究者各自所處的種種情況、環境，無視各自的個性，不分青紅皂白，就想貼上“某某學派”的標籤，我厭惡這種輕易之舉。……我的本意並非在於否認“京都學派”。再者，這只是我經驗範圍內的事情。總之，自隸屬於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室至今日為止的三十年間，我幾乎沒有感受到所謂“京都學派”的實際存在。這只是我沒有切身感覺到而已，或許在我沒有察覺到的地方，“京都學派”一直存在着。只是不管怎樣，抬出那種缺少實質感且沾滿手垢的招牌，用以概括京都大學的中國學為能事畢矣，此又有何意義呢？與此相比，我們是否更應該去仔細體會每一個多樣性存在之內情呢？我的本意盡於此矣。 
我想，大家看明白了我所說的“以‘京都學派’這一術語來指代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其實已經有點文化侵權和盜用它人名義的不光彩行為了”這句話——更加之日本學術界以梅原猛博士為首的一部分京都大學的教授們目前正大力鼓吹所謂的“新京都學派”，一心一意想為日本政府充當文化顧問和決策人——自然也就理解了池田秀三先生此文的用心了。這也成為以“京都學派”來等同於“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中國稱謂習慣，被現代日本京都大學進行東洋史研究的專業學者們所婉言謝絕接受的直接原因。 
因為，池田秀三先生想恢復的是所謂的“支那學派”或者“京都支那學派”這一稱號。 
事實上，最初用來指代京都帝國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學者群及其學術思想的術語正是“京都支那學”。它包括了支那哲學、支那史學和支那文學三者。假如可以算作一個學派的話，那麼它的準確稱號應該是“京都支那學派”，而不是“京都學派”。而且，當時以京都帝國大學為核心，成立了“支那學會”，發行了《支那學》雜誌。以“京都支那學派”來指代當時京都帝國大學的漢學家群體，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學術界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因為在這個術語中出現了“支那”二字，這也是“京都支那學”或“京都支那學派”不為中國學術界認可和接受的直接原因。日本政府在外交文書中正式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開始於1913年7月，而終止於1946年6月。這三十幾年正是日本軍國主義推行侵華和辱華的大陸政策到了極點的三十幾年，無論是民國時代的學者還是新中國時代的學者們，大家一致拒絕接受並聲討這一有強烈侮辱色彩的稱呼，相應地，“京都支那學派”這一概念也就徹底失去了死灰復燃的可能。 
整個二十世紀，“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學者們取得了為世界漢學界所讚嘆和肯定的學術成就。同時，他們也獲得了日本國內最高的學術獎項。 
在一年一度的日本全國四大最高學術獎項（每獎每次只一、兩人獲獎）中，到2006年為止，其中來自京都學派的東洋史學者們，獲得日本學士院恩賜獎的有：田村實造博士、長廣敏雄博士、佐伯富博士、水野精一博士、小林行雄博士、夫馬進博士、小島憲之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學全部獲獎者有33人。獲得日本文化功勞稱號的有宮崎市定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鈴木虎雄博士、羽田亨博士、梅原末治博士、貝塚茂樹博士、武內義雄博士、白川靜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學全部獲獎者有89人。獲得日本文化勳章的有狩野直喜博士、鈴木虎雄博士、羽田亨博士、貝塚茂樹博士、白川靜博士等人，而京都大學全部獲獎者有43人。獲得日本朝日獎的有吉川幸次郎博士、田村實造博士、長廣敏雄博士、小林行雄博士、梅原末治博士、貝塚茂樹博士、水野精一博士、藪內清博士、白川靜博士等人。 
在國際漢學界，來自京都學派的東洋史學者們獲得法國儒蓮漢學獎的人先後有宮崎市定博士、藤枝晃博士、羽田亨博士等人，而中國學術界迄今為止只有饒宗頤教授一人而已。 
再看看這些獲獎者的研究範圍：從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研究到唐宋文學和元代戲曲，從西域歷史和地理學的研究到敦煌文獻和商周考古和元蒙歷史，從中國古代儒家思想的研究到中國科學技術史……幾乎涉及到了整個中國傳統學術的各個層面和學術精華。 
雖然關於這一學派的名稱問題在中日兩國學術界之間還有這樣或那樣的爭議，但是，有一點那是誰也無法否定的，即：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及其相應地簡稱“京都學派”這一稱號，早已經屬於一個世界性範圍的學術名稱了。 
而且，1997年，日本的雄山閣出版社還出版了由濱田耕作博士的弟子、日本著名考古學家角田文衛博士撰寫的《考古學京都學派》（增訂本）這樣一本書。 

顯然，“京都學派”這一稱號已經被理解為“東洋史學”、“支那哲學”、“支那語學支那文學”和“支那考古學”和“現代日本哲學”等幾大學科所共同享有。 

(四) 新京都學派 

所謂“新京都學派”，則主要指的是以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日本思想、文化和歷史的現任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們，他們為了適應現代日本政府想成為國際大國的心態，從日本傳統文化角度論證日本思想和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對現代工業社會的啟迪和價值，並且肯定了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對亞洲各國擺脫歐美殖民勢力統治的所謂“積極意義”。這一學派以梅原猛、桑原武夫、上山春平、梅棹忠夫四博士為核心代表。其中，核心人物桑原武夫博士就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第一代三大創始人之一桑原騭藏博士的兒子。而梅原猛博士又屬於是京都大學教授桑原武夫博士的弟子輩的人物。 
上述四人可以說這一學派的核心人物。 

梅原猛，生於1925年，宮城縣人，日本著名哲學家。梅原猛博士是二戰期間免試進入京都帝國大學的。當時，因為他對西田幾多郎博士的哲學具有濃厚的興趣，專門報名哲學系。進入大學後，開始接受系統的西田哲學的學習。在臨近戰爭結束前的1945年的4月，他還應徵參加了日軍炮兵。在他從軍期間，他居然是這樣理解的西田哲學的： 
戰爭期間，我用西田哲學武裝了自已的頭腦後奔赴戰場。根據西田學派的觀點，“戰爭史世界史的必然。”“我們贏當由無而生。” 
日本戰敗後，梅原猛又重新回到京都大學，繼續完成學業。1948年，梅原猛畢業於京都大學哲學系，先後任龍谷大學院講師，立命館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教授。京都市立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院長，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校長。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代所長。現任ものつくり大學第一代校長。還是日本文化功勞稱號和文化勳章獲得者。對日本佛教、美學和哲學有精湛研究。著書弘富，有二十卷的《梅原猛著作集》刊行。他的父親是日本著名的豐田汽車公司的常務董事兼豐田汽車中央研究所所長。他的兒子是滋賀縣立大學教授，兒媳是日本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福井謙一的女兒。 
桑原武夫博士，生於1904年5月10日，卒於1988年4月10日。福井縣人。著名的法國文學和歷史研究學家。他的父親就是京都帝國大學創始時期的東洋史教授桑原騭蔵博士。1928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語系。先後任東北帝國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和所長。文化勳章獲得者。他不僅是位著名學者，還是戰後日本思想和文化重建的重要決策人。現已出版十卷本《桑原武夫著作集》。 
上山春平博士，是日本著名哲學家。和歌山縣人。194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先後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教授、所長和京都國立博物館館長，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校長。現已出版十卷本的《上山春平著作集》。 
梅棹忠夫博士，生於1920年6月13日，京都市人。著名民族學者。194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院。先後任大阪市立大學副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和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文化勳章獲得者。有專著《文明的生態史觀序說》和《日本人的知恵》等多種。晚年因為受雙眼幾乎失明的困擾，無法繼續著書。 
很顯然，“新京都學派”是典型的以文化服務於政治的一個宣揚日本國家主義的政治學派。而且，他們明明知道今天“京都學派”在學術界指的是什麼，何況他們的父輩就是著名的漢學家。但是，他們卻故意選取了“京都學派”這一概念，還命名為“新京都學派”，而他們的思想和觀點又與專心研究日本思想和西方哲學的融匯及發展的老“京都學派”雖然有些聯繫，但是並沒有必然的學理關係，卻故意打出“新京都學派”的稱號，真可以說是來着不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