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精英鐵三角與腐敗

去年發表拙作《白貓黑貓論在美國》時受網友評論啟發，總想寫一篇關於腐敗的文章。本文今春起草，夏季休博擱置，九月歸來後修改潤色定稿。文中管見屬探討性質。歡迎網友批評指教。

洛山愚士

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出現了一個由政治精英、商業精英和知識精英組成的“官商學精英鐵三角”（見上圖），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利益集團和隱形黑社會【注1】。這個社會結構的形成源於精英們圍繞着權力進行利益交換，有如原子間相互作用而形成化學鍵。官商結合讓國家資源逐漸落入少數既得利益者手中；官學結合使中國越來越缺乏具有獨立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商學結合在商品、知識、人們的社會地位、價值觀念與倫理道德等事物之間，建立起一個金本位的度量衡。

精英鐵三角是當前中國特色腐敗的最高形式。與個人貪污腐化不同，精英鐵三角和利益集團利用制度上的缺陷（體制內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以特權為媒介結成一張龐大的關係網，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大規模的權錢交易，力圖最大限度地獲取不正當的利益。許多精英鐵三角成員受過高等教育，具有專業知識，身居要職，手中把握國家人力物力資源和對人事項目的決策權審批權。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腐敗是權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對個人道德觀念的侵襲，那麼精英鐵三角則是專制制度下整個社會集團沿着資本主義道路（既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以權謀私的必然結果。精英鐵三角說到底就是一個新時期的“壟斷特權階層”或“壟斷權貴階層”。

精英鐵三角的形成以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為背景。在“白貓黑貓論”和“摸着石頭過河”的方針指引下，中國多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GDP雄踞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從總體上來說比起改革開放前有了明顯的提高。然而，高速的經濟發展與停滯不前的政治體制改革不對稱，於是產生了許多棘手的社會問題，其中包括

無處不在的制度性腐敗與離不開的潛規則

不合理的分配關係與不斷加劇的貧富懸殊

普遍存在的國家公務員貪污瀆職索賄受賄

以拜金主義為特徵的價值觀與道德的淪喪

官商勾結買賣土地和由此引發的房價暴漲

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被忽視和社會不公平

盛行於各業的弄虛作假和由此產生的誠信危機

纏繞於錢權的性勒索性賄賂和精英包二奶現象

大範圍內流通的不安全食品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節節上升

大規模環境污染與嚴重公害事件

源過度開發以及生態環境失衡

時至今日，精英鐵三角已成為上述某些問題的根源或載體。

精英鐵三角的生長以公權力的私有化為顯著特徵。“先經濟體制改革、後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定方針給腐敗提供了滋生土壤；而現有體制“黨權大於一切權利、權大於法”之弊病為營私舞弊提供了快速通道。於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掩蓋下，精英鐵三角及其利益集團打着“中國特色”和“穩定壓倒一切”的旗號為所欲為，結果讓制度性腐敗更具合法化，使得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隨着精英鐵三角不斷擴張，國家憲法定義的人民共和國的基本性質，既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享有民主權利的廣泛性【注2】，正在逐步消失。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公平（既生存公平、權利公平、機會公平、分配公平等）被破壞，弱勢群體日益邊緣化，特權階層（包括“官二代”“富二代”）與廣大民眾的階級對立不斷加劇。中國現在就像一隻外表光鮮亮麗的紅蘋果，而精英鐵三角是一條碩大的蛀蟲，它正從內部慢慢地將蘋果掏空。

一些人認為，腐敗與發展共生共存，歷來如此，不必多慮。更有人推論，腐敗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的原動力。這些觀念對錯與否姑且不論。問題在於，中國的經濟不可能永遠保持高速發展。當經濟增長放緩或出現瓶頸時，當資源短缺或瀕於枯竭時，當經濟泡沫破碎時，前面提到與腐敗和權貴階層相關的棘手問題將暴露無遺。這些問題如處理不當就會激化各類矛盾，從而導致社會動盪甚至革命。此時光憑維穩手段就遠遠不夠了。為避免此種狀況發生，現在就必需推行以健全法制加強公權力監督為主旨的政治體制改革。這就要求精英們以壯士斷腕的氣魄，切斷與各利益團體千絲萬縷的聯繫，擯棄權錢交易，拆掉那個鐵三角。那麼，這些特權階層的新貴們能夠做到嗎？他們願意這麼做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中國領導人早就意識到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三年前胡錦濤曾說過，“必須把推動經濟基礎變革同推動上層建築改革結合起來，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去年溫家寶也強調，“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國務院於去年年底首次發布題為《中國的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白皮書。不過，說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胡溫視事不可謂不勤勉，為何政改卻舉步艱難？他們的處境或許能用蔣介石當年兵敗大陸時所說的一句話來概括，既“反腐，會亡黨；不反腐，會亡國”。集權專制是產生腐敗的根源，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腐需要加強對公權力的監督，而這樣做勢必大大削弱集權、削弱黨的領導地位。況且不少黨政官員本身就是精英鐵三角的成員，反腐將損壞其切身利益。所以，不反腐不行，徹底反腐也不行。所謂“一手抓發展、一手抓維穩”的方針，妙就妙在繞開了反腐關鍵，既對公權力的監督。依照這個方針，腐敗將不斷深化，精英鐵三角將繼續擴張，所謂政改也就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了。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腐敗導致政權衰亡是一個“水煮青蛙”的漸進過程。這方面的例子不少，大清從鼎盛的乾隆王朝到崩潰經歷了一百八十年，蘇聯從二戰後的強盛時期到解體用了四十年時間。腐敗通常以“增量”形式緩慢地侵蝕社會的各個角落，它渙散民心、掏空國力、破壞社會公平、宣揚巧取豪奪、拋棄傳統文化、敗壞道德倫理。當腐敗積累到一定程度，整個國家機器就變成一個空殼。此時內部外界如有突發事件或強力衝擊，政權就可能在頃刻之間瓦解。由於這一過程比較長，少則幾十年、多則上百年，人們往往對此掉以輕心。歷代統治者卻十分清楚增量式腐敗的危險，為此設置了種種嚴苛的律法。但是由於自身的局限性，統治集團的反腐行動往往只起到了延緩革命的作用。

既然腐敗可以導致國家衰亡，為何現政權腐而不垮？本人以為可以通過以下五個方面來理解。第一，從腐敗到國家衰亡是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文革後腐敗發展到一定規模，尤其是精英鐵三角的形成，只是過去十幾年的事，目前還處於積累階段。第二，現階段經濟的持續發展給社會各階層或多或少帶來了好處，從而掩蓋了腐敗的隱患。第三，跟歷代統治者一樣，當政者很清楚腐敗的危險，並採取了一定措施。又有一批有識之士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推行改良，從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會矛盾的激化。第四，目前在中國大陸境內不存在具有一定當量的反政府勢力。第五，腐敗作為一種文化已滲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既做事也腐敗、既罵貪官也搞特權，正所謂“大權大貪，小權小貪，無權草民送禮買單”。所以大家都不知不覺地浸泡在“煮青蛙”的溫水裡，對腐敗見怪不怪了。

一個被腐敗掏空的政權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它要等到最後致命的一擊才轟然倒下。這最後的一擊是政權更迭的直接原因，它可能採取不同方式，如武裝鬥爭、宮廷政變、造反起義、議會選舉、外國侵略、經濟崩潰以及特大自然變故。腐敗程度“臨界點”和政權更迭方式根據時代、體制及國內國際環境而變，沒有一個恆定的模式。例如，國民黨政府1949年垮台時的情形跟現在的情形不具可比性。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的幾十年間是一個弱勢政權，境內一直都存在着相當規模的反政府武裝力量，它倒台的直接原因在於國內戰爭中的軍事失利【注3】。而今的共產黨政府是一個強勢政權，在其六十年的專制統治下，中國大陸境內已不存在任何有實力的反政府政治派別，公眾輿論和信息流通受到嚴格掌控，外敵入侵的可能性也不大（儘管“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此外，中國的經濟仍處上升階段，故社會大眾對腐敗的“容忍度”比以往要高出許多。這就是為什麼目前的腐敗程度早已超過國民黨時期的水平，現政權依然屹立不倒。

政權腐而不垮並不表示腐敗不會誤國，有道是火到豬頭爛。歷史經驗證明，一個強勢政權可以通過各種軟硬手段暫時維繫社會表面的穩定，卻很難抵禦來自內部制度性腐敗的侵襲。蘇聯在沒有內亂外繞與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解體覆亡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注4】。由於中國現有體制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腐敗的發展成為一個惡性循環：制度性腐敗導致精英的腐敗，腐敗的精英轉而更加維護公權力私有化，公權力私有化的加劇又使得制度性腐敗更具效力，從而吸引更多人在大範圍深層次搞腐敗。如此這般，腐敗就像癌細胞一樣在社會各個階層擴散開來。前面提到，蘇聯從強盛時期到解體用了四十年。如果任憑腐敗與公權力私有化繼續惡化，中國從現在起恐怕用不了四十年就會遭遇大麻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精英鐵三角才是對現政權最大的潛在威脅。

有人質疑道：連經濟落後的朝鮮都能腐而不跨，為什麼經濟持續發展的中國反而有危險？依個人淺見，中朝雖同屬集權國家，卻有一個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區別。朝鮮是專制制度下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實行配給制，大多數人貧富差別並不顯著。這個狀況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有些類似。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排除了壟斷資本的基本生存條件， 從而使得腐敗局限於少數權貴而無法大規模地向社會各階層擴散，官商勾結和商學勾結也因缺乏資本的輸入顯得相對薄弱。所以朝鮮現政權近期內不大會因腐敗而垮台。倒是頻繁發生的大饑荒顯示了朝鮮的國民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若無中國與聯合國長期提供援助【注5】，金氏王朝在不久的將來倒台也未可知。

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自改革開放以來，原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漸向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轉化。在各級黨政機關保駕護航下，壟斷資本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浩浩蕩蕩地開進了各個經濟領域。在這個歷史性的社會轉型期，社會主義的權力壟斷（專制集權）與資本主義的資本壟斷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一對姓社姓資壟斷的巧妙聯姻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發展，同時在缺乏對權力有效監督的環境下生下了精英鐵三角這麼一個怪胎。精英鐵三角的危害性前面已經討論過，不再複述。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集權國家的體制就像一顆凍白菜，在“寒冬臘月”（計劃經濟加配給制）顯得碧綠晶瑩，雖然中看卻不中吃。一旦“春暖花開”（市場經濟加公權力私有化），凍白菜就發黃變色，從心裡開始慢慢爛掉。

關於腐敗，還有三點需要補充。其一，腐敗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歷史現象，是一個世界性的痼疾。不過，以精英鐵三角為代表的腐敗勢力具有中國特色，其規模形式、廣度深度以及所涉問題為世界僅有。因而不能將精英鐵三角與一般腐敗現象等量齊觀。其二，中國的腐敗歷史源遠流長，中國的腐敗文化底蘊深厚。“學而優則仕”乃天經地義；官本位和特權為歷朝精英所追崇；“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是官場寶典；“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是傳世的黃金定律。正因為如此，反腐在中國是一項長期複雜艱巨的任務。其三，腐敗並非專制國家才有；只要制度上有缺陷就可能出現這一類性質的問題。比如去年爆發的希臘債務危機就和腐敗息息相關。這說明，無論何種體制，反腐必須健全法制限制特權。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過去一個世紀裡，前三十八年戰火連綿不絕，隨後二十七年政治運動此起彼伏；中國的老百姓經歷了太多的苦難，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休養生息。文革後這幾十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少有的經濟繁榮時期。人們都希望中國能夠遠離戰爭動亂、和諧有序地持續發展下去。辛亥革命打倒了滿清權貴，推翻了封建帝制統治。一百年之後在中國的大地上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壟斷權貴階層，既精英鐵三角。作為一個社會上的潛在亂源，精英鐵三角正在鯨吞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經濟成果。隨着制度性腐敗不斷泛濫，廣大民眾（特別是占人口相當比例的工人農民民工貧民）想過上好日子的願望也將化為泡影。

綜上所述，在中國反腐就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精英鐵三角。政改的關鍵在於建立一個有效的機制以監管權力（包括司法獨立、權力制衡和民主選舉），徹底改變以黨代政、以權代法的不合理現象，並通過公眾監督政府與健全法制，及時糾正制度上的缺陷、杜絕體制自身的腐敗，進而有序地擴大民主、推進社會公平正義。清除精英鐵三角則要實行“兩個反對、一個肅清”，既反對政治上的權利壟斷、反對經濟上的資本壟斷、肅清封建腐敗文化對民眾的影響與毒害。

【結束語】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了，經濟發展一日千里，腐敗程度觸目驚心，政治改革勢在必行。精英鐵三角的存在對社會的和諧穩定與長治久安有着極其嚴重的影響。太平盛世的衰敗多以內部出問題開始，而腐敗是這一過程百試不爽的催化劑。中國要想成為世界上一個公平和諧民富國強的現代化社會，就必須力行政治體制改革，清除以精英鐵三角為代表的腐敗勢力。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是否願意並有能力擔當起這一歷史重任，將面臨生死存亡的抉擇與考驗。

註解

【注1】當利益集團的運作因現行法律和規章制度受阻時，依附於官商的黑社會組織就以非法暴力手段為其清除障礙。這樣的例子不少，如強拆民宅、強占農田、強行收購產業、非法生產與非法剝削（像黑煤窯）、以及在商業競爭和幹部選拔中動用栽贓恐嚇甚至謀殺的手段打擊對手。官商與黑社會之間的這種聯盟是隱形的，有別於早年的“上海灘”和“西西里”。

【注2】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年修正版）http://www.lawtime.cn/zhishi/fagui/2007031747933.html

【注3】國民政府1949年垮台是由多種因素所造成的。腐敗雖然使得政府失去民心、部隊軍心渙散，當時政權垮台的決定性因素則是共產黨軍隊在主要戰場上（包括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徹底擊敗了國民黨軍隊。國民政府自1911年成立到垮台都是一個弱勢政權。在這幾十年間，社會動盪，反政府政治派系林立，各地武裝割據，國家經歷了軍閥混戰、北伐、抗日戰爭和兩次內戰。在這些戰爭（尤其是抗日戰爭）中，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隊大傷元氣；共產黨及其軍隊則乘機發展壯大，並在蘇聯支持下最終奪取了政權。

【注4】1991年，蘇聯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頃刻之間解體覆亡。導致蘇共垮台、蘇聯解體的最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就此話題，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總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最近在接受記者專訪時指出，“特權階層是蘇共亡黨的物質力量”。李慎明說：蘇共在擁有35萬多名黨員的時候，取得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並執掌了全國政權；在擁有554萬多名黨員的時候，領導人民打敗了不可一世的德國法西斯，為結束二次大戰立下了不朽功勳；而在擁有近2000萬名黨員的時候，卻喪失了執政地位，亡黨亡國。李慎明進一步說明：蘇共黨內的特權階層來自黨政幹部隊伍，具有專業知識，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們只考慮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追求享樂，不重視理論修養，逐漸脫離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最終成了蘇共亡黨和蘇聯解體的原動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6195.html。）

【注5】朝鮮自1990年代以來，數度發生大饑荒，餓死不少人（據說以百萬計）。最近一次的大饑荒發生於幣值改革後的2010年初。朝鮮當局將大饑荒都歸罪於“自然災害”。多年來，聯合國世界糧食署對朝鮮提供了總價值超過五億兩千萬美元的糧食，並且提供了人道醫療救助。中國長期以來更是從多方面大力救援朝鮮。之所以有這些援助，除了出於人道主義，預防朝鮮的難民問題與核擴散問題以及中國的地緣政治考量是兩個主要原因。

[洛山愚士（原創）2011年5月7日初稿，2011年9月20日定稿。作者保留版權，引用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