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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想谈的话题是：大好消息：中国下次革命将在城市爆发。
最近一个月，郑州富士康事件已经在国内外各个媒体上被关注、被炒作，十分热闹。我本想希望能看到有人指出这个事件的重大价值。可惜，到本期节目制作之前，我查看了全部油管和推特上的节目和评论，十分失望。这才让我决定制作本期节目。看起来，给现实事件指出其历史地位，决不是所谓“站在未来说历史”的笑谈就能解决的。这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的责任所在。
这一个多月来，因为疫情变态清零和管控引发的富士康事件，在我看来本质上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和权贵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第一次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尤其是中国社会。从一百多年前，苏联和共产国际长期在中国希望看到的城市工人阶级的暴动，最后以陈独秀、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和周恩来等众多中国代理人的城市暴动失败而告终。于是，中国革命不得不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革命路线。
所谓城市暴动、或者说城市革命，本来属于考古学术语。这个术语的英文是urban revolution，是指人类学和考古学上所说的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无文字的小型农村部落发展为社会结构复杂的、进入文明的大型都市中心的过程。
这个术语最早由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柴尔德(V. Gordon Childe)首先提出的。他把城市革命带来的文明划分为十个典型特征：大型居住区、财富集中、大规模公共建筑、出版物、表演艺术、科学知识、对外贸易、从事非生产劳动的专业人员、阶级社会、以居住区而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由此带来了城市革命引发的城市文明。苏维埃理论家们把城市革命发展成城市暴动，这使得考古学术语变成了一种革命模式。这就产生了概念上的根本变化。
以搞学运和农运起家的中共，自建国开始，就先划定了户口政策，将全体农民所在各自的土地上，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形成农运。这是毛泽东最成功的战略。跟上，发动文革，挑起了20世纪最大的学运，然后目的达成后，深知学运危害的毛泽东，立刻将学生一脚踢开，送他们去上山下乡。其实，毛泽东这一策略的本质目的是彻底解决学运的危害。
可以说：毛泽东发明的农业户口和学生下乡两大战略解决了中共起家的两大法宝可能带来的政权危机：农运和学运。
但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不再又学生下乡，于是，学运立刻找到了生存的温床，成了至今中共无法维稳的头疼问题。而农民工进城，离开了土地和户口的枷锁，现在终于出现了郑州富士康事件，宣告了中国工人阶级和权贵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第一次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其意义和价值尤其重大。中共开枪镇压，就失去一线工人。不开枪就无法维稳。眼下的肆无忌惮的大白，其实就是当年红卫兵的翻版。一旦政局平稳，大白的地位则比当年的红卫兵下乡结局更为凄惨。再毛泽东眼里，赤卫队是他的棋子，红卫兵是他的棍子。在今上眼里，共产党是他的棋子，而大白则是他的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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