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解題 

《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清)吳大澂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編號：2101/8。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圖書登錄編號：180858～180859。無魚尾。版心上部刻書名，下部刻“涵芬樓影印”字樣。四周單邊。白口。寬21.5厘米，高30.5厘米。 
上海圖書館古籍部收藏此書，索書號為：閱006704。 
在《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一書中，他也注意到了字形變化在作為標準器上的作用。在該書所收《大梁鍾》銘文中的“鑄”字，和《上官鍾》的完全一樣。由此，他得出結論此二器皆為梁國銅器。他把這一方法應用到商周銅器的斷代研究山。如，他在考證《齊侯敦》銘文中就提出：“‘敦’字作，‘保’字作，與它器不同，似晚周之齊器也。”在《邾公鍾》銘文考證中，他又提出“‘龢’作禾，‘敬’作，‘祀’作，‘蘄’作，‘年’字、‘萬’字從土，‘卿’字從食，‘物’字從，皆晚周之變體矣。”他注意到了晚周字體變化可以作為銅器斷代的根據之一。甚至他也注意到了鑄字與刻字的問題。在《伯作彝鼎》銘文考證中，他就提出：“疑刻文，非謗文，當亦晚周之器”。再如，《眉鼎》銘文考證中，他再次重申“此鼎刻款，疑梁器，它國所未見”。而在對春秋戰國時代銅器的研究中，他已經非常熟練地從地域劃分、銘文款刻風格等方面予以分析和研究。更為可貴的是：他在至陳介祺的信中明確的提出了“戰國文字”這樣一個概念，以示和前此的銘文有區別。 
因為對《說文解字》有了精湛的研究，所以，吳氏在此書考證銘文文字時處處以《說文解字》為依據，發前人所未發。如，他對《毛公鼎》中“克乃辟”一語的考證： 
大澄謂、辟皆從辛義，亦略同《書•金縢》“我之弗辟”。《釋文》：“辟，治也”。許書辟部：“，治也”、“，治也”。辟、、三字皆可訓治。疑字亦當訓治。 
他措辭嚴謹，考證精當。在有了相當充分證據之下，還使用“疑字亦當訓治”之文，足見治學態度的嚴謹。這也是他在此書中行文習慣用語。 
再如，他對《靜敦》銘文的考證： 
莽京，舊釋旁京。非是。銘文中屢見之文，疑即謂鎬京也。鎬京之鎬，不當從金。今從艹，象林木茂盛之意。正與豐京之豐同義也。 
在文中，他還是用了“疑即謂”字樣。他在對《公妃敦》銘文的考證中，又重伸了上述觀點，認為是“後人因避莽字，改從鎬”。但是，對於一些歷史遺留問題，他則是依然沿襲前人的舊說。如，對“析子孫”的解釋。另外，他還時常出現對字形分析不當的錯誤，不是把一個字當成了兩個字，就是把兩個字當成了一個字。有時也有不加考證而主觀臆斷的結論。對此，俞紹宏博士曾有專文加以研究。[ 見《寧夏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32～34頁。]顯然，《愙齋集古錄釋文膡稿》一書有些釋文還需要推敲。如，《虢叔作叔殷簠》銘文中的“”字，他以為是“榖”字，《傅卣》誤將“戊”字釋作“己”字，等等。 
他利用推勘法考證《尚書·大誥》中的“甯王”即“文王”，實是其遠見卓識之所在。如下： 
《書·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詩·江漢》：“告於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也”。濰縣陳編修介祺所藏《兮仲鍾》云：“其用追孝於皇考已伯，用侃喜前文人”。《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追敦》云：“用追孝於前文人”。知“前文人”三字為周時習見語。乃《大誥》誤“文”為“寧”，曰：“予曷其不於寧人圖功攸終”。曰：“予曷其不於前寧人休受休畢”。曰；“天亦惟休於前寧人”。曰：“率寧人有指疆土”。“前寧人”實“前文人”之誤。 
他的未刊稿本尚有《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校錄》、《簠齋題跋》等。吳氏又擅長寫篆，乃至於給友人書信也使用篆書，於是他的書信成為友人收藏的珍寶。 
根據徐珂《清稗類鈔》中記載： 
吳縣吳清卿中丞大澄工篆籀，官翰林，嘗書《五經》、《說文》。平時作札，與人均作用古籀。其師潘文勤得之最多，不半年而成四巨冊。 
看起來，他是有意而施行的篆書實踐活動。 
顧頡剛曾經如是評價過吳大澂的學術貢獻，即：“古文古器之研究本小學目錄之旁支，而四十年來蔚成大國，倘非先生開創於前，縱有西洋考古學之輸入，其基礎之奠定能若是速乎？今日言古文古器之學者多矣。孰不受灌溉於先生之書，又誰能逾越先生之建樹者？……夫以先生取材之廣、求證之密、察理之神，為自有金石學以來之第一人，此豈夸鹵莽者所能為哉！”[ 見《吳愙齋先生年譜》，哈佛燕京學社出版，1935年，2頁。] 
顧先生的這一評價真的是很符合歷史事實的，並非只是出自鄉黨情緒。特別是他推舉為“自有金石學以來之第一人”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