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宣和博古图》解题 

(宋)王黼撰。 
王黼，约1079～约1126，初名甫，赐改为黼。字将明，开封祥符（今河南开封）人。为人多智善佞，寡学术。徽宗崇甯二年进士。初因何执中推荐而任校书郎，迁左司谏。因助蔡京复相，骤升至御史中丞。历翰林学士、承旨。勾结宦官梁师成，以父事之。宣和元年，拜特进、少宰，权倾一时。宣和中著名佞臣，官至太傅、楚国公，与蔡京、童贯等并称六贼。钦宗即位，王黼被诛死，年四十八岁。著名铜器收藏家。 
三函二十四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9/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38262～38293。无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四周单边。白口。宽17.6厘米，高29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善764412-27、线善T269949-64、线普长61202-09、线普344360-74、线普480349-60、线普长061201、线普长061198-200、线普长79307-30、线普长012703、线普378364-78、线普545255-69、线普436726-49、线普434021-30、线普长478808-19、线普长019795。 
书衣页上有“晓沧紫绶”收藏印一枚。正文书名：“亦政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无书牌页。前四册为手抄本，余外为原刻本。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亦有部分汉唐器。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搨片。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八如是评价此书： 
案：晁公武《读书志》称《宣和博古图》为王楚撰。而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图》。凡臣王黼撰“云云，都为削去，殆以人废书，则是书实王黼撰。楚字为传写之伪矣。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收藏有清乾隆壬申年秋月刊刻的亦政堂藏板的四函二十四册《宣和博古图》一套，天都黄晓峰鉴定。前三函十八册为《宣和博古图》，后一函六册为《考古图》和《古玉图》。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9/9。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23250～23273。无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四周单边。白口。宽17.6厘米，高29厘米。正文书名为“东书堂重修宣和博古图录”。卷首有洪世俊序、蒋暘序。 
大观元年，徽宗命黄伯思根据从全国各地搜集所得以及内府所藏铜器，编绘而成《博古图》一书。宣和五年又命王黼重修，增加新搜集的铜器，成为人们今日所见的集八百三十九件、共三十卷的《宣和博古图》。《籀史》中特别记载了徽宗皇帝在此书成书中的作用：“帝文武生知，圣神天纵，酷好三代钟鼎书，集群臣家所畜旧器，萃之天府。选通籀学之士，策名礼局，追迹古文，亲御翰墨，讨论训释，以成此书”。这一记载比较客观而且真实可信。 
《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至唐的铜器八百三十九件，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全书共三十卷。细分为鼎、尊、罍、舟、卣、瓶、壶、爵、斝、觯、敦、簠、簋、鬲、盘、匜、钟、盘、錞于、杂器、镜鉴等，凡二十类。还特别注意到了分类方法上的问题，大致从功用分为酒器、炊器、食器、杂器、水器、乐器等，特别是“其同类相须之器”，即把功能上接近的和关联的器物归入同一类，这一分类法科学而明确。 
每类有总说，每器皆摹绘图像，勾勒铭文，并记录器物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证。所绘图形较精，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这一特点特别值得称道。该书所绘图形构图合理，富有立体感，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学上器形对比研究的先河。书中每能根据实物形制以订正《三礼图》之失，考订精审。其所定器名，如鼎、尊、罍、爵等，多沿用至今。 
与以前的金石学著作相比，此书在青铜器的器形学研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他把铜器分成鼎、尊、甗、罍、鬵、彝、卣、簠、豆、铺、鬲、鍑、盉、盦、瓿、匜、盘、洗、钟、磬、錞、铎、钲、辕。总体来看，分类还不是很成熟，如“辕”下又分三类，“”和“鬲”的区别也不是很清楚。 
关于《宣和博古图》一书的作者问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上说：“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汉彝器，绘其形范，辨其款识，增多吕氏《考古》十倍矣。”书名中“宣和”二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曾评价说：“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图其形制，而记其名物，录其款识，品有总说，以举其民，而物物考订，则其目详焉。”到了《四库全书总目》中，该书的作者问题总算解决了： 
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图》，凡“臣王黼撰”云云都为削去，殆以人废书，则是书实王黼撰。 
在此之前，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一书中首发是论，但是到了《提要》才算是定论。 
对铭文考释、考证虽多有疏陋之处，但亦有允当者，清代《四库全书总目》评述说： 
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八中转述《四库全书总目》之言如是评价此书： 
案：晁公武《读书》称《宣和博古图》为王楚撰。而钱曾《读书敏求记》称“元至大中，重刻《博古图》。凡臣王黼撰”云云，都为削去，殆以人废书，则是书实王黼撰。楚字为传写之伪矣。 
又根据李遇孙《金石学录》中的评价： 
虽辩证多疏谬，然古铭字、古器形尚存，考古者有取焉。 
比如，该书对《周文王鼎》铭文“鲁公乍文王尊彝”的考证和研究，他考证说： 
铭七字，按“卤”字，许慎《说文》云：“从西省，象形。卤即鲁字也。”古“鲁”作“”，古之文字，形声假借。如“”作“许”，“咎”作“皐”，“缪”作“穆”之类是也。尊，《说文》云：“酒器也。从酋丱，以奉之”。今“尊”旁加“”，乃“阜”字。从阜者，盖取高大之意。彝，《说文》云：“宗庙常器也。从糸。糸，綦也。”丱，持米器中实也。声也。今“彝”其首作“”者，乃也。其左作点者，象米也。右作出8者，糸也。下作者，丱也。鲁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记·鲁世家》云“武王遍封功臣同姓亲戚者，封周公旦于少昊之墟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铭识文画，尚类于商周，则知周公之时去商未远，故篆体未有变省。以是推之，则此为周公作祭文王之器无疑。其制是象蜼形。上为鼻，下为尾。高而且长。其两耳亦镂蜼文。蜼之为物，《尔雅》以为禺属。昂鼻而长尾。尾有两歧。遇雨则以尾塞其鼻。盖取其有智。衮冕绣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义也。其身四周隐起兽面盖，饕餮之象也。古者，铸鼎象物，以知神奸。鼎设此象，盖示饮食之戒。铭曰：“尊彝”者，举礼器之总名而已。是鼎也，仲忽于元和间进之。 
这一考证结合了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美术考古和纹饰、历史文献的记载等多个方面，甚至包括了铜器的由来，显示出王黼作为一代金文学者的学术素养和见识。 
该书力求结合全部收藏的青铜器进行断代，依据的主要材料就是铭文。因此，对铭文中出现人名的考证与历史还原成为该书努力的方向。但是，该书有些考证，时有武断之嫌。如，对《商持干父癸卣》铭文的考证中就以为： 
其铭曰“父癸”，则明为自以奉其父者。在商之时号“报癸”者惟成汤之父。故今所藏彝器凡商物铭“癸”者皆归之“报癸”。 
只因为商代的“报癸”是“成汤”之父，就把铭文中出现的所有的“父癸”一律看作是“成汤”之父的“报癸”，这实在是太绝对化了。其他，如把一个字误释为两个字，见该书《周月星鼎》铭文中的“月星”二字，实为一个字。 
但是，有些考证对于后人了解西周礼制还是大有裨益的。如，该书对《周淮父卣》铭文的考证： 
夫卣非燕飨之器，惟祀宗庙之神，则用之其所盛，则秬鬯也。且君赐臣以秬鬯之裸，其始则盛于卣，其终则裸于彝，所以求神于阴者。 
这段论述对于了解青铜器的礼器作用和具体的仪式过程大有帮助。 
再如，该书卷六对《商人辛尊》铭文的考证，也是阐明礼制的意义： 
曰“亚”者，次也。或主于献。或主于器。盖未可以定论也。商君之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禀辛，而此言“人辛”者，按《商代立戈癸尊》，其铭亦称曰人，则“人辛”者，乃商君之号耳。且此君也而谓之人。盖二帝而上，体天以治人，故谓之帝。帝也者，天道也。三代而下，修人以丰天，故谓之王。王也者，人道也。故记礼者，称商曰商人、周曰周人者，盖如此。观是器，不铭功，不载誓，宜其后世泯灭而无闻矣。今也千万世而下，人得而想见之，此所谓其人之亡而其政存者矣。且夫政存犹得而考之，乃托之金石，而礼之所藏正在于是，则考之固不谬矣。 
类似的考证还可以见《簠、簋、豆、铺总说》一文： 
去古既远，礼文寝失，况遭秦灭学之后，其书焚矣。疑以传疑而无所考证，则诸儒临时泛起臆说，无足观者。故见于《礼图》则以簠为外方而内圆，以簋为外圆而内方，穴其中以实稻、粱、黍、稷，又皆刻木为之，上作龟盖，以体虫镂之饰，而去古益远矣。 
看起来，王黼注意到古铜器对于当时礼制的订正意义。和考证商周史实相比，他更注重的是对商周礼制的考证和研究。他特别批判了两汉儒家关于商周礼制的一些谬说，直接指斥为“汉儒臆说之学”。这可以说是贯穿该书的全部宗旨。 
因此之故，在大观二年，《九朝编年备要》记载： 
中丞王黼亦乞颁《宣和博古图》，命儒臣考古以正今之失。乃诏改造礼器。自是鼎、俎、豆、笾之属，精巧殆与古同。 
可见，王氏的古器物学有着强烈的礼学价值功用。他在该书中也多次力主“凡彝器有取材于物者小而在礼实大。其为器也至微，而其所以设施也至广”。 
另外，该书还开启了对青铜器纹饰研究的先河。如，该书对青铜器上兽面纹即为上古史料中所谓的“饕餮”的论述，就极其准确，把上古神话与青铜器纹饰统一起来。 
书中所著录的铜器，靖康之乱时为金人辇载北上，但其中十之一、二，曾流散江南，见于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中。这二十类虽以文物的器形划分，但实质上是以器物的功用区分的。它把始于商，迄于唐的上述各种器物，按种类著录，就说明每一种类具有相同的功用，尽管不同时代的具体形制不同，并不影响把它们归入一类。王黼本人也喜欢收藏，《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九卷中记载他“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 
当然，此书也是错误颇多。为此，《容斋随笔》卷十四中评价如下： 
《博古图》政和、宣和间，朝廷置书局以数十计，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图》。予比得汉匜，因取一册读之，发书捧腹之余，聊识数事于此。父癸匜之铭曰“爵方父癸”。则为之说曰：“周之君臣，其有癸号者，惟齐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则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时欤？故铭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为号，及称父甲、父丁、父癸之类，夏、商皆然，编图者固知之矣，独于此器表为周物，且以为癸公之子称其父，其可笑一也。周义母匜之铭曰“仲姞义母作”。则为之说曰：“晋文公杜祁让偪姞而已次之，赵孟云‘母义子贵’，正谓杜祁，则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为逼姞，杜祁但让之在上，岂可便为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为襄公为杜祁所作，然则为谁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汉注水匜之铭曰“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则为之说曰：“汉初始元年十二月改为建国，此言元年正月者，当是明年也。”按《汉书》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窃即真位，遂以其日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安有明年却称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盘之铭曰“齐侯作楚姬宝盘”。则为之说曰：“楚与齐从亲，在齐砮王之时，所谓齐侯，则砮王也。周末诸侯自王，而称侯以铭器，尚知止乎礼义也。”夫齐、楚之为国，各数百年，岂必当砮王时从亲乎？且砮王在齐诸王中最为骄暴，尝称东帝，岂有肯自称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汉梁山珪之铭曰“梁山铜造”。则为之说曰：“梁山铜者，纪其所贡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铸，为国之富，则铜有自来矣。”夫即山铸钱，乃吴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属冯翊夏阳县，于梁国何预焉？其可笑五也。观此数说，他可知矣。 
容庚《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中更进一步指出：“使今日而评此书，其铭文之误摹，正不可胜数”。但是，即便如此，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还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