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第44期关于模式拳的文章，在非常多的微信群里，尤其是意拳和大成拳的群里面，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积极赞成者有之，全盘否定者也有之。每个人根据自己对意拳和大成拳的理解，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正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看到我的文章你才恍然大悟：“你不是被骗了就是正在骗人的路上”。出现这个局面那是有可能的。

好在第三代传人又不是我一个人。非常多的第三代传人可能会要否定这些存在，但是祖师爷名下的那些书，是他们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他们也不敢否定。毕竟《意拳拳谱》不是我编的、不是我写的；也不是我师傅李见宇写的，对不对？那么现在有些人干脆就彻底否定，说什么《意拳正轨》啦，什么《意拳拳谱》啦等等都是扯淡。他们就认可《大成拳论》或者叫《拳道中枢》。对我来说，他们认可不认可都无所谓的，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学术素养、师承关系和各自的福分得到自己所学的内容，以此来理解意拳或大成拳。某种意义上说，你也是在改造意拳，你不是在继承传统，你是在改造传统。

那么谈到改造传统，就是从老先生那里学完拳以后加以改造的，最成功的就是姚宗勋师伯。我前面文章已经说了，56模式拳，他认为既复杂又太多，他根据个人实战需要，把人体分成上中下、左中右九个方位，然后再加上转身、后进等方位，这就出现了怎么样发力、怎么样接拳、如何化拳，也就是门内人所说的合二为一。他这么一个改进，换句话说，姚宗勋师伯的改进是在王芗斋祖师教他的传统内容上的改进。而别人的改进，比如说王选杰的改进、杨鸿晨的改进等等，我只能说是来自于别的拳法和他们各自的发明创造，跟王芗斋的教学传统没多大关系了。王选杰改进后，发扬光大了大成拳体系。那个杨鸿晨，到处去拜人家为师，今天拜这个，明天拜那个，我们很多人都说他的拳又杂又乱。客观地说，他也在发展。虽然我说他是组建了一个练流氓拳的黑社会团伙，但是我还是客观地肯定他的技术层面也在发展传统意拳。所以他得到的既不是意拳，也不是大成拳，我建议以后他自己不妨就叫杨氏意拳、杨氏结构那啥的。你自己当当你家弟子的祖师爷不就完了吗？就别再往王芗斋祖师爷这里搅合了。你就是把羊杂碎炖成了猪下水，小玉春也不认可你是练神驴拳的传人。

1928年中央国术馆正式成立。并且明确下文：“气功”作为“传武特别科”的第一个项目，被列入中央国术馆教学和科研范围。它和刀剑科、武当科、少林科同样待遇！而当时的“传武特别科”共有“气功、铁砂手、红砂手”三项传统武学项目被列入中央国术馆教学和科研范围。（请不要再拿姚宗勋师伯的话来怼我，就是祖师爷王芗斋再世，我也敢当面告诉他：“你那几套‘站桩功’就是‘气功’，别老拿标新立异来忽悠人。行不行？不服就请走人。）无图无真相。见如下：

而所谓“气功”是建国后五十年代才出现的术语之说，真是无耻和愚蠢。整个三十年代，有很多武学著作中已经开始阐述“气功”在内家拳学中的意义和具体练法的问题。这里，我奉劝各位同仁，大张旗鼓地使用“气功”这个术语吧。没啥可畏惧的。因为这个术语是对站桩功法最恰当的归纳和总结。

在海外，我整天遇到自称“喜欢使用繁体字”的台巴子们，对着我痛骂“大陆文字改革、推广简化汉字是摧残中国文化”云云。我立刻拿出明清两代帝王们（尤其是大名鼎鼎的慈禧太后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问题的多次批示）草拟的汉字改革方案、1956年大陆简化汉字出现前的四百多年中，中国近代已经先后诞生了几十种文字改革方案，从彻底拉丁化到汉字简化，应有尽有——因为我的甲骨学家和金文学家的身份和专著，彻底压制了他们的胡言乱语。这是证明我是个古文字学家（即从事甲骨学和金文学专业研究）的基本常识。什么“传统文化在台湾”、什么“民国学术很伟大”之类的，还有那个靠拼爹进入清华大学阴阳怪气的汉奸教授陈寅恪，在我看来统统都是扯淡！先灭了我再说！灭不动我，那就老老实实地跪安吧。同样，“气功”也是古代就有的术语，在近代社会得以发扬光大。我灭这些对着我痛骂“大陆文字改革、推广简化汉字是摧残中国文化”、自称“喜欢使用繁体字”的台巴子们的实力和资格证据见如下：

这是海外正在热销的，还有国内热销的，总之，“正（朕）从来就不差钱”。无图无真相。见如下：

我们再举出《浙江游艺大会会刊1929》八十多处错误的之二、之三和之四，见如下：

我们再看一本叫做《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的漏洞百出的烂书中，居然声称将韩其昌和侯秉瑞二人当成是意拳弟子和门人了，还被他人信以为真发到微信号（见下图左）上，形意拳和意拳的登记区别见下图右。如下：

我在《李见宇师傅谈意拳49》一文中明确阐述：在意拳诞生的早期，“形意拳”却常常主动使用“意拳”作为拳名的简称。比如，著名武术家韩其昌，他是河北深州人。可是在1929年举办的杭州比武大会上，他登场表演的是形意拳，而自我介绍却是“意拳门”。这个韩其昌后来遇到尹谢章传授给他“落地干枝五式梅花桩”，又叫梅拳。《浙江游艺大会会刊1929》也特别说明韩其昌用形意拳进攻！和王芗斋的意拳无半毛钱关系！！！证据见如下：

我们可以说：当时的比武大会主办方是很清楚“形意拳”和“意拳”的区别的，因为王芗斋就是现场裁判委员会成员之一。而在这本《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的烂书中，韩其昌和侯秉瑞都变成了王芗斋的弟子和意拳门人。

《近代中华武术擂台史》一书作者，和上述转发错误主张的微信号作者，用句老北京话来形容就是：“傻逼青年过马路，鸡屎拉一裤”，也就是属于没事找抽的那类。

闲话说完，书归正传。话说周剑春那厮在《忆民国37年在北京搜集国术史料所见所闻》一文中曾谈起这样一件往事：他去拜访王芗斋先生，然后他在文中介绍说：“……在福建督办周荫人部下任手枪部队队长，驻福州。当时手枪队就是卫队，所用手枪是德国制造的驳壳枪，又名自来德，枪管长，子弹射出远，很有威力。王先生与当地综鹤拳（纵鹤拳）之名手相往还，又吸收综鹤拳之精华，技益精。”可是，他并没有说“在福建督办周荫人部下任手枪部队队长”这句话是王芗斋当时对他的自述还是他的个人事先总结？如果出自老先生自述，那是属于口述史学，我必须寻找原始档案文献证据；如果是记者事先总结，则不过是街头巷议民间文学，不值得特别关注。意拳界认为：祖师爷去福建是私人的寻师访友、见证武学的行为。而周剑春那厮却暗示我们祖师爷南下福建是陪同军方上司视察地方军务的官方行为。

于是，王芗斋在福建哪怕是在军中吃皇粮也有三说：武术教官说、手枪队保镖说、武术教务长说。

但是，按照当时惯例，吃皇粮的军官，一定在陆军部职员录中记录在案。而我查阅了全部保存至今的历年登记在册的《民国政府陆军部职员表》（每年厚达几百页篇幅）名单中，没有“王芗斋（含王宇僧、王向斋、王尼宝等）”之名。见如下：

而当时又不存在自己还要靠军饷为生的、王芗斋的军方上司周荫人个人出钱雇佣王芗斋的问题。那么，无论是王芗斋当时对记者的自述还是记者个人的事先总结，都失去了立论的证据支撑。

周荫人，生于1884年，卒于1956年.字樾恩，直隶省深州武强县人。他只比王芗斋大一岁，而且还是深州老乡。从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周荫人赴日留学。1908年，他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炮兵科。归国后，被任命为陆军第四镇（那时的镇，相当于旅）教练官。1923年3月，周荫人随孙传芳入福建省。1924年4月，任福建军务帮办。同年5月，周荫人继任福建督理。1925年1月，改任福建军务督办。同年11月，任孙传芳手下的五省联军闽军总司令。1926年12月，遭中国国民党北伐军击败，逃离福建省。王芗斋在福建的时间线最大限度是1923年-1925年，因为1925年秋他出现在安徽淮南翠薇亭。也就是两年左右。当然，还有一说是主张王芗斋在闽军周荫人部任武术教官。 但是无论哪一个主张，都没有证据支撑。

关于这个在军中吃皇粮身份的第三说，有人主张：“袁世凯的陆军部长靳云鹏，次长齐振林，以及段祺瑞的陆军部长徐树铮，先后邀请王芗斋在陆军部‘武技教练所’主持教务工作。芗斋先生任教务长，并聘请武术名家刘文华(刘奇兰先生之子)、尚云祥、孙禄堂及摔跤名家马玉清等在所执教。此时齐振林之子齐执度等人拜在芗斋门下学艺。”

根据我的调查：当时的齐振林还不是次长，而是军学司的北军第一军总执法官，负责监管第一军的军事学习。他才是可以给王芗斋发武术教练聘书的人。证据如下：

总之，王芗斋1923年-1925年在福建的具体身份并不能定。缺乏直接的文献证据，而口头传承相互矛盾，难成一致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