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和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地苦苦追求,要为中国创造一套公平制度。他们的努力基本失败了。两千年来,各个朝代,上至君王,下至布衣,万众一心地追求统一,这种努力基本成功。两者看来毫不相干,实际关系深刻。存在产生于需求。“一统天下”不需要公平制度,不产生公平制度。如果你要一统,只能牺牲公平;如果你要公平,只能牺牲一统。这已经成为一种历史逻辑。 什么叫制度?一种体系如果称得上制度,那一定是人人置身于其中,而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党凌驾于其上。否则,就不要称它制度。制度一出现就体现某种契约性质,所有承认某个制度的人都必须有所承诺和承担。如果违背了制度的基本规则,就要付出代价,受到抵制。不论这个人在制度中的地位有多高,都不例外。所谓公平制度,不是指从来不会出现的“人人均富”,而是指所有的人都有权参与制度的设计制定,有权发言,以避免和修补某种制度漏洞,不让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社会中每个利益集团或阶层都为自己的利益据理力争,这里没有服从,只有妥协。但是“大一统”则不同,必须有一个人或几个人凌驾于制度之上,其余的人只能听从,不能怀疑。否则,谁来“统”谁? 当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地争论中国现在是什么制度的时候,其实没有悟到,中国很久以来没有过制度。只有制,但没有度。什么制?秦制。毛泽东有一句诗“千载犹行秦法政”,点破了迷津。秦制,简单讲,就是权力高度集中,要把一切献给某,然后,由这个某从上到下垂直管理,决定所有人的命运。既然有人凌驾一切,要制度又有何用?这是中国与世界不同的一个最鲜明的特色。古罗马号称帝国,管制的严密不如任何一个秦以后的中国朝廷。中世纪欧洲哪怕权力最集中的国家,也没有把教会和城邦“统一”进来。在中国,秦是一个拐点,从那以后,千百年来走着一条与世界不同的路,今后还将继续接着走下去,一直走到完全走不动为止。 不要以为现在中国已经强大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就以此证明中国模式是正确的。历史上,中国不止一次地强大过,也有过很多好运气。可是即便在最“强大”的时候,也不堪一击。而且,击破中国的根本不是什么先进强国,而是落后民族。后来西太后向列强宣战,虽然打败了,但是国没有亡。这很奇怪,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从来都亡给野蛮落后的小民族,而不是亡给比自己更大的强国。 匈奴对秦汉两代构成很大威胁,论人口,论生产力和先进武器,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蒙古和满族吞并中原,可以比喻为蛇吞象。日本一个隔海的小国,经过多年试探,发现中国虽大,其实并不可怕。从甲午一战以后,蛇吞象就开始了。如果没有珍珠港偷袭,日本将中国分割几成定局。中共初建时,和游寇无异。后来横扫千军如卷席地赶走了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一统天下的中华民国,让世人大跌眼镜。最典型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事变,当一队外国的远征军登上国土,大部分国民只是观望。因为天下是朝廷的,和我无关。 孙中山看到了这个问题,形容为“一盘散沙”,所以致力于革命要把散沙聚起来重建一统。结果革命没有成功,倒是“盘踞”小岛的蒋经国,放弃了一统反攻大陆,建立起比较公平的制度。共产党是搞“解放”的,“解放”是松绑、自由的意思,这个口号调动了几千万农民的支持热情。没想到他食言而肥,现在不但把自由全部回收,还越绑越紧。“解放军”已经完全文不对题了,“解放”是打破一统,解放军现在却在维护一统。 有人把效率和公平设为一对矛盾。赞成在某种条件下,放弃公平,保护效率。“一统”正是人们认为的效率所在。这里有很大的盲区。不要以为大的就是好的,历史一向证明,大国不等于强国。囊天下之财,举顷国之力,可以在某个时期造成繁荣强大的表象。但没有公平的支撑,一切都是空的。其致命点在于,没有任何人,包括各级官员在内,存有自主负责的意识,愿意发自内心地付出创造和劳动。因为只有权力中心的几个人才是主人。毛时代提倡“当家作主”精神,的确刺激了一代工人和士兵的积极性。可惜,计谋而已,时过境迁。现在“当家作主”已经失效,倒是“统一”意识还有效,成为唯一可用的人心。 当一种观念延续了千百年以后,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今天,多数中国人仍然相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那一份捐出来,贡献给“一统”,也就是党的绝对领导。一切与“一统”相抵触的人和思想,比如“自由言论”,“民间自发团体”,“自治”或“联邦制”,一律在口诛笔伐之列。理由是怕亡国。可是不想想,历代亡国的最大原因正是过于集中统一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正流失。由于缺乏公正,到了王朝末期,不满越来越严重但无处发泄。当出现一个缺口就爆发不可收拾。现在最不满的人在坐等共产党垮台。垮台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如果还是要建立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那将是另一个共产党,或者说,另一个秦制。 201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