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西清古鉴》解题 

(清)梁诗正撰。 
梁诗正，1697～1763，浙江钱塘人，字养仲，号芗林。曾任东阁大学士、吏部尚书。 
四函二十四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编号：2103/18。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登录编号：539482～539505。双鱼尾。版心上部刻书名。四周双边。白口。宽15.4厘米，高25.5厘米。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收藏此书，索书号为：线普301306-329、线普301330-353。 
书名页题字用篆文：“钦定西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无落款，有私印一枚。有书牌页：“光绪十四年秋，上海鸿文书局印行”。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奉上旨而作。文中言道： 
爰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同内廷翰林仿《博古图》遗式，精绘形模，备摹款识，为《西清古鉴》一编。 
此书在《诸臣职名》后有 “钟宝泉印”和“养止” 两枚印，或系收藏者之印。所收多为三代青铜器铭文。有器形图，有尺寸说明，有释文，有简单考证文字。卷二第十七页有半页缺损。卷五第六页上部有“同典荣”三字硃砂印，系造纸作坊名号。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八如是评价此书： 
案器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钩勒款识，各为释文。据《四库提要》载其体例。虽仿《考古》《博古》二图，而摹绘精审，毫厘不差则非二图所及。其考证虽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宋代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修等所及。 
此书另有乾隆十六年武英殿内府刻本、光绪十四年迈宋书馆铜版本、以及光绪三十四年集成图书公司石印本、民国十五年云华居庐石印小本。 
所谓“西清四鉴”是指清代乾隆时期由官方主持编纂的四部著录内府藏器的著作，即《西清古鉴》四十卷（收唐以前青铜器1529器）、《甯寿鉴古》十六卷（收唐以前青铜器600器）、《西清续鉴甲编》二十卷（收唐以前青铜器944器）与《西清续鉴乙编》二十卷（收唐以前青铜器900器），合计四部书，旧称“西清四鉴”，因为全部编纂于乾隆朝，故此也可以称为“乾隆四鉴”。 
“西清四鉴”的重要参与人中就有彭元瑞，见《清史稿•彭元瑞》中的记载： 
内廷著录藏书及书画、彝鼎，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甯寿鉴古》、《天禄琳琅》诸书，元瑞无役不与。 
另一个就是金德瑛。根据陆心源《金石学录补》的记载： 
敕修《西清古鉴》，其间鼎、彝、尊、卣各铜器，德瑛援据经、史、百家文集，订正为多。
还有一个是陈孝泳。根据陆心源《金石学录补》的记载： 
陈孝泳，字赓言。江苏娄县人。博雅工篆隶，长于鉴别。……乾隆十年，诏修《西清古鉴》，求能识古文奇字者参与讨论。吏部尚书汪由敦以孝泳名荐入斋宫，校阅昕暮，趋直钩考，审视不爽毫发。 
而且，根据该书的记载，到了后来，则是“内廷储藏法书、名画、钟鼎、法物，诏下词臣审复者，皆得孝泳一言为定论者。谓其考订之精可与郭恕先、黄长睿相伯仲”。 
根据《西清古鉴》卷前的提示，可以知道实际参与编篡此书的人有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嵇璜、裘月修、金德瑛、观保、于敏中、董邦达、王际华、钱维城十一人。但是，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评述说： 
其所著录的铜器固甚丰富，然刻则颇失真，在考古学上的价值不高[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9年，23页。]。 
在“西清四鉴”中，涉及到每部书的分类方法是一定的，全以《西清古鉴》为核心。即有如下： 
鼎、尊、彝、舟、卣、瓶、壶、爵、斝、觚、觯、角、勺、敦、簠、簋、豆、铺、甗、锭、鬲、鍑、盉、冰鉴、匜、盘、鋗、洗、盂、瓿、缶、铎、戚、铙、镦、钟、刀、剑、匕首三十九类。“西清四鉴”对尺寸、器形、文字三者的考证颇为精简，青铜器的著录按照殷先周后的顺序编排，然后还有部分为汉唐之间铜器。全部67类1529器。 
各卷内容如下：卷一～七，鼎二百三十三器。卷八～十一，尊一百五十八器。卷十二，罍十七器。卷十三～四，彝六十七器、舟五器。卷十五～十七，卣九十五器。卷十八，瓶十九器。卷十九～二十二，壶一百七十三器。卷二十三，爵四器、斝十三器、觚二十九器。卷二十四～五，觚八十七器。卷二十六，觯四十二器、角三器、斗二器、勺一器、卮二器。卷二十七～八，敦四十九器。卷二十九，簠十六器、簋七器、豆十七器、铺一器、鏊一器。卷三十，甗二十四器、锭二器、镫一器。卷三十一，鬲十六器、馥十二器、益二十九器、冰鉴四器。卷三十三，匜三十一器、盘十七器、鋗一器。卷三十三，洗四十器、盂十四器、盆一器。卷三十四，量一器、区一器、钟四器、斗一器、瓿三十器、缶一器。卷三十五，盦六器、鐎斗九器、奁七器、罐三器、臼一器。卷三十六，钟四十二器、铎四器、铃二器。卷三十七，錞四器、戚六器、铙十器、鼓十四器。卷三十八，刀一器、剑三器、弩机二器、符一器、鑺二器、杠头三器、仪器饰五器、仗头一器、镦七器、鸠车一器、表座三器、砚滴六器、书镇三器、糊斗三器、鑪十五器、匕首一器。卷三十九～四十，鉴九十五器。（这里面有很多是汉唐铜器。） 
对于清代中期出现的以铭文中的人名来比附商周时代历史人物的现象, “西清四鉴”的作者保持了比较冷静的头脑，反对这种盲目比附的观点。如，《西清古鉴》在对《周虎丁鼎》铭文的考证中，该书作者就指出： 
两亚形中一字，据薛尚功读作“虎”。周以“虎”名者甚众，不必泥“召虎”以附会也。 
林钧《石庐金石书志》卷八如是评价《西清古鉴》一书： 
案器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钩勒款识，各为释文。据《四库提要》载其体例。虽仿《考古》《博古》二图，而摹绘精审，毫厘不差则非二图所及。其考证虽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修等所及。 
有的铜器，宋人定为商器，而《西清古鉴》却定为周器。如，《周亥鼎》铭文中有“用之协相”一语，薛尚功在《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一书中以为是商器，而《西清古鉴》针对“协相”一语考证说： 
按《周书》、《洪范》有“协相厥居”语，铭曰“协相”，应与《书》词同义，此语出武王，亦未见必为商器也。 
可见，《西清古鉴》的作者有着比较成熟的以对铭文的文字考证来进行青铜器断代的研究方法。 
近现代金文学界有些学者对西清四鉴非议颇多。这是有些言重的。吴大澂在《说文古籀补》序中就指出：“我朝乾隆以后，士大夫诂经之学兼及钟鼎彝器款识，考文辨俗，引义博闻。”因此，它的开创意义和史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西清四鉴对铜器有详细很直观的考古绘图。并且配备了铭文拓片和释文。甚至盖和器分开绘图，十分形象。这应该说是它的独到之处。见如下： 
其次，西清四鉴对于收集的每一件铜器力求说明其详细尺寸，虽然缺乏对铭文的精湛和详细的考证，但是它所提供的考古学资料是非常有意义的。如，该书对《周师寏敦》及其铭文的介绍和考证如下： 
盖：师寏父乍叔 
姞宝尊敦。 
器：师寏父乍叔 
姞宝尊敦。 
右通盖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径五寸四分，腹围二尺二寸六分，重一百二十九两。两耳有珥，《博古图》有《师寏父鼎》，《钟鼎款识》有《师寏父簋》。旧说具以师为官名、姞为姓。而鼎铭所载曰“季姞”、此曰“叔姞”，殆一时器也。 
这里，可贵的只是铜器的尺寸：“通盖高六寸五分，深三寸一分，口径五寸四分，腹围二尺二寸六分，重一百二十九两。”而且也考虑到了著录问题：“《博古图》有《师寏父鼎》，《钟鼎款识》有《师寏父簋》”。但是，对于这里出现的“叔姞”和别处的“季姞”，作者并没有给出合理而清晰的解释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