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二十周年还有三个月就要到来之际，以作家戴晴为主的一些中国明智人士，提出仿照南非模式，用和解方式，最终解开六四死结。和解倡议在互联网得到广泛流传。读了以后，我本人非常赞同。

但是有人高调提出：六四问题能和解吗？应该和解吗？言下之意，六四是不能和解的，不应该和解的。这样毫无历史责任感，毫无社会责任感的问题竟被人提出，而且还得到不少赞同呼应，说明这个民族的良知底线已经堕落到何等危险的地步。

众所周知，六四已经不再是反革命暴乱了。二十年过去，中共用羞羞答答的方式已经给六四平了反。从中央政治局到地方任何一个党支部，我相信不再有一个中共干部敢于当着广庭大众，再提一句“六四是反革命暴乱”。这是一个很实在的进步，需要鼓励一下。只不过这是心里承认，公开不承认，死皮赖脸捂着。从今以后，每一 个中国人都要坚持六四不是反革命暴乱这个口径，谁也不要倒退。

既然已经变相平反了，已经不再有反革命了，照老话来说，都是 “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要怕和解？为什么不能和解？不和解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不论是直接间接参与六四，观看过六四，听说过六四的人，这样的人占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大半，都不能摆脱昨天，跨入明天。他们之间将充满怀疑，猜忌，愤恨，抱怨，不坦诚，不信任，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地过下去。这还像人间 吗？这简直是地狱！

此人还天真烂漫地提问：六四问题的和解对象是谁？暂且假设这是一个真诚的提问，回答很简单：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和不公正对待他们的人，再说明白一点，是挨枪的人和开枪的人。和解从来都是好事，欺负人的人和受欺负的人和解，也就等于，前者说，我今后不再欺负你了；后者说，我今后不再怨恨你了。这是对每一方都有好处的双赢结局，为什么不要和解？

提出和解的人需要有几个条件，不具备这些条件根本不会想到“和解”二字，何况提出和解。戴晴等人正因为具备了这些条件，才提出和解。胡温如果敢于正面回应，也会多少具备这些条件。

第一个条件，宽阔的胸怀气度。历史总是有血光，总是有恩怨，但那些都是在某种特定的局限下发生的，尽管令人愤怒，令人遗憾，但终究发生了。历史不可能再重来一遍，死去的人也不可能复生。为了达到全民族共赢的最终目的，不同立场的人都要做一点退让。退一步，海阔天空。

第二个条件，长远的目光思维。眼睛向着明天的人知道，自己不能改写历史，但说不定能改写未来。吸取历史教训，但不纠缠历史，今天的人就会比昨天聪明。只有最愚蠢的人才永远陷在历史泥潭里不能自拔。

第三个条件，知难而进的大智大勇。无所作为，拖延等待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有作为的政治家，一定要在历史关键时刻大胆出手，做一两件扭转乾坤的事情。其中包括放弃个人怨愤，放弃个人面子，把历史积案公开放到台面上，进行一次性了断。拖泥带水，婆婆妈妈的人做不了政治家。

如果要坦诚布公地回答，六四问题现在到底解决了没有？答案应该是：没有。最近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六四提问的时候，一味躲避，只是推托为了稳定局面，不便再提。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听到这个回答，在正式发布的新闻稿中，这段话被悄悄地删掉了。如果中国政府认为，六四已经解决了，解决得很好，大快人心，那么在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大大地庆祝一下，有什么困难吗？他心里有鬼，不敢。

也有人说，六四的问题，是一个违不违 法，谁违法的问题。权当如此，那么司法界可不可以就六四的法律问题，开展一个听证答辩呢？只要展开听证，大量的证据都会提供出来，真相也就大白了。二十年已经过去，很多重要证人已经不在世，为什么不早一点把这个法律问题提交法院呢？道理很简单，六四根本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把六四往法律上扯的人， 既不懂法律，也不懂政治。

六四过程中，各种人不同动机的冲突鲜明激烈。邓小平担心对手支持胡耀邦，自己会遭清算。李鹏陈希 同暗中搞赵紫阳，想扩大权力。改革派希望借学生之力冲击保守派。新闻界希望借机建立新闻自由。老百姓希望打击官倒。学生领袖希望出名。还有香港人想在97 前推动大陆民主，以便97后变化不要太大。最纯洁的是普通的学生市民，他们眼中只有正义非正义。既然学生是和平示威，怎么也不能动枪弹。死得最多的是最单纯的人。

不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搞清楚，就可以通过遗忘，故意忽略，睁眼闭眼，把历史跨越过去吗？不能，你将永远停留在原地，永远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