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愛與寂寞 - 一位瑞士人類學家的台灣印象 (ZT)

作者．顏敏如 2007-01-23
http://mass-age.com/wpmu/blog/2007/01/23/%E5%8F%B0%E7%81%A3%E7%9A%84%E6%84%9B%E8%88%87%E5%AF%82%E5%AF%9E%E4%B8%80%E4%BD%8D%E7%91%9E%E5%A3%AB%E4%BA%BA%E9%A1%9E%E5%AD%B8%E5%AE%B6%E7%9A%84%E5%8F%B0%E7%81%A3%E5%8D%B0%E8%B1%A1/

和去年（2006）一樣，是在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情況下接到他的電話－David Signer，蘇黎世Weltwoche周報國際版的編輯。不同的是，這次不再需要我提供採訪名單及有關台灣的訊息，而是傳來一份中文譯稿，希望我能代發。

Signer去春在台北採訪後，寫了篇報導刊登在瑞士德語區，有67年歷史，政治立場傾右的高品質讀物“世界周刊”上。約一個月後，該文即被譯為荷蘭文。我曾寫了篇文字對這份報導做重點介紹。半年後的現在，終於有了中譯文的出現，而中譯的原委，請看下面譯者自己的說明。

David Signer給我德文原稿的篇名是“Taiwan”，發表時，“Leben im roten Bereich（生活於警戒之境）”是周刊主編所下的標題，到了荷蘭則成了“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台灣的愛與寂寞）”。有趣的是，瑞、荷兩地不同的標題，顯示這兩份媒體對同一篇文章的不同閱讀角度，卻對於報導內容有了提綱挈領、畫龍點睛之效。

我以德語原稿對照，訂正中譯文時，發現有些部份並未譯出。後來才知道，譯者所參照的，未發表的英譯並不完全。我除了把中譯文的句子、標點做了更動之外，經過和Signer商量，還將未譯出的部份一併補足。現在讀者看到的將是完整的報導。

Signer赴台之前，看了台灣導演的電影、讀了台灣作者的翻譯小說、搜集有關資料、向我提出問題。這種種事前的周詳準備工作，就是要把自己“沉浸”其中，就是要儘量提供瑞士讀者，台北較真實的一面。我們不但可以從他的報導讀出一位敬業新聞工作者的用心，更應自問，台灣的媒體何時能資助優良寫手對其他國家做深入報導？而他所提出的，台灣如何使自己無可取代，則是值得朝野深思的議題。

原文刊登於2006年7月1日的荷蘭當地報紙：

寫在翻譯之前

這篇原文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的作者David Signer是曾在台灣待過兩個星期的一位瑞士人，在歐洲所發表為荷文、德文的文章。筆者知道此文章是一位歐洲友人口述給我聽的。當時我聽到此文章時，對歐洲人以自己文化來看台灣的觀感時震懾住了。但思之再三卻又時感驚訝又時感戚戚。我請友人為我翻譯為英文，我們也去函詢問TROUW該報轉譯中文發表在網上的可能性等等，接着去函給原作者，原作者應允中文翻譯公開發表後，筆者開始着手，但因為私人因素所以延遲了工作。

作者David Signer ，1964年生，是一位歐洲的人類學家，專研人類學與社會學。走訪過中東、非洲各國，對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其以歐洲人的文化背景與觀點來看台灣，讀者可以得見作者着實下了番工夫去了解台灣的歷史背景、政治經濟與教育現況，尤其是其以不偏不倚的人文立場客觀地看台灣的現象。在翻譯過程中，筆者與原作者通過mail。他告訴筆者無意為文使任何人不悅，但是以一個外國文化來看台灣，在某些特定事情上確實讓他吃驚。筆者不是專業翻譯者，且轉譯了兩次不同語言，字字計較地去深入了解作者的寫作感情與文化背景是我努力的。

在您讀過這篇文章後，是否也正思索著作者所述的某些觀點，正巧也碰觸到深愛台灣的你我的寂寞與愛呢？

T.Y. (Jade) Lee於 Jan. 5, 2007

台灣的愛與寂寞   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

一位瑞士人類學家的台灣印象
David Signer

台灣有什麼樣的脈動？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人像台灣一樣，工作時數每年高達2,282小時，30%的人每周工作超過62小時。台灣人口密度高居世界第二，只低於孟加拉。雖然台灣面積小於瑞士，卻是20個最成功的工業國家之一。台灣是筆記型電腦製造的領導先驅，有世界第三大外匯存款，也是手機密度最高的地區（平均每人擁有1,14支手機）。然而，只有三個國家的性生活是少於台灣，且根據“Elle”雜誌研究指出，台灣女性是世界上最不快樂的。台灣同時也是最多戴近視眼鏡的國家。

這些現象之間彼此有何關聯呢？

20年前台灣從獨裁轉型為民主，現代化與自由化同時快速進行。也因此，嚴謹的儒家工作倫理與同志酒吧、刺青商店同時存在。多彩的道家廟宇，就在電子產業的玻璃維幕高樓及24小時營業的超市旁邊。自從毛澤東的對手蔣介石1948年退守到台灣，中國就一直把台灣視為叛逆的一省。如果自由化繼續進行，二十年後的中國可能就像現在的台灣。而連同附近城鄉合計約有800萬人口的台北，就是北京現代化後的願景。

家庭是台灣社會變遷中特別引起注意的生活範疇。在許多家庭中，夫妻兩人不只是長時間工作，甚至在不同城市工作，且保有各自的住處，只在周末見面。由祖父母帶大的小孩，其價值觀也因此來自幾乎是與現實脫節的世界。

對台灣人來說，沒有任何事比給孩子更好的教育來得重要，因此孩子們常常在晚間也必須承受許多額外的課程。

我在台北時拜訪了一位外科醫生，他六歲的女兒已經在學校學英文，但是在晚間，她除了必須再學英文之外，還有畫畫、舞蹈和鋼琴。她很驕傲地不用樂譜就彈得出古典曲子。八月，他們全家會到美國去，讓女兒參加兩周的暑期營隊，以增進英文能力。我問這個父親，難道他不怕給孩子太多壓力？不是常聽說，日本孩子因考試失敗感到羞恥而自殺嗎？

“是的，有時所有努力會化為烏有。”醫生說，“比如有些鋼琴神童， 十四歲就能將琴彈得很完美，但到了25歲時，他們彈琴的技巧則無異於從十歲才學起的水平。”

這父親也提到在他的周遭環境中，父母與父母之間無法避免的競爭，他甚至用了“全副武裝”這樣的字眼。一胎化在中國是政策，在台灣則成了可以自由選擇的目標，和大家庭比起來，當然就會把更多時間和金錢花在提升唯一的孩子身上。

強調教育與成就是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國家的特質，例如中國、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台灣不僅也是如此，更由於歷史背景因素，台灣人希望展現給世界的是一個更好的中國。

從1895年到1945年台灣被日本占據，接着被中國接收。二次大戰後毛澤東戰勝國民黨的蔣介石，蔣介石帶着150萬人民眾（大多數是有高教育水準的上層階級）、50萬軍人和國家寶藏來到台灣。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自視為中國的唯一代表。至今台灣的正式官方名稱為“Republic of China”。

美國高度武裝台灣以對抗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蔣介石直到1975年過世為止，不曾改變他收復中國的目標。

台灣有2,400萬人口，大陸13億，這個海島有世界超強的經濟，但是在政治上卻是孤立的，台灣甚至沒有聯合國觀察者的身份，只被27個國家所承認，像是帛琉、吉里巴斯共和國和史瓦濟蘭等。這是因為大陸拒絕和承認台灣的國家有外交關係，特別是今天，誰承認了台灣就無異與大陸為敵。

在台灣可以感受到中國以一種矛盾的方式存在。中國就像一個大哥，台灣想要和他保持距離，可是這位大哥卻又權威性地不肯離開。台灣尊重人權、沒人苦於飢餓、有言論與媒體自由；台灣進步、民主、自由、國際化、後工業化、後現代化；總之，是一個更好的中國。

在台灣可以察覺到一種清醒、一種警覺，這情形讓人想起以色列。這個中東國家除了強調它的合法性之外，也要表現得比敵對的鄰邦更好。可是台灣人民則更像是一架使勁飛翔的噴射客機，只要把速度減慢到某個程度，就會墜落。

Sheena Chang是中國時報的編輯，女兒四歲時已經上英文的課外補習。她希望女兒能讀國立大學。國立比私立大學更好而且更便宜。這導致一個弔詭的現象：特別是受高等教育且較有錢的父母，他們能提供孩子額外的課程學習，讓孩子能進入收費少的“好”大學；而低社會階層的孩子則只好去“壞”的大學。久而久之，自然會加深貧富懸殊與城鄉差距。

Sheena Chang還展示了另一個台灣紀錄：根據她的統計，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灣孩子那麼少。她把自己和與她同樣的人稱為“pm people”。“我從下午兩點開始工作，在晚上十點回家。”大部份資訊科技產業的人在晚間工作，因為這剛好是歐美客戶的白天時間。“pm people”的孩子和他們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東西、看電視、玩電玩。但是和大人們相反地，孩子又必須在早上七點起床。

她這種不帶情感的客觀陳述，讓我小心地問，這樣不會損害孩子的健康嗎？ “也許是。”她說，“但這讓孩子有更強的抵抗能力，也能學會處理將來的壓力。最大的問題是，祖母寵壞孩子，她們只餵給食物但不教任何事。”

作家Yen Minju告訴我，她在讀書時，因為家裡還沒有洗衣機，所以必須在洗衣板上搓衣服。為了利用時間，她把寫上英文生字的紙片貼在一旁，可以一邊洗，一邊背。

某晚我和一位精神科醫生一起泡溫泉（就在卡拉ok旁邊。卡拉ok是台灣人喜歡的娛樂活動之一）。晚上十點時，他說他必須回家去幫女兒複習功課。“在這個時間？”我很驚訝。“當然，明早九點她有化學考試，我得幫她再複習一次。”

一個長時間住在台灣和中國的瑞士女人告訴我：

“對這些人來說，重要的是錢和吃，愛與性不重要。如果有人說我愛你，那是沒有意義的。但是如果他給你一塊盤子裡的肉，你就知道，你對他來說很重要。”

台灣人的情慾是不容易了解的，人們不善於表現情感。除了台北市中心之外，很難看得到成雙成對的人手牽手或是交換溫柔情感。但另一方面，卻可以看到檳榔西施穿着比基尼泳裝坐在玻璃櫥窗里。由於有個綠色心形霓虹燈，所以遠遠就可以認得出來。你停下車，她走出來，彎下身軀面對你打開了的車窗，你可以從她深裁的前襟看到裡面。她踩着高跟鞋，扭動臀部，走回去拿你訂的東西，然後帶着誘惑的微笑遞給你檳榔。嚼檳榔後出汗與暈眩的快感則是完全的快樂。

這些檳榔西施以雙倍的價錢賣出檳榔，計程車和卡車司機則視為當然。檳榔西施通常散布在看不到溫柔的鄉間，自由台北的市長則試着阻止她們在市中心營業。

還有，賣傳統中藥的人把情慾當成促銷的工具，同時提供神奇的中藥及“輕裝”的女孩。最讓人驚奇的是，這些“性感女孩”也在婚禮甚至葬禮上出現！那通常是由汽車和卡車組成的車陣，其中一部車上是亡者的棺木，另一部是哭號的女人，在第三部車上，則可以看到跳艷舞的性感女郎。包括孩子們在內的觀眾群，顯然不認為，一場“桌上熱舞”的氣氛與對死者的哀傷有任何衝突。“家屬付許多錢給這樣的表演，才能讓許多人來參加葬禮並懷念亡者。”這是當地人所告訴我的。

因着窄小的空間，情侶或甚至是夫妻要有個獨處的地方，並不容易。直到上學年齡，孩子都還和父母親睡在一起。長久以來，MTV是個深受喜愛的，可以私密約會的地方。在包廂中依自己的喜好選擇要看的電影。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有了檢查制度，包廂不再可以關門，檢查人員隨時可以進入，所以情侶改到公園或KTV。KTV是有許多房間的建築，情侶或是親朋好友可在裡面唱卡拉OK，也可以點飲食，但是服務人員依然可以隨時進來。不過每個包廂中又有一個引人注意的，很大，且可以上鎖的洗手間。人們對Motel的需求已有好一段時間，可以相當便宜地在那裡築起愛之巢，三小時約三十歐元。缺點是離市中心較遠，需要自己有車。

相較之下，要找個好的餐廳就容易得多了。在飲食方面，台北有着地理上的優勢。日本、中國、韓國、泰國、美國、歐洲及台灣原住民的菜餚錯綜交織。台北有無數個餐館，甚至於焚化爐煙囪頂端都還有旋轉餐廳，叫做‘摘星樓’。

對台灣人而言，食物與性之間顯然有某種緊密的關係。每上兩道菜就可以聽到，“這是特別對男人重要的食物”。這些地方上的珍饈，包括牛眼、幼蜂、燕窩、炸蟋蟀、鹿鞭、魚翅、海參、香菇、胎盤、未孵化的生雞蛋、人參、熊掌、鴨舌、海馬、尤其是蛇。周末在華西街夜市可以大開眼界：一條掛在繩子上面活生生的蛇，被人完整地將皮剝下來，滴在杯中的蛇血則提供觀眾品嘗。然後殺蛇人也取出蛇膽，把膽汁擠入杯中，黏黏軟軟的膠狀物據說很健康，能提高性慾；宰蛇的人還用筷子在他兩腿間清楚地示範。在他後面是些老饕就着露營的小桌子，正在喝蛇湯、龜湯。

不過女人並不因此而快樂。

Chang Mei-Ling，三十多歲，單身，讀羅馬語言學系並在法商公司工作。她說，高教育、好職業、高所得等等在男人身上加分的條件，在她卻成了減分；此外她也長得相當高。但是台灣男人要教育程度比太太高，收入比太太高，而且也要比太太高過一個頭。她自己或許也同樣這麼希望。而能夠符合這些條件的少數人往往有許多工作，所以沒時間去找另一半。

Chang Mei-Ling曾有過一次婚姻，她要小孩，但他不想要。他說要先賺到一百萬美金。他們很難得見到面，當她發現，他和女同事有曖昧的關係時，她便離婚了。

“這裡所有的事情都是為了事業。”她說，“大部份的台灣男人都如此，一些人為了女人試圖改變他們自己，但一段時間以後他們便放棄了，因為他們覺得，女人從他們身上帶走了一些東西。”

當她還在孩提時，她的父母總是力圖打拼事業，家裡通常是長女負責照顧弟弟妹妹們。“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這麼伶俐和獨立。”她說，“因為我們是在沒有父母照應下長大的。”

下周Chang Mei-Ling會參加一個“驅動旅行”。她的公司請最好的十二個員工去夏威夷。她還和家人住在一起，外出的活動就只是和客戶吃飯或去卡拉OK。她不像大部份坐辦公室的女人去逛街或買高價的名牌衣服，而是把薪水花在小豬毛絨玩具的收集及旅行上。去年她和母親到一個太平洋上的小島去渡假，住在五星飯店裡。

有一次她說：“你以為我們的社會是如此多彩多姿與自由？其實它只是看似如此，因為我們沒有根。我們的父母移民來台灣，卻沒有家的感覺，今天他們不再試圖去了解來由。我們都是孤兒，我們的孩子也會一樣。”她也說：“許多人工作到晚上十點，他們必須如此，是因為內心空虛，他們夢想在五十歲時存夠錢以便退休，然後死於無聊。”

台灣社會的差距與不同時代面貌並存的情形令人感到困惑。一種超現代，而讓歐洲顯得老態龍鐘的情形是，台北一半面積都已是無線區域網路的範圍，甚至在捷運里也能收發電子郵件。台北市長要建造世界上第一個無線網路城市。許多人的手機有GPS系統，即使迷路了也可以從手機中找到方位。過馬路時，綠燈里一開始有個小小的人閒適地走着，在他上面是倒數計時器，然後那小小人越走越快，直到最後像發瘋似地狂奔。

在許多計程車裡，你還可以在前座椅的頭靠上看電視，所以才不會浪費時間，就是講求效率。一個台灣人告訴我，她曾在德國參加婚禮。

“你覺得怎麼樣呢？”“真可怕。好像永遠不會完！”對她來說，甚至連婚禮都要講求快速。

有些餐廳中的桌子有電視熒幕，可以邊吃邊看百種節目。許多飯店房間裡的臥房和浴室用玻璃分隔。是要讓人從床上就可以看到美女入浴？不，正相反，你甚至可以從浴室或廁所里看電視！

另一個驚奇科技是508公尺高的台北101，它擁有每小時60公里，世界上最快的電梯，在幾秒內就可以抵達80層樓高，你卻沒什麼感覺。電梯內有壓力平衡的裝置。

“我們必須一直是最好的”，Chang Ming-Lei簡單明了地做評論。

台北101是依照風水理論建築而成的，那是以傳統原理避免無形沖煞的知識。根據這樣的知識，入口和出口處不可相對，否則就會有訪客進入大樓後又立刻出門的風險。根據風水理論，居住在路沖的大樓中是很不好的，可是對一樓的商店卻有好處。轉化負面的影響是把八卦鏡掛在窗上。台灣人很小心，儘量避免生活上不好的事情發生。街上到處是監視器和緊急紐，大部份的陽台裝設鐵欄杆，不過有個居民對我說，發生火災時，這些鐵欄杆卻讓人無法逃走。這人還說，八卦鏡的作用就像光線，可以轉移不好的東西或反射回去。

台北101由每節八層樓的節段所構成。八是中國人的吉祥數字，四是不吉祥的，所以沒有四樓。台北101看起來像是一節節垂直重疊內插的竹子，中空而有彈性，卻仍然堅固，象徵堅毅與進步。內部有個660噸重的鋼球，地震時會晃動卻不斷裂。就像在風中佇立的竹子。

我不斷聽人說：

“只有懶惰和孩子多的是窮人。”這個超資本主義社會裡，在店前燒錢的那些人也是個驚奇點。這種錢不是真正的鈔票，而是看起來像錢的紙鈔。他們在商店前的鐵桶里燒紙錢，祈求好財運。不久之前出現所謂的“環保紙錢”，煙較少，但賣價也就更貴。

在資訊科技產業大本營的台北，有許多孔廟、道宮和廟宇，這些往往也是取得神諭的地方。和瑞士教堂不同的是，年輕人也來廟宇。例如周六中午，許多帶着Gucci或LV皮包的年輕女人在購物前到廟裡來，供上鮮花和訂婚餅。這裡也有管姻緣的神，女人就在那裡求籤求問她們的未來。

有一晚我到一個廟裡，在廟前有一種可以行駛的神龕。“神過生日的時候，把神放進車裡，到處開着走。”有人這麼告訴我，“現在神在大陸，明天回來，到時候會有遊行。”

第二天的遊行是個盛大的熱鬧場面，有鞭炮、紅色孟加拉火把、可行駛的、裝飾燈光的電子琴、閃爍不停的強光、煙火、鈸、鼓、吵雜的擴音器。神是彩色的木雕，坐在左右晃動的長轎子裡，被抬着到處走。轎子有刺眼的霓虹燈管，電源是由一個在後面推着的，發出難以忍受噠噠聲的發電機所提供。范、謝兩人通常是廟裡的守護神，在遊行隊伍里卻成了主角。

謝，有張黑臉。范，有長長外吐的舌頭，而且身體高得讓打扮成他的人只能從衣服上的洞向外看，並且要挺胸，以頭來保持平衡。這兩人的外表可由民間傳說來解釋：范、謝曾約好在橋上相見，謝早到了，在等候時，因看橋下的水身體失去平衡而跌入水中。當范抵達時，發現他的朋友早已死去。痛苦之餘，范用雙手勒死自己。這是為何他的舌頭吐出這麼長來，而謝的臉在水中成了黑色。台北人說，這兩人夜裡帶着鐵鏈在艋舺附近巡邏，看到了小偷就把他們吞掉。艋舺一帶的犯罪率的確比其他地區低。

台北有好多紀念國家英雄的地方，中正紀念堂和國父紀念館也在其中。這兩個建築物內有巨大的廳堂和大於常人的塑像，塑像前面站有衛兵，塑像四周空曠，仿佛讓不朽者和平常人的生活有了適當的距離。令人驚訝的是，居民如何對待這種強烈要求展現崇敬的地方！

只要在整個城市還相當安靜的清晨五點去到紀念館，會突然看到某種型態的嘉年華會。從許多不同的擴音器傳出進行曲、嘻哈、國樂、鄉村、探戈等等不和諧的刺耳聲音。有的團體練太極拳，有的練劍，有的就在晨曦中跳社交舞。一對銀髮夫婦互丟粉紅色飛盤。這裡有幾百個人。有人穿和服，有人穿得像啦啦隊，也有人穿像唱饒舌歌的人，有特大的褲子和鴨舌帽，背後還印着“Gung Fu New Fashion very good”。好多人都已經上了年紀，他們對我說：“你猜猜我幾歲？”大多數人的年齡看起來比實際年輕一半。也有年輕人練習目前最流行的薩爾薩舞。這些熱鬧場面都發生在台北101底下。上班族穿西裝打領帶，急行穿梭在練習功夫和太極拳的人群中。沒有人去組織這些活動，有的人雖規律地來參加，團體卻也常有異動。

七點，衛兵踢着正步出現。他們在國歌聲中升旗。霎那間每個人都停下來，做敬禮姿勢。幾分鐘後，紙傘舞、有氧舞蹈、搖滾、氣功等又再度開始。石雕的、青銅的孫逸仙（也就是“國父”）正坐在公園四處，恬淡地看着這一切。

在忠烈祠每天都有十五分鐘守衛換崗的精彩節目。結尾部份，他們像機器人一樣僵直而機械化地把槍支互拋好幾次，每一個接手都是精準而完美，是種穿制服的水上花式表演。然後他們站在平台上一個小時，像雕像一樣完全不動，連眼也不許眨。有時助手幫他們擦汗或拉正肩飾。

這些守衛都是軍人。有個士兵告訴我，台灣有兩年的兵役期，只有成績好的會被選出來，訓練半年，每天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然後在這裡站四個月，換另外一個地方，再站四個月。練習的時候常常出事，特別是拋槍的動作。不久前有人傷了前額。最危險的是刺刀，兩個月前有個新手甚至削掉了一隻耳朵！有了疤痕，就不可以站在台上了。做錯了，怎麼辦？“如果是小錯誤，必須面壁一小時。如果沒接到槍，假期就會被取消。”必須在太陽下一動也不動地站好幾個鐘頭的時候，都想些什麼呢？“儘量想些美好的事情。”

在一個下雨的午後，我去拜訪了Peng Wu Chih，他是台灣著名的太極和中國功夫教練之一。Andy Hug也曾經是他的學生。

他原本是醫生，後來改學中醫，最後專注於亞洲各種武術。他是功夫大師Liu Yun-Qiao（蔣介石的首席護衛）的最後一個學生，在Liu Yun-Qiao生命中的最後幾個月照顧他，而Liu Yun-Qiao在最虛弱時也只能用筷子教他。

快速太極是Peng Wu Chih的一個專長，他強調，原始太極並不像現在的龜速慢移，而是快速的。在餐廳中主菜和點心之間的空檔，他在桌子旁邊示範給我看。整套拳只花了幾秒鐘就完成。Dr.Peng喜歡速度，也因此而成名。在我們上車之前，他說：

“扣緊安全帶，我開車像007。”這當然是有那麼點誇張。他談到“氣”- 生命的力量，說：“冥想不是從世界撤回，而是留在那裡。對手需要兩秒，你必須在半秒內便完成。再忙，也不可失去中心點。”有次他握住我的手腕，不緊實，但我感到那無窮的力量，就像是踩下法拉利的油門：只要願意，他可以在瞬間殺了我。

一個他的學生說：“在第一堂課他告訴我說：我要殺了你！他也做到了！在這堂課里，我的內在死了，他毀了我的價值觀。武術最重要的是謹慎專注，所以你必須擺脫你的過去。”

Peng Wu Chih 以一個小故事結束談話：“兩個人死了，上帝問他們，希望來世有什麼？第一個說：我要有許多錢！第二個說：我要給許多錢！第一位轉世成為一個乞丐，第二個成了百萬富翁。”

我在五月一日尋找示威的群眾，卻徒勞無功，這裡沒有工人示威這回事。台灣是新自由主義者的夢想，不久前都還沒有失業保險（因為幾乎沒有失業人口-至少官方是這麼說）、沒有健康保險（編按：台灣有全民健康保險，也有勞保、農保等，作者可能因停留時間過短，無暇深入研究）

、沒有退休保險（編按：目前台灣已有勞工退休金制度，勞工及雇主必須每個月提撥一定比例金額至勞工個人帳戶，以保障勞工退休後生活無虞）、沒有社會福利。每件事都由家人自己安排。有些人甚至把一部份休假“送”給公司。建築法規似乎也不太明確。對於建築師而言，台北既是夢想也是惡夢，因為什麼都可能（女人手提包形態的建築。業界的高潮！）。

雖沒有工人示威，卻恰巧是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華盛頓期間，所以台北法輪功有個遊行活動。這個亞洲最大的精神性組織，在中國是被禁止的。

最近有個醫生公開說，他曾在中國的一個集中營里工作，數萬名法輪功成員不但必須做苦役，有些還被活生生地把器官取出來賣掉。

是反中國的宣傳嗎？無論如何，這樣的新聞嚇壞台灣人，也讓他們記得，自己的富裕生活不時遭受威脅，就像是站立在懸岩上的小花園。直到十年前台灣仍有比中國還高的國防費用，但今天中國卻有台灣三倍之多。600枚飛彈指向台灣，每年還要再加上75枚。只要台北在“正式獨立”的禁忌議題上有一個政治上錯誤的用字，或許在北京就會有人按下紅色按鈕。

最近中國付給太平洋的小島諾魯一億五千萬美元，讓他們放棄台北而和北京建交。台灣很難跟得上，只能試着在正式關係之外，讓自己（特別在經濟上）無可取代。這就要花更多的精力並且也是寂寞的工作。

最後一天我們開車去“兒童育樂中心”，那是種亞洲華德迪士尼樂園，是一個美麗的、花了相當多錢建造的地方，卻看不到遊玩的兒童。一個都沒有！

“現在的小孩喜歡在家玩電腦”，一個管理員告訴我們。另一個則說：“大部份的孩子晚上都還有課。”門口守衛說：“父母沒時間帶孩子來。”

在回程的路上我捕捉到一個景象：無人的遊樂場中，一個穿着西裝的男人坐在鞦韆上打着手機，而雨滴也開始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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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個蠻多樣化的環境，這些景象應該是客觀的描繪着台北的風貌，但其它地方有其它的樣子與心情，但相關連接中 瑞士記者看台北 最後一句

瑞士記者看台北

Signer的報導叫人沉重，Pol的照片令人沮喪。在一個不將美學訓練（而把摩登當成高品味...）、不將哲學推論（而分不清就事論事與人身攻擊的差別...）、不將法律常識（而拒絕接受法令先行，道德殿後的道理...）、不將人文素養（以致語言文字暴力充斥媒體...）納入義務教育體制所呈現出來的社會面貌，正是瑞士記者並未錯看台北的那一切。

卻真的是一個漂泊在國際舞台的失根小草最深刻的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