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古图》解题 

《考古图》，(宋)吕大临撰。 
吕大临，1040～1092，河南汲郡人，字与叔，为程颐门下四大名弟子之一，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兄弟四人：大忠、大防、大均、大临，皆当时名士。 
一函五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9/9。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23268～23272。无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四周单边。白口。宽17.6厘米，高29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善764406-10、线善19861-66、线善773377-86、线普362685-96、线普378383-88、线普435536-41、线普长624446-54、线普长019796、线普长311526-27、线普长345845-46、线普长096782-91、线普329669-780。 
书名页题字用隶书：“考古图”，无落款。有书牌页：“乾隆壬申年球月，天都黄晓峰鉴定，亦政堂藏版”。正文目录为：“亦政堂重修考古图”。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亦有部分秦汉器。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榻片。 
吕大临在序中云： 
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观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 
陈子翼序中又明言之“考古非玩物也”也道出了吕大临的用心。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八如是评价此书： 
前有焦竑序、陈才子序、与叔序、黄晟重刊序。后有吴万化跋，吕公辑御府以外三十六家所藏古物，绘图摹铭而成兹编。图后所附辩证系出罗墨斋补集。 
此书另有明宝古堂刻本、明刻黑字本、明万历郑朴考正巾箱本等。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部收藏一函五册十卷，为明万历三十一年宝古堂刻本。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222。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392585～392589。白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四周单边。白口。宽18.5厘米，高30.2厘米。书名页题字用篆文：“考古图”。卷前有欧阳修篆文序《刊考古、博古二图序》。有“漪园珍藏”、“曾经新安汪子清处”、“修竹山房”、“洪履中印”等八枚收藏者印章。目录页上书：“宝古堂重刊考古堂”。 
吕大临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兄弟四人皆登科及第，唯独吕大临气质刚强，尊横渠先生教诲，不留意科举，更无心仕途，一生追求学术研究。张载去逝之后，他便奔洛阳拜程颐为师，涉采众长，博览群书，在当时众多的二程门徒中，吕大临因其渊博的学识与谢良佐、游酢 、杨时三人一起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先生”。元佑中，为太学博士，迁秘书省正字。后范祖禹荐其充任讲官，未及用而卒。 
吕大临和苏轼十分友好。吕逝世后，苏轼曾写有悼诗一首如下：“言中谋猷行中经，关西人物数清英。欲过叔度留终日，未识鲁山空此生。议论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难兄。老来尚有忧时叹，此涕无从何处倾。” 
吕大临通晓六经，尤精于三礼，与兄大防等同居时即切磋古礼，自谓所施冠、昏、丧、祭诸礼一本于古，当时有“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之称。吕大临晚年开始对青铜器的收集与研究和文字注解。着有《考古图》十卷，他将青铜器铭文做为一门学问系统地进行研究，并对文字加以考证。《考古图》共十卷，收录了当时秘阁、太常、官廷内藏和民间青铜器一百五十八器。大多是价值极高、造型精美的精品。每器先摹画器物图像，定以器名，然后又写短文叙述出时间、地点、大小尺寸、容积重量，流传经过及收藏情况。《考古图》该书不仅收录铭文，而且摹写铜玉器图像及尺寸大小、注明收藏之家及出土地点，堪称我国现存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和金石学、中国文物考古学的奠基之作。 
《考古图》就将考古分成了三种存在方式，即出土、民间与宫藏。《考古图》是现存最早的较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吕大临对古器物收录时，除铜器外，把玉器单作一卷，就是从质地不同而分别归类，再行著录的。 
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被时人称为“吕门四贤”。除了吕大防为北宋大臣外，兄弟三人在考古和文物保护方面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吕大忠移《石台孝经》于“府学之北塘”，为西安碑林的创始者；吕大钧是北宋关学的重要学者；吕大临是宋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和考古学家。 
关于《考古图》一书所收藏家，容庚在《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中曾考证： 
此书前例所藏姓氏：自秘阁、太常、内藏以外，目列凡三十七家。燃按之本书，东平王氏、京兆孙氏默、庐江高氏三家均无一器。漏列者有河南刘氏、京兆苏氏、河东王氏四家，共三十八家。 
综合来看，该书大致有以下五大学术贡献。 
首先，该书基本上记载了每件青铜器的出土时间和地点、大小尺寸，为科学的考古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如，在对《郑方鼎》考证中就先说明： 
元佑丙寅春，新郑野人耕而得之。高七寸有半，深三寸一分，缩六寸，衡四寸有半，容二升有半。 
而对于不知道具体的出土地点的铜器，则大多说明其收藏及其经委。如，卷三对《敦》的说明就是： 
右二敦得于扶风，惟盖存。藏于临江刘氏。后又得一敦。敦盖具全。藏于京兆孙氏。制度、款识悉同。高五寸有半，深四寸，口径五寸九分，容六升一合，盖径六寸六分，高二寸四分，铭皆有七字。 
其次，该书对铭文中的纪日铭文提出了初步的见解。如，该书在《公诚鼎》铭文中出现的“惟王十有四月”的问题，他解释说： 
按“惟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月”，或云“十有九月”。疑嗣王居忧，逾年位改元，故以月数也。 
在这里，他并没有认为出现“唯王十有四月”是设置闰月的原因所致，而是因为新王继位之后，并没有立刻改元，而是继续使用老王的年号。比如，老王在“唯王六年九月”时死了，新王继位，他没有立刻宣布从现在开始应该进入“唯王元年一月”，而是继续使用唯王六年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超过了十二月后，他不能说已经进入了“唯王七年一月”了，因为老王在“唯王九月”时已经故去了，所以他就使用唯王十三月、十四月……一直到他开始使用自己的“唯王元年一月”为止。 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吕大临认为是“嗣王居忧”。这种解释有着明显的伦理和亲情色彩。这和当时宋代注重伦理和亲情的社会大环境是一致的。类似的记载，如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就利用太初历解读《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 
乙太初历推之，文王受命，岁在庚午九年，而终岁在己卯。《书》曰：“唯九年大统未集”。武王继位之四年，敦文曰：“唯王四年”，盖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书》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岁二月后有闰。自一月至八月，小尽者四，故“八月丁亥朔”与敦文合。 
这是吕大临利用太初历，结合《尚书•武成》中的相关记载，对《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进行考证的推导过程。从《尚书•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记载，推导到当年的八月，正好在丁亥日、月相是初吉，因此上《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和《尚书•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记载是一致的。 
第三，该书注意到了青铜器在礼制研究上的重大作用和学术价值。如，该书在考证《敦》铭文中出现的“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这一祭祀现象时分析如下： 
祭及四世，则知古之大夫惟止三庙，而祭必及高祖。武伯、龚伯，其高祖考之为大夫者，以谥配字，如文仲穆伯之类。益公、文公，其曾高之为诸侯者，大夫祖诸侯，末世之僭乱也。
对于没有铭文的《牛匜》，他也能注意到其礼制价值： 
按：《公食大夫》礼具盘、匜，君尊，不就洗也。《士虞礼》、《特牲》、《少牢》、《馈食》，皆设盘、匜，尸尊不就洗也。匜，水错于盘中南流。流匜，所以注水也。沃尸盥者，一人奉盘者，东面执匜者西面滈沃。此用匜之事也。妇人之事君子，亦用之。晋公子重耳使怀赢奉匜沃盥，今所图数匜，有季姬、仲姞者是也。有谓之旅匜者。少者、贱者，为所尊贵，执事非一人，共享斯器。故曰：旅足，多象牛顺事也。 
第四，该书对铭文史料的历史性解读对后代学者的商周史研究提供了基础。如，该书在《商兄癸彝》铭文中考证说： 
按河亶甲居相即邺郡。其文又称“九祀”，为商器无疑。云“兄”者，商以兄弟相及之辞也。古祀其先王或称祖，如《祖丁卣》之类也。故称父，若《父辛旅彝》之类。或称兄，若此彝之类。商人无谥，皆以甲乙记之。 
再如以铭文断代之论： 
按鼎铭一字，奇古不可识，亦商器也。 
又如，殷商铭文上出现“父”字又该怎么理解呢？对于这个问题，吕大临在《考古图》一书中对《父己足迹卣》铭文进行考证时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答案： 
凡称甲、乙以“祖”、“父”加之者，疑皆商器也。商人尚质，为其祖、考作祭器者。犹称“父”也。 
最后，该书对青铜器的定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虽然有些未必准确，但是基本上反映了宋代学者铜器命名学说的大致概况。如，《孔文父饮鼎》的器型和鼎有明显区别。可是铭文中出现了“作饮鼎”字，于是，他提出如下见解： 
按此器名谓之鼎，而制度乃类尊壶之属，疑古人制器，规模亦有出入不一者。不然则活文同而音异，皆未可考。 
如，他在考证《丁又鬲》铭文时提出了铜器断代的外形标准： 
此器自腹所容通足间，若股腹然三体合为一，丁父所商器也。《虢叔鬲》及密阁所藏二《周高鬲》，有阔足为款者，有自下空为款识者，皆圜而不分之体，与此少异。 
再如，吕大临在《考古图》中利用太初历解读《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 
乙太初历推之，文王受命，岁在庚午九年，而终岁在己卯。《书》曰：“唯九年大统未集”。武王继位之四年，敦文曰：“唯王四年”，盖武王也。是年一月辛卯朔。《书》曰：“唯一月壬辰旁死魄”，旁死魄，二日也。是岁二月后有闰。自一月至八月，小尽者四，故“八月丁亥朔”与敦文合。 
这是吕大临利用太初历，结合《尚书•武成》中的相关记载，对《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进行考证的推导过程。从《尚书•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记载，推导到当年的八月，正好在丁亥日、月相是初吉，因此上《散季敦》铭文中的“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的记载和《尚书•武成》中的“唯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的记载是一致的。 
当然，该书在青铜器定名的问题上也是错误颇多。容庚在《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中曾指出： 
其所定器名多舛：如父己鬲、方乳曲文大鬲、方乳曲文次鬲、父癸方彝乃鼎也。单从彝一乃断足方鼎也。三牛敦乃鼎盖也。单从彝五乃甗也。七旅鬲、四足鬲、单从彝四乃盉也。圜乳方文尊乃敦也。中朝事后中尊、象尊乃壶也。单伯彝、龙文三耳卣、三耳大壶乃罍也。商兄癸彝、单癸彝、父辛旅彝、祖丁彝、父己人形彝、主父己足迹彝、壶乃卣也。单从彝二、癸举乃觚也。从单彝、师艅象彝乃尊也。 
日本学者贝冢茂树在《中国古代史学の発展》一书中特别肯定了吕大临在考古器形学上的贡献： 
吕氏的《考古图》在器形学上的重大贡献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作为宗庙祭器被制作使用的先秦铜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具有复杂的仪礼上的用途，相应的对其进行器形上的分类以及如何对多种多样的铜器进行命名和分类成了器形学上最重要的课题。 
特别是该书对铜器出土地和收藏经纬的说明更是极其宝贵的考古学资料，为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科学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书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古文字学的基础。他将青铜器铭文作为一门学问系统研究，此书以青铜器铭文为材料，对铭文用《广韵》四部进行编排,系字于其下，对金文的形、音、义三这进行考释。用于纠正当时人们对古字的形、音、义的一些传统看法，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第一部参考书籍，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和推崇。当然，以韵部处理金文文字的编排，更重要的是开启了后代金文字典的著述体例，他的学术史上的价值远在其实际应用价值之上。这是不该忽视的。 
当然，在对古器物定名上，吕氏时常有把共名当成专名来定名的现象，这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