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籀史》解题 

《籀史》，(元)翟耆年撰。 
翟耆年，生卒年不详，湖北丹阳人，字伯涛，号黄鹤山人。 
一函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51/3。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95328。无鱼尾。版心中部刻书名。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上下粗黑口。宽16.5厘米，高10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善798829、线善T11930-45、线普长333409-535、 
此书系守山阁丛书之一。无书名页。有书牌页：“光绪己丑年寿平月，鸿文书局石印”。所收为宋代研究青铜器铭文书目题要。其中，缺此书下卷。无器形图，无尺寸说明，无释文，对书目有考证文字。 
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记载：“具采金石遗文，各种之下，皆附论说，括其梗概，其书不能如薛尚功之备载篆文，而考述原委，较薛为详”。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十九如是评价此书： 
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抄本，然已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祯尝载其目于《居易录》，欲以访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 
此书另有静圆丛书本、西泠印社本。 
此书实际上是元明之间最重要的一部专题学术史性质的著作。林钧所谓“盖南宋初所作”之说，不知所本。 
又见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有关评价： 
其书不能如宋代薛尚功之备。载篆文而考述原委，较薛为详。惟于歧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作。则其识见不如尚功耳。 
翟氏此书，在保存宋代金文学术研究文献史料上贡献颇大，虽然该书的下卷早已经失传，但是仅就上卷，依然可以看出此书的见识和学术品位。 
从现存的上下两卷目录来看，作者收录了对以下各书的述评和介绍： 
上卷十九种：《徽宗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徽宗皇帝祀圜丘方泽太庙明堂礼器款识》三卷、《徽宗皇帝政和四年夏祭方泽礼器款识》一卷、《比干墓铜盘记》、《周穆王东巡题名》一卷、《周宣王吉日癸巳碑》一卷、《石鼓碑》一卷、《先圣篆延陵季子墓碑》一卷、《徐铉古钲铭碑》一卷、《皇佑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五卷、《李伯时周鉴图》一卷、《吕与叔考古图》二十卷、《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卷、《周秦古器铭碑》一卷、《朱氏史章训古》一卷、《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晏氏鼎彝谱》一卷。 
下卷十五种：《安州古器图》一卷、《赵九成着吕氏考古图释》、《石公弼维扬燕衎堂古器铭》一卷、《黄氏古器款字》一卷、《广川董氏古文集类》十卷、《赵氏获古厣记》一卷、《洛阳安氏牧敦图》一卷、《赵州刻漏铭》一卷、《梓州蜼彝记》、《青州古器古五图》一卷、《严真观古器图》一卷、《蔡氏古器款识》三卷、《荣氏考古录》十五卷、《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翟氏三代钟鼎款识》三卷。 
其中上卷中《皇佑三馆古器图》、《胡俛古器图》、《李伯时考古图》、《吕与叔考古图》、《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等书都是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名著。而下卷的《赵九成着吕氏考古图释》和《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书也宋代名著，《广川董氏古文集类》不知道是否就是《广川书跋》？实际上，翟氏此书上卷就已经是该书学术精华所在了。 
《四库全书总目》中评价说： 
耆年字伯寿，参政汝文之子，别号黄鹤山人。是书首载《宣和博古图》，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盖南宋初所作。本上下二卷，岁久散佚。惟嘉兴曹溶家尚有钞本，然巳仅存上卷。今藏弆家所著录，皆自曹本传写者也。王士祯尝载其目于《居易录》，欲以访求其下卷，卒未之获，知无完本久矣。其以籀名史，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所录各种之后，皆附论说，括其梗概。于岐阳石鼓，不深信为史籀之作，与唐代所传特异。亦各存所见，然未至如金马定国坚执为宇文周所作也。所录不及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源委则较薛为详。二书相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其中所云赵明诚《古器物铭碑》十五卷，称“商器三卷，周器十卷，秦汉器二卷。河间刘跂序，洛阳王寿卿篆。”据其所说，则十五卷皆古器物铭，而无石刻。当于《金石录》之外别为一书。而士祯以为即《金石录》者，其说殊误。岂士祯偶未检《金石录》欤？ 
《籀史》一书，写于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因为该书中翟耆年曾感叹赵明诚“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该书准确地记载了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历史，具有很高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根据《籀史》中的所载，宋代著录金文学术研究著作，已经多达三十几家，而南宋以后各家之作，尚未计算在内。由此可以知道宋代金文学术研究的大盛。 
他的书中关于吕大临的文字最多，可见他对此书的重视。在文章一开始，他先对吕氏金文学术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总结：“其辩证字学，用意深远”。并引用了吕氏对“宣榭”、对《散季肇敦》、对爵等铭文和功能的考证，他都给予了吕氏的观点以极高的评价：“其讨论深远，博而合经，非寡闻浅学所能窥识”。 
他在对《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一书的考证中，引用刘敞对历法问题进行的解说： 
按《商已酉尊》云“十九月”者，《兄癸酉卣》云“十九月”，《南宫鼎》云“十有三月”，《周牧敦》云“惟王十年十有四月既生霸”，《上雝鼎》云“十有四月”，古者，嗣君继世，踰年行继位之礼，然后改元。今曰十有三月、十有四月、十有九月者，疑嗣王继世虽踰年，未及改元，但以月数也。 
此书的错误之处也不少。如《考古图》一书，《籀史》中目录和标题皆作“吕与叔《考古图》二十卷”，而该书内容则作“《考古图》三十卷”，如此不一，殊为可笑。今案《考古图》当以十卷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