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精英铁三角与腐败

去年发表拙作《白猫黑猫论在美国》时受网友评论启发，总想写一篇关于腐败的文章。本文今春起草，夏季休博搁置，九月归来后修改润色定稿。文中管见属探讨性质。欢迎网友批评指教。

洛山愚士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一个由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组成的“官商学精英铁三角”（见上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利益集团和隐形黑社会【注1】。这个社会结构的形成源于精英们围绕着权力进行利益交换，有如原子间相互作用而形成化学键。官商结合让国家资源逐渐落入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官学结合使中国越来越缺乏具有独立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商学结合在商品、知识、人们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等事物之间，建立起一个金本位的度量衡。

精英铁三角是当前中国特色腐败的最高形式。与个人贪污腐化不同，精英铁三角和利益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体制内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以特权为媒介结成一张庞大的关系网，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权钱交易，力图最大限度地获取不正当的利益。许多精英铁三角成员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身居要职，手中把握国家人力物力资源和对人事项目的决策权审批权。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腐败是权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个人道德观念的侵袭，那么精英铁三角则是专制制度下整个社会集团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既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权谋私的必然结果。精英铁三角说到底就是一个新时期的“垄断特权阶层”或“垄断权贵阶层”。

精英铁三角的形成以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为背景。在“白猫黑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针指引下，中国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GDP雄踞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从总体上来说比起改革开放前有了明显的提高。然而，高速的经济发展与停滞不前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于是产生了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

无处不在的制度性腐败与离不开的潜规则

不合理的分配关系与不断加剧的贫富悬殊

普遍存在的国家公务员贪污渎职索贿受贿

以拜金主义为特征的价值观与道德的沦丧

官商勾结买卖土地和由此引发的房价暴涨

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被忽视和社会不公平

盛行于各业的弄虚作假和由此产生的诚信危机

缠绕于钱权的性勒索性贿赂和精英包二奶现象

大范围内流通的不安全食品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节节上升

大规模环境污染与严重公害事件

源过度开发以及生态环境失衡

时至今日，精英铁三角已成为上述某些问题的根源或载体。

精英铁三角的生长以公权力的私有化为显著特征。“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定方针给腐败提供了滋生土壤；而现有体制“党权大于一切权利、权大于法”之弊病为营私舞弊提供了快速通道。于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掩盖下，精英铁三角及其利益集团打着“中国特色”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旗号为所欲为，结果让制度性腐败更具合法化，使得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随着精英铁三角不断扩张，国家宪法定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性质，既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享有民主权利的广泛性【注2】，正在逐步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公平（既生存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等）被破坏，弱势群体日益边缘化，特权阶层（包括“官二代”“富二代”）与广大民众的阶级对立不断加剧。中国现在就像一只外表光鲜亮丽的红苹果，而精英铁三角是一条硕大的蛀虫，它正从内部慢慢地将苹果掏空。

一些人认为，腐败与发展共生共存，历来如此，不必多虑。更有人推论，腐败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些观念对错与否姑且不论。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速发展。当经济增长放缓或出现瓶颈时，当资源短缺或濒于枯竭时，当经济泡沫破碎时，前面提到与腐败和权贵阶层相关的棘手问题将暴露无遗。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当就会激化各类矛盾，从而导致社会动荡甚至革命。此时光凭维稳手段就远远不够了。为避免此种状况发生，现在就必需推行以健全法制加强公权力监督为主旨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要求精英们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切断与各利益团体千丝万缕的联系，摈弃权钱交易，拆掉那个铁三角。那么，这些特权阶层的新贵们能够做到吗？他们愿意这么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领导人早就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三年前胡锦涛曾说过，“必须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去年温家宝也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国务院于去年年底首次发布题为《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白皮书。不过，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胡温视事不可谓不勤勉，为何政改却举步艰难？他们的处境或许能用蒋介石当年兵败大陆时所说的一句话来概括，既“反腐，会亡党；不反腐，会亡国”。集权专制是产生腐败的根源，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反腐需要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而这样做势必大大削弱集权、削弱党的领导地位。况且不少党政官员本身就是精英铁三角的成员，反腐将损坏其切身利益。所以，不反腐不行，彻底反腐也不行。所谓“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稳”的方针，妙就妙在绕开了反腐关键，既对公权力的监督。依照这个方针，腐败将不断深化，精英铁三角将继续扩张，所谓政改也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腐败导致政权衰亡是一个“水煮青蛙”的渐进过程。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大清从鼎盛的乾隆王朝到崩溃经历了一百八十年，苏联从二战后的强盛时期到解体用了四十年时间。腐败通常以“增量”形式缓慢地侵蚀社会的各个角落，它涣散民心、掏空国力、破坏社会公平、宣扬巧取豪夺、抛弃传统文化、败坏道德伦理。当腐败积累到一定程度，整个国家机器就变成一个空壳。此时内部外界如有突发事件或强力冲击，政权就可能在顷刻之间瓦解。由于这一过程比较长，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人们往往对此掉以轻心。历代统治者却十分清楚增量式腐败的危险，为此设置了种种严苛的律法。但是由于自身的局限性，统治集团的反腐行动往往只起到了延缓革命的作用。

既然腐败可以导致国家衰亡，为何现政权腐而不垮？本人以为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从腐败到国家衰亡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文革后腐败发展到一定规模，尤其是精英铁三角的形成，只是过去十几年的事，目前还处于积累阶段。第二，现阶段经济的持续发展给社会各阶层或多或少带来了好处，从而掩盖了腐败的隐患。第三，跟历代统治者一样，当政者很清楚腐败的危险，并采取了一定措施。又有一批有识之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改良，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第四，目前在中国大陆境内不存在具有一定当量的反政府势力。第五，腐败作为一种文化已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既做事也腐败、既骂贪官也搞特权，正所谓“大权大贪，小权小贪，无权草民送礼买单”。所以大家都不知不觉地浸泡在“煮青蛙”的温水里，对腐败见怪不怪了。

一个被腐败掏空的政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要等到最后致命的一击才轰然倒下。这最后的一击是政权更迭的直接原因，它可能采取不同方式，如武装斗争、宫廷政变、造反起义、议会选举、外国侵略、经济崩溃以及特大自然变故。腐败程度“临界点”和政权更迭方式根据时代、体制及国内国际环境而变，没有一个恒定的模式。例如，国民党政府1949年垮台时的情形跟现在的情形不具可比性。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几十年间是一个弱势政权，境内一直都存在着相当规模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它倒台的直接原因在于国内战争中的军事失利【注3】。而今的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强势政权，在其六十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国大陆境内已不存在任何有实力的反政府政治派别，公众舆论和信息流通受到严格掌控，外敌入侵的可能性也不大（尽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此外，中国的经济仍处上升阶段，故社会大众对腐败的“容忍度”比以往要高出许多。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腐败程度早已超过国民党时期的水平，现政权依然屹立不倒。

政权腐而不垮并不表示腐败不会误国，有道是火到猪头烂。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强势政权可以通过各种软硬手段暂时维系社会表面的稳定，却很难抵御来自内部制度性腐败的侵袭。苏联在没有内乱外绕与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解体覆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注4】。由于中国现有体制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腐败的发展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制度性腐败导致精英的腐败，腐败的精英转而更加维护公权力私有化，公权力私有化的加剧又使得制度性腐败更具效力，从而吸引更多人在大范围深层次搞腐败。如此这般，腐败就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各个阶层扩散开来。前面提到，苏联从强盛时期到解体用了四十年。如果任凭腐败与公权力私有化继续恶化，中国从现在起恐怕用不了四十年就会遭遇大麻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英铁三角才是对现政权最大的潜在威胁。

有人质疑道：连经济落后的朝鲜都能腐而不跨，为什么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反而有危险？依个人浅见，中朝虽同属集权国家，却有一个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朝鲜是专制制度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实行配给制，大多数人贫富差别并不显著。这个状况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些类似。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排除了垄断资本的基本生存条件， 从而使得腐败局限于少数权贵而无法大规模地向社会各阶层扩散，官商勾结和商学勾结也因缺乏资本的输入显得相对薄弱。所以朝鲜现政权近期内不大会因腐败而垮台。倒是频繁发生的大饥荒显示了朝鲜的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若无中国与联合国长期提供援助【注5】，金氏王朝在不久的将来倒台也未可知。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自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渐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转化。在各级党政机关保驾护航下，垄断资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各个经济领域。在这个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的权力垄断（专制集权）与资本主义的资本垄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对姓社姓资垄断的巧妙联姻极大地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时在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的环境下生下了精英铁三角这么一个怪胎。精英铁三角的危害性前面已经讨论过，不再复述。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集权国家的体制就像一颗冻白菜，在“寒冬腊月”（计划经济加配给制）显得碧绿晶莹，虽然中看却不中吃。一旦“春暖花开”（市场经济加公权力私有化），冻白菜就发黄变色，从心里开始慢慢烂掉。

关于腐败，还有三点需要补充。其一，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世界性的痼疾。不过，以精英铁三角为代表的腐败势力具有中国特色，其规模形式、广度深度以及所涉问题为世界仅有。因而不能将精英铁三角与一般腐败现象等量齐观。其二，中国的腐败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腐败文化底蕴深厚。“学而优则仕”乃天经地义；官本位和特权为历朝精英所追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是官场宝典；“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传世的黄金定律。正因为如此，反腐在中国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其三，腐败并非专制国家才有；只要制度上有缺陷就可能出现这一类性质的问题。比如去年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就和腐败息息相关。这说明，无论何种体制，反腐必须健全法制限制特权。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前三十八年战火连绵不绝，随后二十七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中国的老百姓经历了太多的苦难，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文革后这几十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少有的经济繁荣时期。人们都希望中国能够远离战争动乱、和谐有序地持续发展下去。辛亥革命打倒了满清权贵，推翻了封建帝制统治。一百年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垄断权贵阶层，既精英铁三角。作为一个社会上的潜在乱源，精英铁三角正在鲸吞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随着制度性腐败不断泛滥，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工人农民民工贫民）想过上好日子的愿望也将化为泡影。

综上所述，在中国反腐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精英铁三角。政改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以监管权力（包括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和民主选举），彻底改变以党代政、以权代法的不合理现象，并通过公众监督政府与健全法制，及时纠正制度上的缺陷、杜绝体制自身的腐败，进而有序地扩大民主、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清除精英铁三角则要实行“两个反对、一个肃清”，既反对政治上的权利垄断、反对经济上的资本垄断、肃清封建腐败文化对民众的影响与毒害。

【结束语】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经济发展一日千里，腐败程度触目惊心，政治改革势在必行。精英铁三角的存在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太平盛世的衰败多以内部出问题开始，而腐败是这一过程百试不爽的催化剂。中国要想成为世界上一个公平和谐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社会，就必须力行政治体制改革，清除以精英铁三角为代表的腐败势力。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是否愿意并有能力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与考验。

注解

【注1】当利益集团的运作因现行法律和规章制度受阻时，依附于官商的黑社会组织就以非法暴力手段为其清除障碍。这样的例子不少，如强拆民宅、强占农田、强行收购产业、非法生产与非法剥削（像黑煤窑）、以及在商业竞争和干部选拔中动用栽赃恐吓甚至谋杀的手段打击对手。官商与黑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盟是隐形的，有别于早年的“上海滩”和“西西里”。

【注2】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版）http://www.lawtime.cn/zhishi/fagui/2007031747933.html

【注3】国民政府1949年垮台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腐败虽然使得政府失去民心、部队军心涣散，当时政权垮台的决定性因素则是共产党军队在主要战场上（包括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彻底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国民政府自1911年成立到垮台都是一个弱势政权。在这几十年间，社会动荡，反政府政治派系林立，各地武装割据，国家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抗日战争和两次内战。在这些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大伤元气；共产党及其军队则乘机发展壮大，并在苏联支持下最终夺取了政权。

【注4】1991年，苏联在没有外敌入侵和特大自然变故的情况下顷刻之间解体覆亡。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最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就此话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总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最近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指出，“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的物质力量”。李慎明说：苏共在拥有35万多名党员的时候，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在拥有554万多名党员的时候，领导人民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为结束二次大战立下了不朽功勋；而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的时候，却丧失了执政地位，亡党亡国。李慎明进一步说明：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来自党政干部队伍，具有专业知识，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只考虑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追求享乐，不重视理论修养，逐渐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成了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6195.html。）

【注5】朝鲜自1990年代以来，数度发生大饥荒，饿死不少人（据说以百万计）。最近一次的大饥荒发生于币值改革后的2010年初。朝鲜当局将大饥荒都归罪于“自然灾害”。多年来，联合国世界粮食署对朝鲜提供了总价值超过五亿两千万美元的粮食，并且提供了人道医疗救助。中国长期以来更是从多方面大力救援朝鲜。之所以有这些援助，除了出于人道主义，预防朝鲜的难民问题与核扩散问题以及中国的地缘政治考量是两个主要原因。

[洛山愚士（原创）2011年5月7日初稿，2011年9月20日定稿。作者保留版权，引用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