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肝胆语，愿得知己知。

不得知己知，甘受世人嗤。

——作者自题

    1900年，台湾籍诗人丘逢甲乘船去南洋。时当农历二月十三夜，一轮明月从碧海跃上天穹，水天相连，晶莹澄澈。诗人触景生情，不禁感慨道：“人间万事纷变灭，方见月圆旋月缺。四万八千修月仙，玉斧长劳竟何说。”如果用月亮来比喻一个民族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华民族显然还没有到“月圆”的时分，还有待千千万万的“修月仙”共同努力。

两岸分治六十多年了，其间出生者已有三四代人，更有无数的人带着遗憾而离去。凡是与神州大地血脉相连者，不可能不感受到这种分裂的创痛；凡是对中华民族寄予热望者，不可能不思考这个民族的未来。有些想法，已在我胸中积存多年。《诗经》有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俗语亦曰：“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有些事我可能做不到，但有些话我却不能不说。我的话不可能都是正确的，然而有一点我很自信，我要说的都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

一、两岸分治有其历史必然性

海峡两岸的分治现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出现的，然而中华疆域内的分治局面，却并非始于1949年。且不说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山头林立，自1927年共产党人拿起武器的那一天起，国共分治的局面就开始形成了。共产党在自己统辖的区域内，不仅自收赋税，自设法庭，自行选举，而且自立银行，自印货币，这不是分治又是什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当时的“国中之国”。国民党政府对红色区域发起的一次又一次“围剿”，从另一角度去观察，无非是想用军事手段结束分治状态而已。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新的选择。“重庆谈判”过程中发生的种种争执，归根结底，就是继续维持分治还是加速实现统一。国共两党都以统一中国为己任，但都不愿在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实现统一。当时曾有一些好心的人士，文有胡适，武有薛岳，都提出过这样的设想：将东北地区交给共产党管理，让他们去搞共产主义实验，在分治的格局中展开和平竞赛，看谁能够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这一建议遭到了国民党最高领袖的断然拒绝。

六十多年前的惨痛历史昭示后人：宪政不行则内战祸起，强行统一则流血千里。在战场上遭受重创后，原先反对分治的国民党当局，被迫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求和方案。“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长江毕竟太浅太窄了，挡不住百万乘胜之师的脚步，于是，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隔海分治的严峻现实。一个民族分裂为两个政权，互相比拼又互相制约，这既是东西方两大政治集团冷战对抗的阴影投射，也是中华民族在旧权威瓦解而新框架未建立时的痛苦徘徊。

不少人以为，当年要是不发生朝鲜战争，美国军事力量不直接介入台湾海峡，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也许早就解决了。这是过分夸大了单个事件的作用，而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内在必然性。强攻金门岛的先遣部队近万人，因风向逆转、后援不济而全军覆没；好不容易凑集起来的准备渡海作战的舰队，因疏于防备，在吴淞口空袭中被摧毁殆尽；潜伏在台湾地区的中共地下网络，志满踌躇，却因蔡孝乾叛变而全线崩溃——这些都发生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难道都是偶然的吗？“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天下无全胜之局，上苍有不忍之心。“解放战争”的血腥狂飙终将止步于滔滔海浪前，历史的天平正开始向失败的一方倾斜。

国共两党都因实行“一党独裁”而饱受诟病，然而就中华全境而言，其实并没有哪个党能够做到完全彻底的独裁。在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的年代，共产党就是最大的反对党，而且是依靠暴力争取发言权的反对党。正像当年堂堂国民政府的法令管不了陕甘宁边区一样，共产党执掌大陆政权后发起的一波又一波声势浩大的运动，无论是摧毁旧世界的政治运动，还是拆毁旧世界的经济运动，照样无法席卷台湾地区。这就是分治格局在客观上带来的制衡作用。

权力是需要制衡的，这是当今文明世界的共识。制衡权力的最佳途径当然是宪政民主。然而，当一个古老民族在宪政之途上正步履艰难的时候，分权自治也是一种不算坏的选择。分治，就是在总体无序的政治生态下，强行建立一道藩篱，形成有序对抗的平衡状态；分治，就是在整个民族探索现代化的进程中，多几条试验的途径，不至于全挤在一堵墙跟前撞死；分治，就是在“政治一体化”的重重阴霾下，为人民多争取一些表达的空间，以保证总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可以发出来。“西方不亮东方亮，阴了南边有北边。”只要分治依然存在，再可怕的洪水也无法淹没全部疆土，再浓重的雾霾也不能遮盖整个民族。

俄罗斯的叶利钦在对比中俄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曾感叹中国有一个香港作为参照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仅有香港，我们更有台湾。六十多年来，台湾走了一条跟大陆很不相同的道路，从贫穷到富裕，由专制到民主。“天意从来高难问”。不管苍天是有意还是无意，台湾事实上已成为中华民族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实验区。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无论是成功的还是不那么成功的，都将有助于整个中华民族选择正确方向和减少转型代价。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天真地以为，只有通过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只有使用暴力活活斗死了成千上万的地主和富农，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铺平道路。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沮丧地以为，一个政治人物只要爬上了权力巅峰，就将被永远供奉在神坛上，即使他犯下了惨绝人寰的滔天大罪，生前照样不受惩罚，死后依然无法清算。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恐惧地以为，对待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政党，人民只能像侍奉亲爹亲娘一样永生永世供养它，因为它一旦下台，就意味着千百万人头落地，人民从此就再也看不到太阳了。

如果没有台湾人民的实践，我们会悲观地以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获得的普世经验，并不适合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中国人由于天生的素质低下和冥顽不化，解决政治纷争只能依靠枪杆子而不能信赖票箱子。

然而，台湾人民用自己的实践，铿锵有力地告诉我们：理论有多重色彩，历史有多种选择，中国并没有模式，一切在自主探索。“我欲仁，斯仁至矣”，世界各国人民能够做到的事情，中华民族同样能够做到。

两岸分治六十年，不管是对抗状态，还是缓和状态，始终是在互动中。只要一方有所动作，另一方必然予以回应，无论这种回应是正面的、反面的还是侧面的。就这一点而言，两岸确可谓血脉相连。大陆闹“文革”，自我封闭，民生凋敝。台湾恰恰在此期间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这也成为促使大陆执政者毅然决策改革开放的动因之一，而且是最不愿明说、却最关痛痒的重要动因。因为在两岸分治的状态下，两个政权“谁战胜谁”始终是最大的政治。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反过来又对台湾形成了压力。尤其是1989年北京发生的不幸事件，深深刺激了台湾人民，进而加快了社会变革的步伐，军队脱离党垄断、公民直选领导人等等相继成为现实。台湾的民主化进程鼓舞了大陆人民，也令大陆执政当局惶恐莫名。“三个代表”这一说法的强力推出，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因应台湾地区政治生态巨变给大陆人民带来的心理冲击，而这一点恰恰是为许多观察家所忽略的。

有人曾担心，中国大陆的改革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将因失去动力而停滞不前。如果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种担忧并无必要。一个党固然有私利束缚，一个民族同样会因循苟且。然而，正是两岸分治的格局，保证了整个民族在转型过程中无法停下脚步。中国尚未统一，就是最沉重的现实压力；两岸和平竞争，就是最强大的改革动力。经济贫困，将淘汰出局；政治落后，照样被人民唾弃。因为人民不仅向往富足和安宁，同样渴望在更自由、更民主、更符合人性的制度下生活。“东家种竹，西家治地”，中华民族内部的这种血脉联动，无论多么坚固的政治屏障也休想隔绝。

“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中华民族既受累于两岸分治，又受惠于两岸分治。这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存在，至于哪一方面更大些，则要看两岸执政者的政策导向以及世界格局的变化。从近三十年的状况来看，应该说后一方面的作用更趋明显。中华民族被迫分裂为两个政权，既是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也是走出旧格局、步入新轨道的契机。对于大陆的改革事业来说，台湾跟香港一样，不仅是参照物，更是助推力。正是两岸分治的格局，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和资源。回溯千年华夏史，即使在皇权专制登峰造极的年代，空间性、地域性的差异不但始终存在，而且也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内部动因之一。在中华疆域内，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我们为什么不能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些呢？

台湾海峡风和日丽航路畅通，两岸人民安居乐业频繁往来，这是两岸关系现阶段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根据近年来台湾地区的民意调查，尽管在发展方向上分歧严重，但赞成“维持两岸现状”的民众仍占大多数，这说明两岸分治在现阶段是最安全且最具正面意义的。两岸分治六十年或一百二十年，在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上都不过是短暂一瞬，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去急切追求心目中的“伟大目标”。经验早已证明，凡是不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强行超越者，带给人民的必定是灾祸。

我们以最大的诚意期盼祖国统一，但我们并不迷信“统一”。正如经济学上的“顺差时代”未必优于“逆差时代”一样，一个领土完整、治权统一的国家，带给人民的未必就是幸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早已警示我们，在党权高于民权、舆论强行一律的专制政体下，统一的面积越广，饿死的民众越多。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群星璀璨，辉耀千载，令后人只可仰望而无法超越，其原因就在于那是一个既没有“统一号令”也没有“标准答案”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号令”误了我们的民族，“标准答案”毁了我们的后代。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分治还是统一并无必然联系。六十多年来，中华民族正是在分治中成长，在分治中壮大，在分治中走向现代文明。只有当两岸在各个层面的交流几乎都没有障碍了，当两岸人民在未来方向上取得了高度共识后，当两岸的大多数人都感觉到继续维持两个政权成本过高而价值越来越低时，一种更高形态的融合将水到渠成势不可挡，和煦的春风将翻开中华民族史册的崭新一页。在那个伟大的时刻到来之前，一切焦虑和躁动都是无济于事的。

二、不能回避“中华民国”的存在

要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何公正地、合理地、妥善地对待台湾现政权，这是大陆人民和大陆政府无法回避也无法绕过的一道坎。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华民族分裂为两个政权，一个叫做“中华民国”，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历史较为长久些，但管辖的实际面积较小；另一个管辖的面积较大，而且目前占据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是光天化日之下男女老少人人可见的现状。世界上确实只有一个中国，但世界人民目前看到的只是一个分裂的中国。

非要说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是我们无法接受的，因为那不是事实；但要说1949年以后的“中华民国”作为一个政权也已经寿终正寝，同样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上，仅就治权而言，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政管理权鞭长莫及，终有管辖不到的一块地方。

两个政权的对抗史，就是无数同胞的血泪史。且不说血沃千里的残酷内战摧毁了无数个幸福安宁的家庭，在两个政权激烈对抗的岁月里，两岸互相“抓特务”、“除内奸”，而且都是神经过敏草木皆兵，又戕害了中华民族多少优秀人才！在国际舞台上，两个政权为了争夺所谓“唯一合法”的地位，“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极力诋毁和排挤对方，丢尽了中华民族的脸面。大陆的政权曾经有二十二年时间被排除在联合国大门之外，有人以“孤立中共”而自鸣得意，实际受伤害最深的还是大陆民众；同样道理，自1971年10月台湾方面的代表被迫退出联合国后，整整四十年过去了，不管我们这边怎样解释，终究是亏待了台湾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是中国人自己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华民族的合法政权。正因为两者都是合法政权，所以才需要展开平等的对话和谈判。如果一个是合法的，另一个是非法的，那还有什么好谈的！“一个中国”原则的精义，或可概括为：政权虽分两个，国土不容分裂。前半句话，大陆方面虽然没有明说，但实际上是默认的，不管是不是真心情愿。要不然，两岸之间签署了那么多涉及经贸、交通、司法、教育等方面的协议，又该如何解释？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曾经有过治权统一的时代，也有过治权分裂的时期，有时候出现的政权还远不止两个。例如为史家津津乐道后来又通过演义小说而家喻户晓的魏蜀吴三国即是。这三个相互抗衡的政权，究竟哪一个最有资格代表汉家正统，古人在这上面纠缠了许多年，“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古今一理，岂不信然！

一个政权是否已经终结，不能凭借主观想象，只能依据客观现实。六十年来，这个被称作“中华民国”的政权，有效管理着台澎金马地区以及南海的部分岛屿。正因为那面旗帜至今仍在飘扬，我们才有理由宣称，上述地区仍在中国人的牢牢掌控之中。仅就这一点而言，这个政权同样功不可没。公然否认这个政权的存在，就等于说1949年以后的台澎金马地区处在无政府状态，这是将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尊严之上，自欺欺人莫此为甚。“实事求是”的万丈光芒，假如连这样大面积的一种事实都无法照见，那还有什么科学性可言！

行文至此，不能不说一说台湾现政权的那面旗帜。一个政权总要有一种象征物，旗帜就是一种象征物。那面旗帜，曾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至今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遗憾的是，我们中间有些人似乎患了一种很奇怪的“集体失忆症”，能够娓娓述说五千年未曾中断的历史，却偏偏看不见近在眼前的事实。

我们不应该如此健忘——那面由辛亥先烈陆皓东设计、孙中山先生亲手改定的旗帜，自从被国民政府采用后，其图案、颜色至今没有改变过。那时，五星红旗远没有出现。

我们不应该如此健忘——在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浴血疆场，就是为了保卫那面旗帜所代表的民族尊严和疆域完整。那时，五星红旗并没有出现。

我们不应该如此健忘——在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华民族正是擎着那面旗帜，与美、英、苏等国一起，创立了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联合国组织。那时，五星红旗仍然没有出现。

内战造成的残酷现实，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只要我们不带偏见地直面历史，就不能不承认，那面旗帜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之旗，同样应当受到应有的尊重。对那面旗帜的尊重，就是对中华民族既有历史的尊重，就是对生活在台澎金马地区的两千三百万同胞的尊重，就是对至今仍同台湾现政权保持着感情纽带的一部分海外侨胞的尊重。

在两岸就相关问题达成政治协议之前，作为政府公务人员有必要谨言慎行，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民间交往中，比如学术、文化、体育等活动，就不应该有那么多忌讳。其实，台湾有很多人早已不忌讳大陆的五星红旗了，我们又何必要忌讳那面旗帜呢？生活在三江五岳怀抱中的人，应当具有伟大的襟怀，不能那般小肚鸡肠！如果连普通的赴台旅游者都心怀怵惕，像躲避瘟疫似的回避那面旗帜，其结果只能是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台湾问题不同于香港和澳门，不存在“回归祖国”一说。近代历史上，台湾确曾被东邻侵占过。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在国民政府代表陈仪面前签署降书，那是1945年10月25日。毫无疑问，从那一天起，台湾宝岛已经顺利回归祖国。1949年以后出现的两岸对抗和分离，虽然也有外部势力横加干预的因素，但就本质而言，终究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政治纷争，以及由这种政治纷争所导致的两个政权并峙的现状。要一个政权向另一个政权“回归”，那是损人颜面、伤人自尊，是一部分同胞所无法接受的。两岸的政治分歧，只能通过地位平等的谈判来解决。

在两岸分治时期，祖国应当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不能说只有大陆才是祖国，台湾就不是祖国了。大陆和台湾，都是祖国的一部分。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爱国主义；热爱“中华民国”，同样是爱国主义。爱国不分彼此，爱国同为一家。

三、试说“一个中国”的新定义

“一个中国”是大陆方面始终坚持的原则立场，也是海峡对岸高度敏感的禁忌词汇。尽管大陆方面在公开场合已不再刻意强调“一个中国”的具体所指，而代之以“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类模糊说法，可是许多台湾同胞仍对此戒心甚重，生怕掉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陷阱。我想，假如我长期生活在台湾地区，恐怕也会作如是观，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毕竟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人想借助“一中各表”来解决当下的难题，可谓苦心孤诣。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破解僵局或可一用，维持长久终非胜算。因为它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暧昧的默契，更多出于一厢情愿，而非各方共识。其实谁都明白，失去了共同目标的“一中各表”，无非是隐性的“两国论”。中华民族不能老是在灰色地带“打太极拳”、“摆八卦阵”。“一中各表”终究是要过渡到“一中共表”的。只有能够共同表述的“一中”，才是可信赖的“一中”，也才是有前途的“一中”。

然而在目前阶段，“一中共表”谈何容易！正像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一个中国”也有过去时段、现在时段、未来时段。从1949年至今，是现在时段。这个时段的特征是，两个政权对峙，谁也代表不了谁；小处或可通融，一旦到了关节点上，谁也不肯让步。无论双方怎样绞尽脑汁来“表达善意”，表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分裂的中国。这是“一个中国”在现在时段所无法摆脱的尴尬。

    我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一个中国”的定义往前移动一下，放到未来时段中去表述呢？两岸为什么不可以就未来方向达成共识，共同缔造一个新中国呢？这个未来的中国，当然也要有一个名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陆领导人曾在不同场合一再宣示：“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旗、国歌。”国家名称从来就是人定的而不是神定的，凡是人定的东西都是可以讨论和修改的。也许太鲁莽，也许太超前，我还是忍不住想给这个未来的告别了分治的新中国拟一个名称。我私心偏爱“中华共和国”，理由有三：

第一，本着“两岸平等”的原则，两岸现有政权的名称，要么都不动，要动只能一起动。

第二，这个新名称，对于两岸目前的名称改动较小。在大陆方面，只要去掉“人民”二字即可；在台湾方面，只要去掉“民”字加上“共和”二字。

第三，这个名称是有出典的，出自邹容《革命军》，而这位年仅二十一岁就为民主共和献出了生命的先驱者，至今受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尊敬。

我们承认现状，但我们并不满意这个尴尬的现状。人民有选择前途的自由，也有憧憬未来的权利。我并不强求别人的赞同，在我的心目中，“一个中国”就是未来的“中华共和国”。只要两岸确认了共同奋斗的目标，那就意味着，现在时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只是过渡阶段的产物；既然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意味着，在这一进程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无所谓谁是“中央”谁是“地方”。俯瞰神州，“一个中国”终究是破碎的现实，怎么也美好不起来的；放眼未来，“一个中国”才是绚烂的理想，鼓舞人民勇敢前行。“一个中国”，在现在时段表述，天地逼仄，左支右绌；“一个中国”，在未来时段论述，天空海阔，月朗风清。

这个未来的“中华共和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架构，由于历史尚未进展到这一步，其细节目前很难描绘，但有一些愿景是可以展望，也是应当展望的。

统一后的中国，将是一个包容相当广泛的政治共同体，可能会吸纳世界上若干联邦制国家的优点。在国土不分裂、外交不重叠的前提下，一国两制或一国三制或一国四制，都是可以探讨和设计的。中华民族历尽劫波后的再一次统合，将不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僵硬的“大一统”，而是宪政基础之上的统一与分治的有机结合，是在主权共享之下的多种自治模式的共存共荣。

统一后的中国，将诞生一部为各民族、各地区、各党派共同拥护的共和宪法（或曰共和大纲）。这部宪法将成为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定海神针”。共和宪法中，将不再出现任何政党的名称，也不再有任何个人的名字。在共和宪法的指导下，各党派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都拥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可以自由地表达各自不同的信仰和观点。但任何党派都不得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强加给全体国民，任何党派都不得鼓吹以暴力手段解决政治纷争——谁胆敢进行这样的鼓吹，谁就将遭到全体国民的唾弃。

统一后的中国，军队将完全国家化，任何党派都不得直接操控或组建军队。目前在海峡两岸各有一支军队。这两支军队，既是保卫中华疆域不受侵犯的利器，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能成为内战的工具。期盼这两支军队最终能够合而为一，期盼在中华大地上彻底结束祸延百年的军阀政治，这是海内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军队国家化乃是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历史已经证明，在落后的政治生态下，由专权的政党和政党之间商谈什么“军队统一”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

怀抱宪政强国、民主兴邦的宏伟理想，反观中华疆域内的现状，尤其是两岸政治生态的落差，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现在还远不是谈论“统一”的时候，前面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实，国号、国旗、国歌都是技术性问题，只要时候到了，都容易解决的。真正困难的是，在国家理念、人民主权、政党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上，两岸尚存在重大分歧，而且这种分歧至今尖锐对立无法调和。台湾海峡目前风平浪静，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两岸之间更深层次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也许只有两条路：要么用暴力手段去改造对岸，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要么用和平手段改造我们自己，使自身脱胎换骨，两岸人民携起手来，共同为“一个中国”注入崭新的内容。

为什么被叫得震天价响的“一个中国”，不但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感召力，反而让台湾同胞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反感？原因无需外求，缺陷就在自身。这个似乎在政治上无比正确的“一个中国”，其实是狭隘的、空洞的、苍白的。说它是狭隘的，因为它始终固守党派立场，无法正视中华民族的分治现状，所谓“主权”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离不开一党利益的最大化；说它是空洞的，因为除了一往情深的领土概念之外，现代文明国家应当追求的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等内容，在这里全然不见踪影；说它是苍白的，因为伴随它的只有民族主义的喧嚣，然而经验早已证明，背离了民权和民生的“民族主义”，不但毫无血色，而且居心叵测。

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追求和平的中国，还是崇尚暴力的中国？是宪政民主的中国，还是独裁专制的中国？是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平等共享的中国，还是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一切作威作福的中国？这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被问了无数遍的老问题。想当年，国民党政府也是以“统一中国”为号召，动用国家机器强力推进“剿共大业”。满怀悲愤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基于一党私利的“统一中国”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言辞凿凿，声犹在耳。现在，轮到普天下人对共产党发出同样质问的时候了。

“统一中国”不是至高无上的，在其上还有更加崇高的理想追求，还有更加神圣的评判标准，那就是人权和正义。如果“统一”与人民幸福相抵触，我反对“统一”；如果“统一”与社会正义相违背，我谴责“统一”；如果“统一”的局面反而使得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人民的自由表达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如果“统一”意味着更多的青山绿水将遭污染、更多的雄鹰骏马将被阉割，如果“统一”的结果只是让少数权贵又获得了三万多平方公里可以跑马圈占的土地和两千多万可以任意驱使的民众，那么我说，这样的“统一”还是永远不要实现为好。

统一应当与进步并行，而不是逆行。统一所带来的，应当是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而不是相反。统一政令不是我们追求的根本目的。我们的最大愿望，是要让居住在中华疆域内的所有人都过上安宁、富足、自由和有尊严的生活。我们要的是一国良制，而不是一国恶制。在优良的制度下，生活在这边，还是生活在那边，其实都无所谓；而在恶劣的制度下，无论生活在哪里，都备感压抑和痛苦。如果说两岸至今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那么归根到底，就看谁的制度能够最终赢得人心。

大陆同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人民已经享受到的权利，大陆人民迟早也要享受到，否则，我们宁可不要这般丑陋的“一个中国”。也许只有我们的后代，才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做“告别旧中国”——因为我们将要告别的，不仅是一个治权分裂的中国，我们还将告别一个党主高于民主、特权大于法权的中国，告别一个视生命如草芥、以大众为刍狗的中国，告别一个弃诚信如敝屣、卖谎言竞天价的中国。“新中国”从来不是自封的。什么才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一党一派说了不算，只有全体国民说了算，子孙后代说了算，司马子长说了算。

四、平心静气看待“台独”

客观地看，“台独”思潮的发生，起初并不是针对共产党的，不是为了反抗大陆政府，当然更不是为了挑战大陆人民。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台独”现在成了两岸和平交往中的最大障碍，就像飘浮在台湾海峡的令人畏惧的“幽灵水雷”。

如果只有几十人几百人在那里鼓吹“台独”，我们或许可以一笑置之；然而实际状况是，台湾居民中至少有数百万人不同程度地拥护“台独”主张，这就不是一件小事情了，其中一定有我们尚不了解或不愿正视的原因。

在我看来，“台独”本质上也是一种民粹的变形。台湾有台湾的民粹，大陆有大陆的民粹。台湾有些人，一听到“中国”二字就暴跳如雷，而大陆有些人，也是一听到“台独”二字就火冒三丈。在过激情绪的操控下，其实谁也没有听清楚对方在说些什么。现在对于两岸人民来说，用心了解对方的想法或许比坚持自己的想法更重要。

有一句来自西方的名言，在中国知识界已是耳熟能详：“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我在这里想问一个问题：在那些我们反对但又必须保护的意见中，是否也包括“台独”的声音呢？也许有人会觉得，提出这样的问题很突兀，甚至很不应该。然而在我看来，直面这个现实问题，是再正常不过了。一种万口喧传的理念，往往不能贯彻到底，甚或蜕变成了装点门面的幌子，恰恰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很大缺陷。

“台独分子”也是我们的同胞，是一些跟我们意见相左的同胞，他们当然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大陆同胞有权表达反对“台独”的鲜明立场，但无权用粗暴手段去扼杀那种呼声。“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捍卫他人的发言权，同时也是捍卫自己的发言权。打着“爱国主义”的庄严旗号，今天封杀这种声音，明天禁绝那种声音，到头来就什么声音也发不出了，整个民族只剩下了万马齐喑、万木萧疏。这样的国家，纵然统一了，又有什么可爱的！

“台独”只是一种政治立场，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一个秉持“台独”立场的人，同样可能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一个思想卓越的人，一个尽心尽力为大众服务的人。仅仅因为立场的不同，而给对方扣上某某“分子”的帽子，必欲投畀豺虎而后快——这种蛮不讲理、强行霸道的事情，我们过去难道做得还少吗？“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一个真正伟大的中国，应该是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连几个“台独分子”都容纳不下，这样狭隘的中国是无论如何也伟大不起来的。

人民正在痛苦的经验中成熟起来。经验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意见，也没有百分之百错误的意见。一种大体正确的意见，或许潜藏着为害甚烈的因子；一种基本错误的意见，也可能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台独”的政治主张，在我们看来是一种错误的意见；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伴随着“台独”思潮涌动的，还有台湾人民自主意识的快速觉醒以及对于自身处境的痛切反思。而这种觉醒和反思，不但不应受到大陆同胞的排斥，还应当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中华民族可以暂时不统一，但不能不追求自由，不能不追求民主，不能不追求正义。从这一角度去观察，台湾人民最近二十年所做的，方向是正确的，步伐是有力的，成效是明显的。我们不能因为听到一点“台独”的杂音就乱了方寸，全然无视台湾人民向往自由、反抗霸权的豪迈激情，全然无视台湾地区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全然无视台湾经验对中华民族整体迈向现代化所起到的示范作用。

一个国家，贫穷固然落后，富裕了也可能依然落后，因为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人尚未站立起来——也许是不让他们站起来，也许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应当站起来。“权为民所赋”，台湾人民领先一步。这是中华民族从古代迈进现代的关键一步，这一步走得非常之艰难。有一部分同胞先站起来了，我们怎能不备感欢欣，怎能不额手称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未必就是好事，要看最终结果；一部分人先站起来，影响不可小觑，示范带动全国。

“久羁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台湾人民好不容易刚从一个令人窒息的“党国”笼子里挣脱出来，总算可以大声说话、纵情欢笑了，现在你要想重新蒙上他们的眼睛，捆住他们的手脚，把他们塞进一个更巨大也更憋闷的“党国”笼子里去，那是万万做不到的。天底下没有比自由更可宝贵的财富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人民可以在蓝天白云下畅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愿蜷缩在笼子里讨论“统一大业”，无论这笼子是用什么材料打造的。真理不需要故弄玄虚，真理可以用最浅近直白的语言来表述。台湾人民不愿再进笼子——这就是统合难题至今无解、台湾民心渐行渐远的关键所在。

一说起台湾问题，有些大陆同胞会脱口而出：“台湾是我们的。”从来没有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却认为自己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情怀”，其实是在“皇权大一统”的酱缸中浸泡已久，而且又掺入了殖民主义的添加剂，我们却往往习焉不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来自皇权时代的观念，早已深入国人的骨髓，几乎每一个人都是专制病毒的携带者。“爱国主义”大厦的外墙纵然装饰新颖，其内在钢筋依然是“君主至上”。个个以“王臣”自居，人人无“王土”之权。这不但是中国的历史，还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现状。

主权观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几乎从国家出现之日起，主权之争便如影随形。如果说现代的主权观跟古代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么，最根本的区别就看是否把居住地人民的感受摆放在第一位。历代统治者只知道攻城掠地、拓土开疆，却从来不去问一问那些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民众是何感受。然而，土地毕竟是有人居住的，而人是有感情、有意志、有信仰的。从来就没有亘古不变的“王土”。违背民心的“主权”喧嚣，其结果只能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夫土地者，惟德在耳，何常之有？”这个连古人都明白的道理，今人何以竟暗昧不明！

台湾这块土地到底属于谁？在我看来，台湾首先属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属于近四百年来为反抗外来侵略而不屈不挠的台湾志士，属于六十年来为了台湾的进步和繁荣而执著奋斗的当代台湾人。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才是台湾的真正主人。他们的感情、意志和向往，决定着这块土地的现在与未来。缺少这种对于台湾同胞的最基本的尊重，两岸交流只能在低层次进行，在更高的层次上将永远谈不拢。

让我们往前看——即使海峡两岸今后签署了告别对抗的和平协议，我们也别指望台湾地区会在法律上禁止“台独”言论。我注意到，台湾在最近一次关于“人民团体法”的修订中，删除了“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的规定。这是台湾地区在言论自由方面的又一进步。已经进步的台湾，不应当也不可能后退。一种理想能否实现，并不取决于少数理念型人物的坚持，而取决于最广大人民的意志。但表达理想是天赋人权，不应当预设前提。

让我们再往前看——两岸的政治分歧，如果都不愿诉诸兵戎，那迟早会走到谈判桌前的。参与谈判的各方，都希望自己手中握有尽可能多的筹码，这是天下通行的法则。在海峡对岸，即使是对“台独”最反感的政治家，内心其实也不愿看到“台独”这堆火完全熄灭，因为“台独”的民意压力本身就是一项有分量的筹码，可以迫使大陆方面做出更多的让步。政治从来就是一门讲求实用的艺术，任何政党都不可能脱离赖以生存的特定环境。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中国共产党不是在大陆地区乾纲独断，而是在台湾地区参与竞选，它还会像今天这样声色俱厉地痛斥“台独”吗？根据这个党一贯的行事风格，人们是不难做出判断的。

让我们继续往前看——当两岸融合进入更高层次后，有可能组成联合的立法机构或议事机构，来自台湾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也将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一些代表会持续提交倾向“台独”的议案。尽管这类议案获得的票数可能并不多，但只要提案程序符合法定要求，这类议案本身的合法性同样无可置疑。如果有人感觉这种局面匪夷所思，那说明他对和平统一的前景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准备。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对岸那个被严重污名化的政党——民主进步党。尽管我不赞同民进党的民粹立场，甚至还打算批判这个政党的某些论点，但我仍然要为民进党的出现和发展而欢欣鼓舞，因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生活从此另开新局。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深受苏俄影响，都是依靠暴力起家的，民进党则不是。无论我们现在同民进党有着多么严重的分歧，有一个基本事实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迄今为止，民进党没有杀害过一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着血海般的深仇，尚且能够为了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再度协商，为什么就不能同民进党展开平等而理性的对话呢？有人说，那是因为民进党的党纲中还有“台独”内容，他们的目标是要建立“台湾共和国”。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千方百计诋毁和排斥民进党，恐怕更多是出于一种阴暗心理，即痛恨民进党这个变数的出现搅了“国共合作”的大局，使独裁分赃的美梦顿成明日黄花。

我不知道大陆同胞中究竟有多少人认真读过民进党的党纲。吠影吠声不是现代公民应有的品质。只要摘下有色眼镜，仔细读一读这份洋溢着现代政治文明气息的党纲，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不但值得肯定，而且也是大陆地区各政治团体应当学习和借鉴的。至于那部分我们与民进党有分歧的内容，谁对谁错眼下还不好说，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因为谁也不是上帝派来的最后裁判者。

一个政党怀抱的理想，跟它的现行政策往往会有差距，甚至有不小的差距。举个近在眼前的例子吧：时至今日，在号称八千万之众的共产党员中，究竟还有多少人仍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仍期盼着将来有一天能彻底消除私有制，早已成了天大的问号。尽管如此，却并不妨碍党的领导集团照样堂而皇之地将“实现共产主义”写进党章，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近些年来，海内外不断有人呼吁中共与时俱进，在党章中删除“共产主义”的字样。共产党至今没有响应这种呼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家的章程尚且抱残守缺，又安能指手划脚强迫别人修改党纲！

政党要有理想，就像店家要有招牌一样。理想并不都是用来实现的，有时可赖以凝聚人心，有时可借以谋取利益，有时可助以攻击政敌。在中华大家庭中，一个党反对或批判另一个党的政纲，这是正当权利，无可厚非；而一个党强迫另一个党修改党纲，那就是霸道行径，令人齿冷。政党的独立与平等，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如果一个党只有遵从另一个党的旨意才被允许存在，这样的党只能是“奴才党”。民进党当然也会审时度势调整自己的党纲，但那只能是在台湾的民意趋向发生重大转变之后，而不可能屈从于隔海施威的强权压迫。

将民进党与“台独”划上等号，是一种草率的评判；将“台独”与“卖国”划上等号，更是一种粗暴的武断。拥护“台独”主张的同胞，绝大多数仍是坚定热烈的爱国者。关于这一点，有些大陆同胞可能不理解：既然是爱国者，为什么对“中国”这个名称如此反感，非要跟中国大陆分离呢？其实原因很简单，那是我们还没有学会“换位思考”，还没有站在台湾人民的位置上，用心体验他们的真实感受。假如“中国”这个名称的现状带给他们的只是屈辱和恐惧，假如在“中国”这顶大帽子的笼罩之下发展空间越来越窄，那为什么不挣脱旧锁链另辟新天地呢？从“两个政权之争”的巨大阴影中走出来，在无所恐惧的氛围中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不仅是台湾人民的热切期盼，也是大陆同胞的真诚愿望。在这一点上，两岸人民同样心连心。

即使从民进党的党纲中删除了“台独”内容，也删除不掉某些人对“台独”的梦想。两三百公里宽的海峡，总会让一些人产生梦想的。人是一种喜欢做梦的动物。维护梦想的权利，也是人权保障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中华共和国”就是我的梦想，你可以不赞同我的梦想，甚至认为我的梦想很荒唐很可笑，但是你却无法阻止我去梦想。一个人的梦想，也许只是他个人的臆想，也许将成为千万人的共同追求。关键是看谁的梦想更符合时代的潮流，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敌人往往是有意或无意制造出来的。如果你把“台独”当作一个万恶的敌人，它真的会慢慢成长为一个你很难对付的敌人；如果你把“台独”看作是在特定阶段滋生的一种比较极端的想法，那么到头来它或许也就是一种想法而已。有人大概会批评我政治上很幼稚，我亦欣然受之。其实，阻碍我们这个民族进步的，恰恰不是那种清纯如水的幼稚，而是腐臭如溷的成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在不动声色之间有效化解对立面；政治家的最大败笔，就是在短时间内给自己创造了无数敌人。

关键不在于某个政党的党纲，而在于台湾人民的民意趋向。民意不可违，民心大如天。千百种说辞各异的党纲，都无法替代人民的爱憎。只有当台湾人民意识到他们的自治要求通过其他形式同样可以得到充分满足时，只有当台湾人民感觉到日益强盛的中国大陆不再是可怕的威胁而是一种有力的依靠时，只有当台湾人民可以和大陆人民一样作为正常国民堂堂正正地参与国际事务时，“台独”运动才会黯然褪色，失去对大多数人的感召力。

五、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两大基石

要求两岸在制度上完全一致，无论是大陆方面要求台湾方面，还是台湾方面要求大陆方面，都是不现实的。然而，如果两岸想要走向政治统合，那就必定要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个政治基础应该是什么呢？

有人以为就是民族主义，以为“血浓于水”可以胜过一切，所以把文章都做在了这上面，即所谓“晓以民族大义”也。然而，实际结果想必大家都看到了，持续多年的宣传攻势，并没有在台湾人民中间激起多大反响。可见两岸矛盾的症结并不在这里，仅靠“民族主义”那把老旧的钥匙，是打不开“台湾问题”这具锁的。因为同宗同脉同血缘，就非得硬凑在一起过日子，天底下并没有这样的道理。

两岸之间的互相认同，不应该是强人所难的认同，而应当是心悦诚服的认同。这种认同，主要不是对血缘的认同，而是对文明的认同。对血缘的认同，只是往后看；对文明的认同，才是向前看。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在落后的甚至野蛮的政治生态下分裂为两个政权的，它只有在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中才能结束分治完成统一。换言之，在低层次发生的裂痕，在同一层次是无法修复的，只有在更高的层次上才能弥合创伤再生新肌。

六十多年前，中华民族也曾面临和平解决政治纷争的历史性机遇。遗憾的是，这个机遇并没有化作现实。国共重庆谈判虽然失败了，甚至像有人说的只是为准备新的内战施放了烟幕，但重庆谈判期间广为传播的三项政治原则，却至今光彩夺目令人神往。这三项政治原则就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政党平等合法化”。尽管就中华全境而言，这三项政治原则仍是理想而不是现实，但它在台湾地区却已然开花并初步结果。这足以说明三项政治原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所展示的宪政民主前景，乃是中华民族摆脱千年专制陋习的自救之路，是将内部纷争纳入有序轨道的自新之路，是奋起追赶世界文明潮流的自强之路。

虽然目前两岸的政治谈判尚未开始，但完全可以预见，只要两岸对谈一旦进入政治层面，三项政治原则必然会重新端上桌面。这既是中华民族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也是检验两岸谈判是否真有诚意的试金石。紧紧围绕三项政治原则而展开的谈判，是真和谈，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两个政权的对立，而且将大大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程度；故意回避或极力排斥三项政治原则的谈判，是假和谈，决然无法实现两岸在更高层次上的沟通，只能使中华民族长期陷于专制和分裂的境地。

两岸走向统一的政治基础只能是宪政民主。宪政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入关签证，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宪政也是两岸化解分歧的最大公约数，舍此便不会有真正贴心的共同语言。在宪政的基础之上，根据中国的国情，还要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即主权共享之下的区域性自治。按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早就有了“区域自治”的条款，这个课题似乎已经解决了。然而遗憾的是，这种“区域自治”就跟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一样，至今备受争议。由此看来，仅仅有了纸面上的宪法，并不等于就是宪政国家；而失去了宪政民主的保障，就连面对世界庄严承诺的“一国两制”都会荒腔走板，更何况原本就是心不在焉的“区域自治”！

世界上的民族纠纷和地区冲突，虽然情况各有不同，但只要深究下去，几乎都存在一个自治权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既然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受到公正的对待，都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公正是和谐的基础，平等是和睦的前提。不公正就没有和谐，不平等就没有和睦。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奴役，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压迫，无论打着多么神圣的旗号，披上多么华丽的外衣，终究是无耻的奴役和残忍的压迫。生活在一个地区的居民，如果连身边的山川资源、劳动成果以及生活方式都无法做主，那么，所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纯然是一个绝顶美丽的弥天大谎。

上帝并没有预先设定在这个星球上将出现一个叫做“中华民族”的群体，更没有具体规定这个群体将有多少个成员。今天的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而且这种进程未必处处都是光彩的。历史总有不忍细说的一面。面对越来越清晰的要求分家的呼声，我们现在需要反省的是：中华大家庭到底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就留不住人？是沿袭多年的家长制已经陈腐不堪，令人呼吸不畅，还是利益分配出现严重不均，让人无法忍受？抑或是这个大家庭的结构本身就有缺陷，年深月久积弊丛生，让越来越多的人感觉活得不自在？

什么叫“活得自在”？在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能够真正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能拥有不受侵犯的居住权，不会被人像牛羊那样驱来赶去，这就叫“活得自在”；在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上，能有权支配脚下的资源，公平享受劳动的成果，不用担心被掠夺，不用害怕被奴役，这就叫“活得自在”；在流血流汗又流泪的土地上，能大声说出想说的话，纵情唱响爱唱的歌，能维护自己信仰的纯洁性，而不必去膜拜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牌位，这就叫“活得自在”。真理往往就是常识。始终和常识站在一起的人，距离真理不会太远。让我们牢牢记住这个最朴素的真理吧：“活得不自在，迟早要分家。”

一听到有人想分家，便恨不得斩尽杀绝，这是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因为奴隶从来是没有人身自由的。诚如梁启超所言，中华民族乃是一个多元混合的群体。有些少数民族，跟汉族谈不上同宗同源，文化差异十分明显。要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留在中华大家庭而不忍离去，应该是也只能是因为这个大家庭的政治体制具有优越性，不仅有可靠的安全感，而且有很高的舒适度。这种舒适，不但体现在物质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精神层面。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每个民族都有权赋予其自身能够接受的含义。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究竟想要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最明白。汉族尽管人数众多，但也不可能懂得一切，更不可能包揽一切。一个喜欢唱《国际歌》的政党，最好不要到处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打碎铁锁链”这类事情，应该由各民族、各地区人民自己去做，你只要不把新的锁链强加给他们，就算万千之幸了。

事实上，民主制度本身就包含着自治成分，至于自治的形式和程度，则要视具体国情而定。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地理形势复杂，生态环境各异，风俗信仰迥别，“八方殊风，九州异则”，怎么可能不加区分地“混一文轨”呢？统一于一种管理模式，必然削足适履；统一于一种意识形态，只能心劳日拙；统一于一种生活方式，更属异想天开。“色不均而皆艳，香非一而并芳。”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五彩缤纷的，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企图用一种颜色统一河山，这是封建王朝治天下的传统。“天下以不治为尚，群生以尽性为欢。”让各民族同胞自由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健康的繁荣之道，就是最大的安定；让各地区人民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劳动和生活，就是最高的和谐。盖楼的不要剥夺种田的，开车的不要危害放牧的，唱歌的不要指挥诵经的，各安其所，各敬其业，各崇其天，“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才是真正“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任何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很多问题，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政治体制，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在目前状态下，不但台湾问题看不到和平解决的希望，而且有些我们自以为已经解决的区域性问题，同样破绽百出、怨声四起。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体制落后，框架太窄，包容远远不够。“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钟之物。”这就好比一个雄壮的巨人，你非要给他套上一件又小又窄的紧身衣，那怎么能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问题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将迫使我们无法安于现状，不得不努力探索和改革，寻求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架构。当一种集合了无数人智慧的崭新的政治架构出现后，如果能够赢得台湾大多数居民的认同，那么，其他愤愤不平的民族和地区，应该大体上也能接受了。

我将这种具有更大包容性的自治模式，称为“共和自治”。它既不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武装割据，也不是那种名不副实的“区域自治”，而是在承认共和宪法的前提下，在部分地区实行的高度自治，让该地区人民获得最大限度的自主权。除了国防和外交有必要统一安排之外，各自治区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宗教文化制度，悉听从自治区人民自行选择。不需要哪个救世主出来承诺“五十年不变”，未来的共和宪法中将对此有铁律般的规定。民主就是尊重人民的选择权。民众投票选举自己信任的领导人，这是民主的体现；生活在不同区域的民众选择最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更是人民的权利。不把选择的权利归还给人民，中华大家庭就不会有安生的日子。

我喜欢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假如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共和自治的精髓，那就是七个字：“我的家园我做主。”只要本民族的大多数人感觉不舒服，我就可以不走你替我设计的“康庄大道”；只要本地区的大多数人认为不合适，我就应当拒绝你下派给我的“辉煌指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只有长期生活在某个区域的民众，才最熟悉身边的环境，才最珍惜脚下的资源，才会与山川相亲、与鸥鸟相友。热爱祖国的基本元素是热爱家园，而不是热爱党国。

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应当包括主要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信仰独特的宗教文化的地区、有着特殊历史情况的地区。台湾就属于“有着特殊历史情况的地区”。解决台湾问题，未来可能有多种模式，这要看两岸人民努力的程度以及中外力量博弈的结果。但无论哪一种模式，最终都将落实到这样一个基本层面，即“台湾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我对这一点抱有信心。台湾的繁荣与稳定，根基在于自主和自治。没有台湾人民的同意，任何人或任何集团都无权替台湾的事务做主。此项原则，同样适用于共和宪法所规定的其他实行高度自治的区域。

宪政民主是共和自治的可靠保障，共和自治是宪政民主的有力依托，两者相辅相成，将构成维系中华民族大家庭长治久安的两大基石。前者着眼于维护最大多数人的权益，即让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用手中的选票来表达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后者更关注于保障少数人的利益，避免出现“多数人的暴政”，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为了防止多数人欺负少数人。相对于汉族人口，其他五十多个民族都是少数民族；相对于大陆地区，生活在台湾的居民就是少数群体。人是有惰性的动物，不要寄希望于人的所谓“良心发现”。“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要是没有以宪政为主导的各方共识，没有共和自治框架的强力屏护，我们这个大家庭同样会成为生物法则的奴隶，同样会以众暴寡、以强凌弱，致使少数族群相继淹没于蚕食鲸吞的殖民恶浪中。

两岸只能“自由恋爱”，不能“捆绑成亲”。要给台湾人民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再看一看、再想一想；大陆同胞也需要再想一想、再看一看。为什么非要统一不可，统一之后又该怎么过日子，其实很多大陆同胞也没有想明白，甚至根本就没有去想。我所以希望两岸分治的格局能够延续更长一段时间，本意就是要争取在和平竞争的态势下，让分治的正面作用更多地表现出来，让两岸更多的同胞能够细心体验与思索。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终究是要结束的，但分治时代的种种优点将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并被融入未来的共和体制中。

只有宪政民主才能安中国，只有共和自治才能固中华。我敢于预言，台湾问题获得最终解决之时，必定是宪政民主与共和自治这两者结合得最好并大放光芒的时刻。非但台湾问题，中华民族内部尚存争议的其他历史遗留问题，也将在这一总体框架下，通过谈判协商，获得合理的妥善的解决。按我的设想，我们应当从现在起，不失时机地努力推进宪政民主建设，有步骤地着手解决大陆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将台湾问题留到最后。等到有那么一天，两岸人民都觉得有必要商谈更高层次的融合时，建立在宪政民主基础上的两岸沟通已经很少隔阂了，而共和自治模式也在实践中已然成熟并赢得广泛尊重。如果能够循着这一路径向前走，则中华民族幸甚。

孔子曾描绘过一个人在成熟以后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心所欲”，意味着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在未来的“中华共和国”，民族之间有摩擦，地区之间有冲突，党派之间有斗争，这些仍将长期存在。但无论是怎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谁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共同体，谁也不愿意脱离这个大家庭。因为这个共同体是各方力量真心诚意共同铸造的，这个大家庭是所有同胞“从心所欲”各显其能的安身立命之所。它的基石是稳固的，它的文化是卓越的，它的制度是优良的，它的宪政框架充满弹性舒张自如，容得下所有的异端和另类。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说中华民族是真正的成熟了，也真正的强大了。

六、终止内战在于人民的觉醒

不少同胞以为，随着大陆的军事力量的快速增强，台湾终究是无法抗拒统一的。这是仍然未跳出传统思维的窠臼，仍然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作为最佳选项。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多个政权并峙的局面后，最终结果总是其中一方以武力兼并另外几方，我们祖先在这方面积累了过于丰富的经验，陈陈相因，千年不醒；若要以和平手段解决两个政权间的纷争，让曾经敌对的双方放下各自的旗帜，坐到圆桌前共画未来蓝图，这对于号称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来说也是全新的课题，《二十四史》显然不够用了，需要一改故辙，另辟蹊径。六十多年前《新华日报》社论中的论断，放到今天来看，依然无比正确：“中国需要的统一，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是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而不是武力的统一，专制的统一。”

武力固然有一定作用，可以暂时地排除某些政治障碍，但终究无法解决所有的政治分歧，更不可能征服人心。抗战胜利后，一些政党的领导人迷信武力，以为凭借武力就可一劳永逸地消除政治纷争，结果适得其反，政治纷争反而以极为残酷的方式蔓延开来，大大延缓了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走进新世纪的中国人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处境和地位，已迥然不同于前两个世纪，而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总体形势有利于中华民族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在历史要求中华民族更快融入世界主流社会的背景下，如果我们依然找不到解决内部纷争的正确途径，仍要继续上演同室操戈骨肉相残的悲剧，那将是整个神州大地的耻辱。不要问丧钟将为谁而鸣，敲响中华民族丧钟的槌柄就握在你我的手上。不改变千年一贯的思维方式，等待我们的只能是万劫不复。

面对政治纷争，需要动脑子，难免拍桌子，但不要动刀子。如果你坚持认为只有动刀子才能解决政治纷争，并且自诩为不可改变的“中国特色”，那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正是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毒化着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灵，阻碍着中华民族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步伐。

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会有政治纷争。按照什么方式、运用什么手段处理政治纷争，考验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解决台湾问题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将设计出一种框架，建立起一些规范，让拍桌子成为常态，让动刀子成为非法。“中国之宝不在刀”，人民有这样的期盼，也有这样的要求。所有走上政治舞台的人，都不允许佩剑带刀。政治舞台纵然不干净，也绝不能永远沦为血腥刺鼻的角斗场。

在政治纷争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政客，也会产生伟人，但最不应该产生的就是烈士。绵延几代人的政治纷争，竟然制造出那么多的烈士，这绝不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而是莫大的不幸和悲哀。圣女林昭在四十多年前发出的疑问，至今仍在叩响着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的心扉：“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种比较文明的形式进行，而不必诉诸流血呢？”

“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中国人民尝尽了内战的苦楚。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在历次内战和内乱中戕害的同胞的数量，远远高于在反侵略战争中付出的生命代价。这是每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不能不为之痛心疾首的。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政治文明上进步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杀人太多，暴戾之气弥漫九州。尸骨枕藉的道路，阻碍着历史车轮的前行；冤冤相报的仇恨，窒息了创造文明的理性。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呐喊，并非仅仅针对个别统治者，而是针对我们这个摆脱不了嗜血梦魇的可怜民族：“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

无论多么美好的愿望，还是多么崇高的信念，都不意味着你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荼毒天下。你可以坚信“共产主义”是最伟大的理想，但你没有权利用活活饿死几千万人的代价去追求人间天堂之梦；你可以认定“统一祖国”是最神圣的事业，但你没有权利用千万个家庭那撕心裂肺的哭号去谱写统一交响曲。新世纪的统合进程不是旧王朝的祭天神坛，并不需要供奉那么多的血肉祭品。踩着千百万具尸体去点燃神坛上的“圣火”，无论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都无法掩盖极端的自私和残忍。

那种“秦王扫六合”的统一方式，不可谓不雄壮，不可谓不痛快，然而留下的后遗症，几代人都收拾不完。即使用暴力手段解除了台湾的防务力量，镇压了台湾的民粹主义运动，下一个一百年，我们仍将不得安宁。天下至柔者莫过于人心，天下至强者亦莫过于人心。无论是坦克机枪，还是飞机导弹，都无法摧毁由人心筑造的千古长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人心定然不服；人心不服，怨恨难解，合了还会再分。我们要的不是“中华大一统”的虚假光环，而是中华民族的实实在在的长治久安。

2005年3月在人代会上以高票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反映了一部分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地区出现的异常动向的深切忧虑；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个文件本身是有缺陷的，甚至是有严重缺陷的。作为生活在大陆地区的公民，我部分认同《反分裂国家法》所阐明的原则和立场，但坚决反对其中第八条的规定，即授权方式存在严重错误。按目前这项规定，等于是提前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让中央军委的少数人可以随时填写。而历史的经验早已证明，只要想发动内战，理由是很容易找到的。

“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无论是内战还是外战，不仅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更意味着无数生命的丧失。人代会如果真的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那就应当将战争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断不可如此不负责任地提前授权。不是开打以后才装模作样地来向人代会“汇报”，而是没有得到人代会的最终授权之前决不允许开打。我是在人代会通过这个文件之后才从报上读到全文的，我也找不到任何一家报刊可以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究竟是哪位“人大代表”擅自代表我去投出那“神圣一票”的。这是大陆地区千千万万选民的共同悲哀，也是军队尚未国家化所隐藏的巨大危害——人民将无法有效制止悍然发动的内战，将为自己不愿看到的结果而付出惨重代价。

回想上世纪五十年代，所谓“蒋军反攻大陆”的传言，曾不时引起东南沿海居民的恐慌。半个世纪过去了，时移势易，这种恐慌又转移到了海峡对岸。生活在台澎金马地区的居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同样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我真诚地呼吁，只要两岸能以政治协议的方式确保国土不分裂，《反分裂国家法》就应作出相应的修改或调整。两岸人民应当共同努力，解除悬在中华民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做到了和台湾人民休戚与共、荣辱相依，两岸间那就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了。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在利用各种形式（包括文艺形式），不遗余力地宣扬“内战神圣论”和“暴力万能论”，甚至有“红色后代”公开放言将用血与火的手段去完成“统一大业”。尽管政治形势发生了沧桑巨变，“推翻蒋家王朝”的口号早已失去了鼓动人心的力量，然而，“消灭台独势力”的蓄意煽动，仍有可能驱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走上骨肉相残的屠宰场。这是我们不能不倍加警觉的。一个依靠血腥暴力起家的集团，对血腥有着一种天然的嗜好，这毫不奇怪。但人民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不能把某个集团的嗜痂之癖当作全民膜拜的中华国粹。“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应当成为全民族的坚定共识，而不仅仅是一句廉价的宣传口号；“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同样不分内外，因为同胞的生命绝不比外人低贱。

如果有外部势力直接介入两岸争端，并企图使国土分裂成为永久事实，那么，我将和全国人民一道，坚定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如果大陆政府罔顾普世通行的文明准则，妄图以野蛮和血腥的手段去征服台湾，那么，我将义无反顾地站在台湾人民一边，坚决反对以落后讨伐先进、以黑暗吞噬光明的所谓“统一战争”。这同样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而且是更高境界的爱国主义，是面向未来的爱国主义，是拥抱文明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不是爱国家权力，不是爱国家机器，甚至也不是爱经过历代统治者精心包装的所谓“国学”。爱国主义就是爱我的所有同胞，不论他们身居何处，也不论他们的信仰、观点、生活方式跟我有多大的不同。爱国主义就是将同胞的生命和尊严视为至高无上，决不允许以“维护国家主权”为幌子，任意剥夺同胞的生命，切断他们的喉管，阉割他们的灵魂。爱国主义就是不分民族、地区和党派，承认所有同胞都有参与中华文明再创造的平等权利，坚信具有包容性和多样化的政治体制才最适合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荣。

七、让思想冲破“党主思维”的牢笼

什么叫“党主思维”？就是以一党的立场作为最高的评判标准，以一党的利益作为全民的价值取向。“党主思维”在本质上就是专制思维，是“党天下”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反映。

记得四百多年前，中国有个名叫李贽的思想家，曾无情地嘲笑举世“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尽管儒学仍有其内在价值，但要求整个思想界甚至全社会都以孔子的判断为圭臬，已经是“戛戛乎其难矣哉”。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旧轨道上因循太久了，精神上竟是那样的孱弱，结果又让一种巧妙装扮的专制思维“入主中原”，像癌细胞般弥散于整个社会——不但以一党之是非为是非，而且以一党之荣辱为荣辱，甚至以一党之生死为生死。这是“一党独裁”对人类正常思维的肆意侵蚀。

“一党独裁”在中国，说到底就是皇权专制的变种，而且是变本加厉的专制，连皇权时代尚能容忍的民间自治组织都被摧毁殆尽，连原本就不按世俗规则运作的宗教团体也被强行纳入“改造”。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扯碎了黄袍，却没有摧毁那个千年宝座，以致让某些心怀叵测的政治团伙又大摇大摆地坐了上去，集神权、君权、父权甚至夫权于一身，身上贴满了炫人眼目而又无需验证的“万岁”标签，“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令人痛恨的三座大山，转眼间被简化成了一座，即覆压万众的党山。党山巍巍，至崇至尊。党可以赐予一切，党也可以剥夺一切。政治上的专制霸道，必然要求思维上的绝对顺从。黑和白的界限是什么，鹿和马的区别又在哪里，一切只能惟党是从；因为这个巨无霸的党不但垄断了政权、垄断了财权，还垄断了对真理的解释权。

例如我在前文说过，两岸现有的两个政权，都是中华民族的合法政权，而且都处于现在时态。这原本是普通常识，然而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万万不可接受的谬论。原因何在？说到底，无非是“党主思维”在作祟。所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把自己的眼睛捂住了，就以为把普天下人的眼睛都蒙住了。在这种狭隘的专制思维的禁锢下，多少真相被遮蔽，多少常识被抛弃，多少良知被泯灭，多少心灵被窒息。解决台湾问题，要有大境界，要有大包容，要有大智慧。然而，只要整个社会仍被“党主思维”所笼罩，便无境界可言，只有“朕即国家”的霸道；无包容可言，只有“人莫予毒”的狭薄；无智慧可言，只有“请君入瓮”的算计。

再比如“统一还是分裂”这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在“党主思维”的强力操控下，从来就没有正常的是非观。当国家的分裂状态最有利于这个党的生存与发展时，它会为“分裂有理论”制造出千百条理由来；而当政令统一的环境更便于这个党（其实是少数党阀权贵）横征暴敛掠夺财富时，它又鼓动人民为“统一神圣论”献上了无数赞歌。“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譬如昨日之纵情放火可誉为“伟业”，今日之高压灭火又俨然是“大业”，这样一个连是非善恶都找不到定论的民族，如何能够光明磊落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个政党无论多么庞大，在全体国民中毕竟是一小部分，党的领导集团更是一小撮。用极少数人制定的准则去规范绝大多数人的思维，经验证明只能导向荒谬。党总说它在前头指导着我们，然而事实上，它往往是在用那过于臃肿的身躯，遮挡着人们探寻真理的视线；党总认为它才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然而不幸的是，这台火车头已经明显的动力不足了，在更多的时候是靠人民推动着党往前走。政党的心术是浅陋的，人民的理性是健全的；政党的立场是狭隘的，人民的胸怀是宽广的。党看不见的事实，人民已经看清；党迈不开的脚步，人民正在迈出。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立场，所有为民族复兴做出过贡献的儿女，都是中华俊杰，不论他们秉持何种理念；所有参加过反侵略战争的同胞，都是抗战勇士，不管他们隶属何党何派。国共内战掀起的蔽天烟尘，终究遮不断历史的真实影像；政治歧见种下的无情蒺藜，到底拦不住人性的大步回归。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立场，那些因政治歧见而被毁掉的抗战纪念物，应当予以恢复，而宣扬内战的纪念物，尽可能少建或不建。即使要修建或保留内战纪念物，也应当以客观的态度、悲悯的情怀，如实记载战争的创伤和人民的苦难，而不是去渲染某一政治集团的赫赫战功。相对于整个民族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任何党派的所谓“胜利”或“失败”都显得无足轻重了。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而不是某一党派的立场，我们哀悼方志敏、刘胡兰，我们也哀悼张灵甫、吉星文，我们哀悼所有在内战以及随后的整肃运动中丧失生命的同胞。中华民族即将迎来一个大和解的时代，这是任何政治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因为人民正在觉醒中。数以千万计的尚未瞑目的冤魂，正等待着一场没有党派色彩的全民族共同参与的盛大祭礼。

说起国共内战，自然无法回避至今仍被一些人寄予厚望的所谓“国共合作”。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两次“国共合作”，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但不应过度推崇。因为“国共合作”并非宪政条件下正常的两党交往，只是两大军事专制集团面对新的压迫而暂时结成的“魔鬼联盟”。正是这种机心百变、诡异万端的联盟，严重阻塞了中华民族走向政治文明的通道。从本质上看，“一党独裁”固然是垄断政治，没有宪政制约的“国共合作”同样是政治垄断。更何况“国共合作”仅仅是手段，最终目的仍是要一个灭掉另一个，往事昭昭，焉能健忘？对于“国共合作”在历史上的作用，我们不但要看到“成也萧何”的一面，更要看到“败也萧何”的另一面。事实充分证明，舍弃宪政民主的光明大道，中华民族无论产生多少英雄豪杰，都只能在千年坟场中团团打转，永远走不出“鬼打墙”的迷障。

国共两党再度和解，当然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但这充其量也只能是两岸全面和解的先声。“国共合作”联手摆布亿万民众的时代，正在渐渐远去。“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今天的两岸之争，早已超越了国共两党之争，也不是两个主义之争，而是制度之争、人权之争，甚至是道义之争。这表明随着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中华民族也在与时俱进，并没有停留在原有的位置上。当历史已经演进到今天，倘若还念念不忘“前朝曲”，乞灵于“国共合作”来解决两岸统合难题，这就好比两千年前那个著名寓言所嘲讽的，非要从原先刻下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捞那把宝剑，却没有想到这船已经驶出去很长一段路了。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政党，党派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斗争，民进党跟共产党的斗争，以及其他党派的斗争，都将成为常态，无足深怪。国共两党以往的斗争，错不在斗争，错在那种斗争的方式无法无天践踏人权，最终演变为灭绝人性的杀戮竞赛。宪政条件下的党派斗争，犹如充满生机的一池活水，激清扬浊，吐故纳新，不用担心会出现“霸王鱼”，也没有哪条鱼儿胆敢蹦到岸上来；非宪政条件下的“两党合作”，却如凶险莫测的无底深渊，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翻覆之间便可吞噬千百万人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曾因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而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尊敬和拥护，可是它在掌握了大陆政权之后，同样陷入了“一党独裁”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这足以说明国家权力是人世间最强烈的腐蚀剂，足以说明世界上并不存在“拒腐蚀永不沾”的政党。因为政党都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只要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人，就会有七情六欲，就会有几乎与生俱来的自私、妒忌、贪婪和残忍。说世上竟有这么一个崇高无比的政党，它的成员都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之外，它本身没有其他的利益追求——这种胜过《封神演义》的神话，我们这一代都不信了，下一代还会相信吗？

大陆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多多，但有一项成果似乎很少被人提及，那就是无数神话的相继破灭——关于国家的神话、关于军队的神话、关于政党的神话、关于领袖的神话……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征。一个离开了神话就无法过活的民族，其精神发育状态仍徘徊在未成年阶段，而皇权专制就是最适应这种精神状态的统治形式。当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仍在苦苦企盼“大救星”的时候，任何从外部移植进来的理念和制度，无论多么先进，都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只有当千千万万的人被罪恶的现实所惊醒，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救星就是灾星”，只有当那些纯朴的老农也悲愤地喊出“今天包公已经死了”，这个民族才会抛开一切幻想，拼尽全力去打造制度的铁链以捆住邪恶的人性。

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神话出发，我们不能不承认，任何政党都有自身的利益追求。一个政党，如果它的纲领和政策与时代潮流相呼应，与现阶段民众的要求相吻合，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党是先进的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然而，世上不会有永远站在时代前列的政党，更没有永世不可动摇的执政党。即使这个党的创始人真的具有纯正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怀，随着环境和地位的改变，对权力的迷恋和对财富的贪婪，同样会使这个党蜕变得龌龊不堪。迷信政党就跟崇拜皇帝一样，都是臣民意识而非公民觉悟。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好皇帝”出现，是古代人的局限；将所有权力交付到“好人党”手上，是现代人的愚昧。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万岁，政党更别指望万岁，只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民才是真正的万岁。人民为重，国家为轻，政党更次之。假如连这个最基本的顺序都弄颠倒了，还去侈谈什么“建设现代化国家”，那真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中国人民今后几十年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将上述三者的相互关系重新梳理一遍，把弄颠倒了的顺序再重新颠倒过来。一个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国家，不是政党管住人民，不许人民乱说乱动，而是人民管住政党，不让政党胡作非为。人民的头顶，应该是蔚蓝的天空，没有神，也没有党；政党的手中，只能是人民的选票，没有鞭，更没有枪。

“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当越来越多的人正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的时候，若还执迷于按照“党天下”的思路统一全中国，试问今日之域中，还有几人能赞同？如果说专制政体的嚣张跋扈是利用了古老中国的千年惯性，那么，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来自历史的惯性毕竟是在慢慢减弱，中华民族向往政治民主的热情决不亚于世界上其他民族；如果肯定“一党独裁”在社会转型期曾有过某种程度的历史合理性，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觉醒，这种短暂的合理性终将被更高层次的历史必然性所取代；如果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迄今为止已发现的真理之一，那么，下述事实判断也将是确凿无疑的真理——在共产党消亡以后很多年，人类仍将继续存在，仍要继续探索浩瀚无垠的未知世界。

两岸分离六十年，教训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只有一条：“一党独裁”这条道终究是走不通的。你没有走通，我也走不通，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两岸都要搞“一党独裁”，结果“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只能各占地盘，各自称王；现在，一方已经幡然醒悟，改弦易辙，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光明大道，另一方却固步自封，不可一世，死死抱住独裁的牌位滑向黑暗的深渊，这种局面正好比“冰炭不同器，薰莸不共室”，还有什么统一可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造成祖国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内政不良，而非外力干涉。想让中华大家庭“破镜重圆”，首先要清除这面千年古镜上的重重积垢。只有当这个国家不再成为任何党派的私产时，两岸谈论统一才会顺理成章。

    有人喜欢用“天下大势，分久必合”来表达对两岸前景的乐观。其实，这是一种“皇权大一统”观念主导下的历史循环论，并无多少科学的依据。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一旦分开就再也无法合拢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我更欣赏这样一句话：分合自有时，顺逆莫相违。所谓“顺”，就是顺潮流、顺民心、顺天道。“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风而驰易以远。”让我们顺着时代潮流前进吧，“因已变之势，复创造之规”，两岸人民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共同为已经僵硬的“一个中国”注入政治文明的新鲜血液；如果抗拒时代大潮却又高唱“祖国统一”，那就好比逆坂走丸、迎风纵棹，结果只能促使两岸渐行渐远，使认同大陆的台湾人越来越少，最终难免悬崖撒手大分家。一个没有勇气面对民主化挑战的政权，它迟早会发现，实际上它也已经无法有效地维护国家主权的完整了。

中国不是一党一派的领地，更不是一家一姓的乐园。中国是不同信仰、不同观点、不同生活方式的所有华夏儿女的共同家园。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不但取决于大陆地区包括各自治区人民的意愿，同时取决于台湾地区人民的意愿，取决于香港、澳门特区人民的意愿，还要兼顾因各种原因流落在外的一部分同胞的意愿。所有这些意愿综合在一起，交流碰撞，求同存异，将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强大合力——在这一汹涌澎湃的合力面前，任何政党无论其自我感觉如何，都将是渺小的。千流归大海，不是归入哪一个政党的怀抱，而是归入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追求民主、追求正义的历史洪流中。

“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世界吧——一串串神话破灭，一堵堵高墙坍塌，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山未成砺，河未如带，多少强大的统治者却已灰飞烟灭。一个政权兼并另一个政权，一种专制取代另一种专制，让财富从一部分人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用暴力胁迫人们改变自己的信仰、观点和立场，那不叫“解放战争”；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完成自三皇五帝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性变革，将所有同胞从落后愚昧的皇权专制下解放出来，在自由的空气中呼吸，在正义的阳光下生活，让中华民族潜藏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这才是两岸人民共同期盼的真正伟大的解放战争。

这场史无前例的解放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它没有漫天烽火，没有遍地血腥，也没有谁来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它是化育万物的春风，溶解着层层累积的千年冰封，唤醒了和正唤醒着在禁锢状态下麻木已久的无数心灵；它是荡涤凡尘的瀑布，以超天拔地的气概，一洗奴性和卑怯的沉霾，在历史的峡谷中唱响自由的颂歌；它是激情澎湃的岩浆，在高压的缝隙间奔涌穿行，不断改变着地表的温度，并努力寻找突破口，以迸发出绚烂夺目的礼花。

中华民族体内的千重宿怨，将在这一进程中趋向化解；中华民族身上的百年创痕，将在这一进程中逐渐抚平。“月缺重圆会有期，人间何得久别离。”一个历经了无数天灾人祸而至今生生不息的民族，是不可能被一道浅浅的海峡永久隔开的。我深知自己看不到未来的结局。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我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的同胞，并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深深祈祷——

天佑中华！

                                二零一二年六月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