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中央国术馆正式成立。在给教育部申请立项中，这个机构实际上是如今的北京体育大学的前身。当时国术馆任教的师傅们，都被称之为“教授”。即，中国最早的体育学院或武术学院的师傅们，职称是教授。往下则是“少林门”、“武当门”和“刀剑科”三个下属机构，类比于大学下属的院系设置。

创始期少林门主任（系主任）是王子平，而武当门主任（系主任）是田兆霖。刀剑科主任（系主任）是柳印虎。原始档案见如下：

王子平是查拳大师，而田兆霖则是杨氏太极拳大师。北方武林高手、神腿刘百川只是所谓的“名誉教授”。当时的名誉教授，名誉不是白给你的，它相当于如今的“客座教授”，只是不占编制、没吃皇粮而已。当然没有王芗斋啥事，更别说钱砚堂和孙禄堂了。后来孙禄堂终于把自己忽悠成了中央国术馆的武当门教授，从此吃上了皇粮，有了正式编制。难怪觉得自己不含糊的钱砚堂到了上海二十多年都从不来和这个同门大侄子相见、最后终于在孙禄堂70岁生日宴会上不请自来了——这目的当然就是希望“你吃饭我喝汤”的心态，结果孙老头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师叔立马就明白他想干嘛来了，敬而远之、高而抬之，最后让你吃完饭走人。我就想：那天晚上钱砚堂该是多尴尬啊！他一定后悔没早来拜孙禄堂的码头吧？

今天你看我不起，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上海滩也不认同门师叔！

1935年4月22日，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舔着老脸给当时最高当局蒋委员长撰写了一封亲笔信，请见该信原始档案如下：

该信核心内容是说：“委员长钧鉴……之江承命提倡国术有年，近复致力于沟通中西体育……之江忘其愚陋，将赴欧美各国考察……惟旅费尚虞不给。可否拨助若干，以壮行色。”也就是说明他想组建各门各派拳法大师，准备出洋考察世界各国的传武现状，请蒋委员长您老人家看在党国的份上，拨点差旅费，拉兄弟一把吧。张之江怎么也没想到，他给老蒋的这封借款信，却成了王芗斋组织深县意拳集训的春风。而当时，王芗斋据说正在自家深县魏家林村拉着一帮子人在集训呢。

有人曾在《台湾武林》上发文信誓旦旦地说：“参与人员有：大弟子周松山（字子岩）和裘玲（字稚和）、韩星桥、高振东、张长信、卜恩富、张恩彤、宁大椿、马骥良、朱国祯、韩星垣、王道桩、赵逢尧、赵佐尧等14人。因公务缠身等原因训练月余后，宁大椿、朱国祯、赵佐尧、高振东4人无奈离去，其他人在王芗斋严厉督导下继续训练，进境极速，对他们深寄厚望的王芗斋以‘道’为倡而赐名。张恩彤名道德、裘玲名道庸、韩星桥名道宽、马骥良名道远、卜恩富名道魁、韩星垣名道广、赵逢尧名道宏、张长信名道城。赐名后的要求更加严苛，训练也更加系统和规范，惜10余日后，裘玲又因父病而离去。故有幸自始至终坚持集训者为：韩星桥、韩星垣、王道桩、赵逢尧、马骥良、卜恩富、张长信和张恩彤8人。”见截图：

且不说该文不敢说明祖师爷和这伙人为何离开了上海？也根本不知道高振东从来就不是王芗斋的弟子，更未去过那里参加什么集训，甚至周松山一直在北京前门大街经商从未离开自家门店也被拿来充数。我就问这十几个人的开销谁出？住在哪里？每天洗换衣服有吗？被褥够吗？就在鸡窝和猪圈傍边训练吗？基本的沙袋和保护器械有吗？

我们再看国内信徒的主张：“1935年芗斋先生携弟子卜恩富、韩星桥、张长信、张恩桐等北上经天津回深县,进一步研究意拳，准备组队参与国际性竞技搏击比赛，训练时间达二年左右（注：此次集训实际共练九个月左右，大多弟子半途中断）后由于时局动荡作罢。”

这是九个月集训说。

本来是王芗斋因为小玉春和赵道新被赶出了上海、也被警方查封了“意拳社”，祖师爷回到老家后，不甘寂寞就忽悠几个学生和弟子们来他老家去集训，无非就是想告诉大家：（以下出自我个人推测）“我的老朋友、老领导张之江要组团公款海外考察了，我老王肯定要报名去当打手，你们大家好好跟着我训练吧”。结果呢？有人实在不满意如此恶劣的训练环境就立刻借口“因公务缠身等原因”，几天后就不辞而别了，根本不是什么“训练月余后”才离开。而据说坚持到最后的几个人，日后被王芗斋狠狠地边缘化了！一直到北京四存学社教拳时代，王芗斋实在忙不过来了，这才想起拉韩氏兄弟二人前来当助教。那些出身天津和河北的弟子们把一切看在眼里，赵道新根本就不认可王芗斋这个师傅，裘稚和学着赵道新的行动，自己也创立了新拳。马骥良、张长信和张恩彤没本事创立新拳，却回归了形意。而卜恩富本来就是摔跤起家的——那个时代，张兆东才是京津地区名副其实的武林领袖。如果不是北京四存学社时代他们这些深县集训派死也看不上眼的姚宗勋等众多弟子居然成了气候，改写了意拳的历史，被骗到深县的这些难兄难弟们就差集体去上访了。所以意拳如果没有姚宗勋等杰出高手们出世，如今还真不知道会被贬成什么样呢！

李见宇师傅从来就没主动和我谈过所谓的“深县意拳集训”这个话题。

我渐渐地发现只要是他不在场的意拳历史场面，他几乎都轻描淡写、不加理会。如果不是我追着不放，深挖背后经纬，几乎就要被无情掩埋了。当我紧盯不放追问深县意拳集训问题，他很尖刻地说：“老先生的家里连十几头猪都住不下，怎么可能容得下十几口子大小伙子？”既然如此，所谓深县意拳集训究竟是在哪里进行的呢？无人能够回答！我再问：“不是听说有人捐款了吗？”李见宇师傅冷冷地说：“也就够买个三瓜两枣，还不够一顿饭钱！”

哈哈！传闻总是很感动人！

先有所谓“又有司徒美堂大力赞助”之说，后有所谓“上海知名银行家虞鲁伯负责资金”之说，结果呢，神龙见首不见尾，雷声大雨点小却留下美好的意淫故事流传至今。关键是“也就够买个三瓜两枣，还不够一顿饭钱！”这才是那些所谓捐助的真实状况。

这里我谈谈据说是“故有幸自始至终坚持集训者为：韩星桥、韩星垣、王道桩、赵逢尧、马骥良、卜恩富、张长信和张恩彤8人”之一的卜恩富师伯。

这里的卜恩富师伯，家里弟兄就有六人。为养家糊口，他干过木匠。从小喜爱摔跤，常去当地的跤场学跤，去现场观看。后来，卜恩富正式师从崔永福学摔跤，而后又拜师王芗斋学意拳。1934年，他获得全国拳击冠军。1935年10月，他获得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中量级摔跤冠军。他是旧民国时代的拳击、摔跤双料冠军。1949年后，他因为是天津摔跤名家和武术家中罕见的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直接被中央军委军事训练部聘请赴沈阳军区教授当地解放军战士们学习擒拿、格斗、摔跤、拳击等攻防技术。所谓“拳击加跤，神仙见了也猫腰”。即，低头称臣之意。1960年，卜恩富师伯被调任北京摔跤队主教练。

有人拿出一张1935年10月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期间的旧报纸的报道文章，振振有词地想证明卜恩富参加了深州意拳集训。该报道介绍说：“全运战胜宝三之中量摔角冠军卜恩富。卜君将于下月三日离津赴沪、再赴深县，研究中西拳术，准备至国外比赛。”

而这里的“全运”即指1935年10月10日-20日在上海举办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1935年10月中下旬，卜恩富代表河北省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摔跤比赛。所谓“卜君将于下月三日离津赴沪、再赴深县”，即指卜恩富将于11月3日“离津赴沪、再赴深县”。可事实却是卜恩富10月底返回天津后，因为全运会拿了名次，11月初，国立体专总务处主任庞玉森来函正式聘请他就任“国立体专摔跤总教练”。即，卜恩富从10月-12月根本就没有时间和机会离津赴沪、再赴深县参加深县意拳集训。而这个出现在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期间的旧报纸报道文章最大的意义在于证明：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之前，卜恩富并不在深县意拳集训队！即，1935年10月1日之前，卜恩富并不在深县参加所谓的意拳集训。而全运会后，他则出任国立体专任摔跤总教练，更不可能放弃铁饭碗去深州参加意拳集训。

同样一份民国时代的旧报纸，在我手里得出了与其他人不同的理解和结论。哪一个解释对，请读者自己选择。我目的是想说明：当时的拳击冠军和摔跤冠军卜恩富根本不需要再去集训！他当时没有对手！连王芗斋也不敢和他动手。就实在没必要杜撰什么卜恩富参加深县意拳集训给他人脸上贴金了。

结论就是一句话：至少目前为止，找不出任何文献证据证明卜恩富去过深县并参加了意拳集训。非常多的证据却证明1935年10月以前他一直参加各地的摔跤比赛和集训，1935年12月以后，他开始了“国立体专摔跤总教练”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