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解题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宋)薛尚功撰。
薛尚功，字用敏，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绍兴中，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通古文字，善古篆,尤长钟鼎文字。著录考证其所见商、周、秦、汉金石文字，成《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收商周至秦汉青铜器铭五百零四件。又着有《广钟鼎篆韵》七卷。此书临摹古器物之铭辞，逐加笺释，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主。后世考释金文之书，多仿其体例。《书史会要》中记载他：“善古篆，尤好钟鼎。”张雨天曾经评价他为“尚功摹集三代彝器款识，较其器之墨迹，笔精墨妙过之”。
一函四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2/60。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323689～323692。无鱼尾。无版心。无边。白口。宽17.5厘米，高29.5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普长019797、线普长5876-79、线普长311540-43、线普长479565-68、线普344143-48、线普434931-34、线普434324-27、线普344149-52、线普长437557-60、线普长001159、线普316805-08、线普长409622。
书名页题字用篆文：“景刊杂钞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无落款，但是书名页后另有一页文字如下：
钟鼎款识临宋写本廿卷，嘉庆丁卯平津馆开彫，严铁桥孝廉为五松老人临影是书，并作封面。在嘉庆丁卯。当时未开彫。今年锓版□手，已在一百一年以后。五松老人，其亦懽慰于九泉耶。仍用原题刻是书，首是存旧观之意耳。光绪丁未臈八日书于汉口，贵池刘世珩记。
有书牌页：“光绪癸卯嘉平月，贵池刘氏玉海堂校刊于武昌”。卷前有孙星衍序。
孙氏序中言及此版本之由来：
曩客中州时，见薛氏钟鼎款识石刻本于归河丞朝煦处。未及细阅。后至京师，得明刻佳本，旋为友人取去。阮中丞开府浙中，既以宋刻板本校梓行世，视旧本精善。及余再官东省，得见旧写本，多元明印章。或题为茧纸宋代薛尚功手书者，未知是非。然纸色旧而篆文极工，检之阮氏刻本及近时本，篆体审正，释文字句增多，可以订别本误改篆文及脱落释文共若干处。记所见法帖本，式样正与此相似，虽不敢定为薛氏手迹，其为宋写本无疑矣。
所收为三代青铜器，多有铭文，有部分秦汉器。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考证文字，有搨片或摹写。该书对铭文中的史事和礼治问题的考证，颇为详细，开后代治金著作之体例。孙怡让《薛尚功钟鼎款识跋》：“惟石本题‘法帖’，而手迹本则无此二字”。则书名当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郡斋读书志》中收录此书时书名为“钟鼎款识”而已。
此书另有多种版本存世。见容媛《金石书录目》卷二·五：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宋钱塘薛尚功着。明万历十六年万岳山人刻，朱印本，考证删节不全。明崇祯六年朱氏刻本。清嘉庆二年仪征阮氏刻本。博文斋翻刻阮氏本。光绪三十三年贵池刘氏刻本。（附：札记。）民国古书流通处石印本。民国二十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宋搨残本十叶。民国二十四年海城于氏影印朱氏刻本。
有关宋明版本之流传，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薛氏手书本，旧藏山阴钱德平家，流传不一姓。崇祯间，南州朱谋垔氏得之，摹刻以行，并为之序，后有张天雨、赵孟睢⒀畈畣恰⒅苊堋⒖戮潘肌⒅懿妗⒎岱坏忍庥铮咭允质槟】獭＝镏萑钍现乜瘫荆绰贾煨蚣霸颂庥铮背鲎员鸨疽�”。又见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嘉庆二年仪征阮氏刊本有序，因硃印本讹舛最多，跋尾不全。崇祯间朱谋垔所刊原书板本并佚，传写滋误。据袁氏廷檮影抄旧本及所藏旧钞，宋时石刻本，互相校勘，更就文澜阁写本补之。其审定文字摹写款识，钞录释跋皆一时一选，诚佳本也”。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景朱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一函四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2/10。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152203～152207。无鱼尾。无版心。四周单边。白口。宽17.2厘米，高30.3厘米。书衣页题字用篆文：“景朱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落款用行书：“于省吾”。书名页题字用篆文：“景朱刻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落款用行书：“容庚”，有“希白”私印一枚。有书牌页：“中华民国廿四年，海城于氏景印明崇祯刻本”。卷前有于省吾序。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临宋写本钟鼎款识》一书，一函五册二十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2/4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223604～223608。无鱼尾。无版心。四周单边。白口。宽13.2厘米，高19.9厘米。书衣页题字用篆文：“薛氏钟鼎款识”，落款用行书：“军毅署”。有版权页：“中华民国廿三年。上海铸记书局出版”。卷后有“荃孙手购”字样，并有“艺文校。癸丑十一月又校。小珊”字样。可知，此书使用的是缪荃孙藏版。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有嘉庆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一函四册二十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2/60～1。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329575～329578。无鱼尾。无版心。四周单边。白口。宽17.2厘米，高27.1厘米。有藏书章：“字衡耀号研辳”。有书牌页：“嘉庆二年闰六月刊本”。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善本部藏有钞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一函四册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2/60～2。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516789～516792。无鱼尾。无版心。无边。白口。宽19厘米，高29.4厘米。存前八卷。扉页题字为：“丁卯上元前一日得于厂肆富华阁。盛铎记”。全书一册页装裱形式而成。后十二卷钞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部。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高宗绍兴十四年成书。前十七卷书中共著录商周铜器四百六十四器。编排较有条理，是宋代金石书中铜器铭文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即，卷一收四十六器，卷二收四十三器，卷三收三十四器，卷四收四十四器，卷五收四十四器，卷六、七、八收三十八器，卷九、十收五十七器，卷十一收二十二器，卷十二收三十三器，卷十三收、十四收三十九器，卷十五收二十二器，卷十六收二十九器，卷十七收十三器。所收铜器总数超出《考古图》和《博古图》两书。故此，《四库总目提要》中曾评价；
虽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本，而捜辑较广，实多出于两书之外。
所言不差。足见薛氏本人的搜求功夫之深。
此书临摹古器物之铭辞，逐加笺释，大抵以《考古》、《博古》二图为主。后世考释金文之书，多仿其体例。而且，他努力地把每一件铜器全标上器名，完成了对宋代保存的古铜器的命名。但是，有些分类和命名显然是错误的。如，卷十三的《屈生敦》，应该归入簋类。容庚在《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一文中曾指出：
其所定夏器、商钟当属之周，而商周二代，虽大较近是，而周器有当入之于商者。……以《夔鼎》上一字为夔字，《父乙鼎》末一字为彝字，《召夫鼎》释家刊而字，说均未确，以《父甲鼎》立戈为子，则以不误为误矣。[ 《容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28页。]
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一书中，薛尚功将青铜器分为钟、鼎、尊、彝、卣、壶、罍、爵、觚、举、觯、敦、甗、鬲、盉、匜、盘、戈，以上商代。编排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先后重出。钟、盘、鼎、尊、卣、壶、舟、斝、觯、角、彝、匜、敦、簠、簋、豆、盉、甗、鬲、盘、盂、盫、戈、铎、鼓、琥，以上周代。
首先，薛氏此书和《考古图》一样，奠定了后代著录和考证金文的著述体例。而且，他对一些疑难铭文的解读，对后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对于商代铜器中的“亚”字形铭文的考证，他在对《虎父丁鼎》铭文的考证中提出了下述主张：
铭亚形内着虎象，凡如此者皆为亚室。而亚室者，庙室也。庙之有室，如《左传》谓“宗袥”，而杜预以谓“宗庙中藏主石室者”是也。
此说和张抡之说基本相同。张书作于淳熙五年之后，而此书于绍兴十四年成书，则此书早于张抡将近三十年，故此宗庙说当以薛氏为先。
其次，薛氏此书还有一点意义重大之处是：对所收录的青铜器都做了断代。因此，在该书目录中，卷一到卷五为商器（仅二器标为夏器，列于卷首），卷十七为周器。卷十八以下为汉唐器。今天看来，他的断代标准和结论虽然未必很准确，但是此举却开启了历代对青铜器进行断代研究的先河。他依铭文内容铭文字形及《博古录》等书为依据，对青铜器进行或商或周的初步年代判断。
如，他考证《辛父举卣》为商器，理由是：
按周有天下立二王后，乃封纣子武庚于宋，以续商祀。武庚被诛，又命微子启代商后，俾得用天子礼乐。故凡器用、服饰，一遵商制。《诗》所谓“亦白其马”，以商尚白，而不从周之尚赤也。然则宗庙祭祀，其亦遵商明矣。自微子至于僖公举，实为八世，则得用商礼，可知是卣商卣也。
但是，此铭文中的“举”是否即是“僖公举”，这是难以断言的。
薛氏此说也反映出他的此书中的一个致命伤：有比附性考证的一面。如，他在解释《蜼尊》铭文“五周作父乙尊彝蜼”时就主张：
按《博古录》云：《周官》谓四时之闲祀，追享朝享，裸用虎蜼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大尊。今尊也而以蜼，岂非商之蜼彝所祀之尊邪？今考礼图，蜼彝之制，蜼尾长数尺，似獭。尾末有歧，是器款识旁刻兽形，其尾长而末有歧，正蜼也。盖铭曰“五”，纪其器之数。曰“周作父乙”者，盖商有太史周任，乙则商之君名乙也。岂非作这者周任邪？
第三，薛氏此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博古》、《考古》等同时代很多学者的观点，这对保存当时学术界的观点是有帮助的。如，《主父己足迹彝》铭文考证中引用《考古图》、《父乙鼎》铭文考证中引用《博古录》等等。甚至还说明了一些金文学家的收藏。如，在《子孙父乙卣》铭文考证中他就告诉我们此器乃“李伯时所藏”。又如，在《子夫癸卣》铭文考证中他告诉我们“此器藏卢江李氏”。
第四，薛氏此书特别关注到了铜器和商周礼制的关系。如，在对《母乙卣》考证中，他就发现：
《博古录》云：“丙寅王锡”者，以甲子推商建国始于庚戍，历十七年而有丙寅，正在仲壬即位之二年也。其曰“王锡”，则王之锡赉功臣之器，如周公文侯之卣，亦王之所锡也。故记礼者以谓赐圭瓒然后为鬯。则知此器非臣下之所专有。又曰“作母乙彝”者，如《诗》言文母同意。考商周之时，立子生商者有也。故长发之禘及之。厥初生民者，姜嫄也。故雝之禘及之。是皆率亲之义耳。知是卣乃王锡臣工以追享其母氏与？以是知宗庙未尝无合食者也。
第五，薛氏此书对铭文和当时的历史事件进行相互印证解说，有些十分成功，为后代的商周历史研究提供了范例。如，他对《义母匜》铭文“仲姞义母作旅匜”的考证：
《博古录》云：“按《国语·晋语》：‘晋公子重耳过，秦穆公归女五人，怀赢与焉。奉匜沃盥，既而挥之。’韦昭以谓嫡入于室，媵御奉匜盥。”是器铭曰：“仲姞义母作旅匜”者，盖晋文公重耳娶齐女姜为正嫡，次杜祁，次偪姞，次季隗。然杜祁以姞生襄公，故巽而上之居第二，是为仲姞。以隗在狄所娶，故巽而已次之，是为季隗。而祁自居第四。昔赵孟尝曰：‘母义子爱，足以威民’。则义母者，杜祁也。《礼》曰：“铭者，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则所谓仲姞者，自名也。义母者，襄公，谓杜祁也。按《通礼义纂》以谓媵御交盥，盖媵送女之从者，御壻之从者，夫妇礼始相接，廉耻有闲，故媵御交相为洗，以通其志。彼其婚姻与此称义母，则非初嫁之时，其子职在焉故也。
最后，薛氏此书在对商周氏族研究上和同时代学者保持一致。在《敆姬壶》铭文考证中，他主张：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世系所封之地，于是后世子孙以之女子，皆得称之。君曰有氏之君，盖以国为言也。若曰孟姜者，盖以姜姓为言也。若曰女者，盖以公之谥为言也。此曰敆姬，凡此类耳。
类似的观点还可以在《博古录》和《考古图》中找到，可以发现这已经是宋代金文学者的集体认可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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