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于国家是某些高尚人士的道德信条。他们自以为是社会精英或社会中坚，所以无时无刻不站出来，表现自己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围剿一切不忠诚于国家的思想言论，把所有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以实现他们所需要的社会秩序。

最近一个例证是，有人以亲身经历的文革现身说法，告诫人们秩序的重要性（见幼河：《秩序，统治的保证》）。他的理论是：“无论什么制度的社会，只要政权能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秩序，这个社会制度就能有效的运转。中国封建社会极其漫长，大王朝不断地更迭，周而复始地让封建社会制度延续。”作者诠释历史只选他需要的部分。他说明了凡是建立有效秩序的王朝都能延续很久，可是不说明，谁让秩序受到破坏，以至于中国王朝周而复始的次数打破了世界纪录。

比如就文革来说，他只追究破坏秩序的造反派，而不问为什么一个有病的领袖，能够集大权于一身（原文如此），有这么大的能量，把原来好好的秩序连根拔掉，搅得地覆天翻。然后又说，还是靠这个领袖自己搞了一个上山下乡，因而恢复了秩序。这里不知是不是故意无知，因为上山下乡的秩序，没过多久就被破坏了。知识青年最终都回到城市。他似乎在暗示一个劝喻，凡是领袖做的都是秩序，即便是乱七八糟，也要让领袖自己去修理，旁人不要插手。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周而复始不停地倾覆、延续，再倾覆、再延续，是因为有人更喜欢这种无序可循的“秩序”，无限忠诚于现存的“秩序”也就是现存国家。在中国，这样的人占多数，他们决定着中国历史的特点。

从常理上讲，国家维护着秩序，秩序保证一切正常运作。但是，这只是一个原理，并且只是人们理想中的原理。在中国这个封建专制残留严重的国家，这个原理被破坏 得最频繁，最严重。注意，每一次首先破坏秩序的不是暴民，而是国家。不是说国家不想要秩序，也不是没有建立足够强大的防暴武装力量，而是国家首先破坏了所有秩序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公正。

比如中国首创的城乡二元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潜在乱源。由于这个制度的存在和延续，中国社会公正的天平一 直是倾斜的。尽管国家这样做，符合达到某种暂时平衡的要求，有利于一时的统治和秩序，但是对国家的永久利益，是致命的伤害。须知，对身体某个局部的疏忽怠慢，都毫无疑问地最终损害整体。

有两种国家统治和秩序的概念。一种是建立在永久的基础上，真正的统治和秩序；一种是建立的权宜的基础上，临时的统治和秩序。支持第一种概念的人暂名为第一种忠诚。支持第二种概念的人，暂名为第二种忠诚。现在就来看看两种对国家的忠诚各将得到什么结果。

具有第一种忠诚的人，把国家看作每一个国民都包括在内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利益共同体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当国家的选择牺牲了某些群体的利益的时 候，即便有最充分的理由，也反对，不配合甚至抵制。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侵害的某些群体，可以列出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民族资本家，地主富农， 右派份子，五一六份子，黑六类，一直到最近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上访人员，民运份子，法轮功成员。由此来看，具有第一种忠诚的爱国人士一直很少，没有形成对歧视的抵制力量，才使侵害一直不断。

一个有序的国家，主要靠一个基本理念：这个国家必须充分体现每一个国民的基本愿望，尽大地满足他们的不同要求。只要是坚持这个理念的国家，自然就形成秩序。因为每一个人都从国家得到好处，从而拥护这个国家的管理，自觉维护国家秩序。

具有第二种忠诚的人，把国家看作一部分人的利益共同体。这些人包括国家的管理者和这些管理者所依赖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随着形势改变而变，比如从依赖工人变为依赖资本家。这部分人之外的其他阶层，都是国家的负担或包袱，只要他们对政权不构成威胁，就让其自生自灭，不在乎他们的如何穷困潦倒。但是如果他们积压 了不满，就要毫不留情地去镇压，从而保证国家秩序也就是部分利益群体继续获利。

现在，第二忠诚者，正占据着一切道德制高点，包括舆论阵地。他们没有理念，或者理念随时在变，哪一种对他有利就变成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新权威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可以用得炉火纯青，当然只用对自己有用的那些理论局部。

很显然，第一忠诚者将使国家走入正轨，良性循环，长治久安。第二忠诚者将把国家引入歧途，最终陷入灾难。每一个有头脑有责任心的国民，对此都不得不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