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教授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研究部主任，他於普林斯頓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同時，李成教授還擔任美中關係委員會常務理 事、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美國國會美中工作組學術諮詢小組委員、以及"百人會"理事等職。李成教授長期致力於中國政治研究，尤其是他對於中國政治精英的代 際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學術及現實影響 ，被海內外學術界公認為該領域的權威。他撰寫和主編的主要作品包括：《重新認知中國：改革的動力與困境》 （1997）、《中國新一代領導人》（2001）、《架起橫跨太平洋的思想橋梁：中美的教育交流1978-2003》（2005）、《中國變遷中的政治態 勢：民主的前景》（2008）以及《中國崛起的中產階級：超越經濟轉型》（2011）等，他在《世界政治》、《中國季刊》和《外交政策》等著名學術和政策 雜誌發表文章近百篇。李成教授現在還負責布魯金斯學會出版社桑頓中國思想家叢書系列。 2013年1月22日，《國外理論動態》雜誌社副主編閆健博士在北京對李成教授進行了專訪，雙方談論的話題涉及中國的政治改革、對外政策以及未來發展等問題。現將訪談稿整理如下，以饗讀者。 閆健（以下簡稱"閆"）：李成教授，您好！非常高興能在北京見到您，也十分感謝您專門抽出時間接受《國外理論動態》雜誌的專訪。我們都知道，1990 年代以來，在海外的中國研究領域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一批從中國大陸出去的華裔學者的崛起。作為一個群體，這些華裔學者不僅給海外的中國研究領域帶來新 鮮的血液，而且事實上起到了聯結海外中國研究與中國大陸的本土研究之間的紐帶作用。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李成（以下簡稱"李"）：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這一批人，包括裴敏欣（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趙全勝（美利堅大學國際關 系學院教授）、唐文芳（愛荷華大學政治學教授）、趙穗生（丹佛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呂曉波（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以及劉亞偉（卡特中心中國研究主 任）等，都是在1980年代早期來到美國的，當時正值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這些人都成長於文革時期，經歷了現代的年輕人沒有經歷過的重大變化，比如"文革" 對中國社會帶來的慘痛後果、中國向世界的重新開放、中美文化交流的恢復以及中國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等等。我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來到美國的。 到美國之後，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樣經歷了"文化震驚"（CultureShock），尤其是對中美兩國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強烈反差記憶深刻。我記得， 我當到美國時，剛一下飛機，就被美國發達的高速公路網給驚呆了，而當時我國連一條高速公路也沒有。教育方面的反差更是強烈。我1985年到加州大學伯克利 分校求學。與美國的很多高校一樣，伯克利也是一個學術自由和思想多元的地方，不同的觀點和學說都可以在這裡交鋒共存，其中不乏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的犀利批 評。我記得，伯克利有一個地方叫"人民廣場"，經常舉辦一些集會和演講，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我們這一批從大陸出去的學者和49年之前去美國的台灣學者（比如芝加哥大學的鄒讜先生）還是存在明顯差異的。文革、改革開放之初人文主義思潮的 興起以及前面講到的"文化震驚"都對我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身上都攜帶着那個年代的印記。這也意味着，我們對於1949年之後的中國有着更多的了解， 畢竟我們在49年之後的制度下生活了很多年，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變遷有着自己的體驗和理解。我們中間還有一些人曾經是"上山下鄉"青年，有的人還作過農 民，這些經歷都是海外其他中國問題研究者所不具備的。這或許可以說是我們這一批人得天獨厚的優勢。 當然，我們的劣勢也很明顯。與後來到美國的華裔學者相比，我們一般來說外語水平不高，社會科學的基礎也比較欠缺。我們中的很多人原先並不是研究政治也 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只是後來轉行才開始做中國研究。如果說我們這一批人對中國研究和中西學術交流有所貢獻的話，我自己更願意將它歸功於中國本身的崛起。 沒有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變遷，沒有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提升，就不會有西方社會對於中國的關注興趣，也不會有"中國熱"的出現。我們僅僅 是恰好趕上了這樣的潮流。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都是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受益者。 閆：確實如您所說，成長經歷和時代背景在你們這一批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您剛才也說到，中美兩國在社會經濟發展方面的強烈反差給您當初帶來了強烈 的"文化震驚"。作為在海外研究中國政治的華裔學者，您又是如何看待中美在政治發展方面的差異，尤其是您如何面對美國人對於中國政治的批評？更進一步，美 國人看待中國政治的方式是否會對您的中國研究產生影響？ 李：在海外的中國學者，或多或少都會經歷認同危機，這是很自然的事情。實際上，不僅中國人是這樣，其他國家的人也一樣。在美國學術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現象，那就是從俄羅斯出來的學者一般對其母國有着很強烈的反感。但是，在美國的華裔學者很少這樣。無論最終是否加入美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保留着中國 情結，關心着故土大地的變化與發展，憧憬着國家和人民能有更好的明天。這種情結是深嵌在你的文化和血液中的，這是一種無法割捨的存在。毫無疑問，我們研究 中國問題的視角要受到美國社會科學和美國主流輿論的影響，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的研究也體現了中國視角以及自始至終對中國的關懷。這種關懷不僅僅是學術上 的，更多的是一種現實的人文關懷。我們關注的大都是中國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比如政治改革、對外關係、環境污染、貧富差距以及社會穩定等等。無論我們提出 褒獎或是批評，無論我們是樂觀或是悲觀，我們對中國的關注和熱愛以及對美中關係良好發展的願望不會改變。 閆：與一般的海外中國研究者相比，你們的研究承載了更多的東西。這不僅僅是由於你們對於中國有着更深的了解，更在於您剛才提到的，你們的研究滲透着對 母國的關注和情結。因此，你們的工作就不僅僅體現為"就事論事"般地研究中國，還表現為如何幫助美國人更好地理解中國，影響美國的對華輿論和政策，充當中 美之間溝通對話的橋梁。另一方面，發揮這種橋梁作用，也可能會給你們帶來角色衝突。比如，美國人可能會批評你們太"中國化"，而中國人可能會批評你們太" 美國化"。這個時候，雙方的溝通對話就難免不會出現障礙。 李：這種角色衝突始終是存在的。其實，對我們而言，不可能坐在書齋裡面做中國研究，你必須經常到中國來做調查，觀察這裡發生的變化，同時還要參加各種 學術活動，跟這個領域中的學者（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對話交流。只有這樣，你才有可能確保自己有關中國的知識和判斷沒有過時。同樣，我們所做的中國研 究也不可能只停留在書本上，無論或好或壞，它總是要對現實產生一定的影響。起碼就我自己而言，這似乎是無法選擇的事情。我在布魯金斯學會這樣的智庫工作， 有很多的機會跟中美雙方的官員和學者進行交流，因而我的研究自然而然會對這些人、進而對現實產生一些影響。但是，另一方面，這又可以說是我主動選擇的結 果。我時常發現，在中美政治和知識精英的溝通和交流中，存在着各種各樣的誤解，這些誤解對於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乃至中國和平發展的前景都造成了障礙。消除 這些誤解對中美雙方都有好處，這也正是我致力於推動的事情。 你提到的這種角色衝突有時是存在的，尤其是當你面臨一些極端主義觀點時。一種極端主義觀點完全從西方的眼光看待中國，認為中國應當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 模式，並由此對中國指手畫腳，其結果往往是適得其反。另一種極端主義觀點則完全否定人類存在一些普遍價值，否認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模式上存在共同性。這 種觀點完全無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其他國家的學習和借鑑，否認各國之間溝通對話的可能性和可取性，在實踐上也是相當有害的。最近，中共十八大報告指出，要 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念，正是對這種極端主義觀點最好的回擊。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無論是在美國還是中國，儘管其似乎在各類媒體上呼風喚雨,持上述極端主義觀點的人畢竟是極少數。大多數中國人和美國人還是能夠以平和的心態看待彼此的分歧。這也是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能夠取得巨大成就以及我對中美關係的未來充滿信心的一個原因。 閆：其實，分歧並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失去寬容和理性。在中國，很多官員無法接受別人的批評，哪怕是善意的批評。尤其是在中國的某些地方，壓制不同意見 的現象十分普遍。這不僅在客觀上限制了普通民眾的言論自由，更為重要的是，它使得官民之間有效的對話機制和問責機制始終無法建立，導致失去了很多解決重大 現實問題的機會。在我看來，您剛才提到的中國人中間的極端主義觀點也正是同樣心態的產物，它是以反對外國人指手畫腳的"民族形象"表現出來的，看起來似乎 更理直氣壯些。其實，從本質上講，二者是極其相似的，都反映了某些人面對不同意見時的不自信。自信的人原本是不害怕批評和爭論的。 李：你的見解很有道理。很多西方人對中國的批評其實是善意的。在美國，沒有人要求中國完全照搬美國的制度，也很少有人期待中國的民主轉型明天就能實 現。大多數美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是清楚這種轉型的困難和現實風險的，他們也理解中國領導人的處境，同時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着比過去更強的敏感性。 很多時候，西方人強調普世價值和人權的重要性或是批評中國政治改革的遲緩，更多地反映了他們對於中國社會和中國領導人的希望。他們相信，隨着中國經濟社會 發展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人民能夠建立一種既有中國特色、又體現人類政治文明發展方向的政治體制。美國有句名言，"人們對正義固有的認知使民主成為可 能，而人們非正義的傾向使民主成為必要。"（Man’s capacity for justice makes democracy possible, but man’s inclination to injustice makes democracy necessary..）。大多數美國人相信中國能夠成為公認的民主法治國家，這實際上體現了對中國人民的敬意而不是相反。事實上，在西方，最敵視中國的往往是那些認為中國人不配享受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人。 因此，一些中國人將西方人的一些批評意見解讀為"敵意"或"不敬"，實在是一種誤解，這對於中西方之間的溝通和對話是極其有害的。事實上，過去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也正是中國與西方相互學習交流的過程。例如，中國社會科學學科的重建，就受到了西方強烈的影響，而中國社會科學的真正繁盛，也必須 同時以本土化和全球化為其前進方向，缺一不可。尤其是，隨着科技革命的來臨和全球變暖、環境生態保護等全球性問題的凸顯，中西方之間存在着更大的溝通對話 的現實需求，而這種溝通對話的實現，要求對話的雙方都保持寬容和理性。 閆：我同意您的看法。在全球化的今天，中西方之間的溝通對話似乎比以往更為重要和緊迫。先不說全球變暖等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需要中西方之間的合作，其 實，中國自身的健康發展更是離不開這種溝通對話--無論如何，中國的和平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而沒有中西方之間有效的溝通對話，良好的國際環境是 不可能實現的。但是，我發現，這種溝通對話的深度還遠遠不夠。上個月，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接待了來訪的美國黑人媒體人士代表團。在交流中， 我就發現，他們中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中國曾是亞洲第一個創建現代民主制度的國家。 李：這確實是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溝通對話的前提是彼此都了解，但起碼從美國公眾這個層面來講，對中國的了解還是很不夠的。這顯然與一些美國人的"簡單 化"思維是直接相關的。長期以來，很多美國人不僅將"美國式民主制度"看作是全球民主制度的典範，而且還相信，民主制度的實現並不會太費周折。例如，很多 人天真地認為，只要推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獨裁政權，民主制度便會在這些地方自動生根發芽。然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簡單。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轉需要一些前提條 件，但是卻很少有美國人去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這些條件對於"得天獨厚"的美國來說從來都不成為問題。事實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民主轉型和鞏固過程不順 利，恰恰是因為缺乏這些前提條件。在這方面，美國人確實缺乏一定的敏感性。 閆：在我看來，美國人尤其缺乏對中國近代史的了解。很多美國學者對中國的研究，往往缺乏對中國歷史的關照，很容易切斷中國自身發展的連續性。例如，如 果不理解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幾次革命，我們就很難理解1949年之後中國政治的演進軌跡。我很同意鄒讜先生的說法，20世紀中國革命是對中國社會總體危 機的反應。辛亥革命後，中國人也曾有過各種民主實踐，但在"救亡圖存"的歷史重任面前，這些實踐都失敗了。精英和民眾由此變得越來越激進，甚至法西斯主義 思潮一度在中國很流行。對於後來中國政治的演進而言，這些歷史記憶的影響是很深刻的。 李：確實如此，20世紀的中國革命決定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在我看來，這些革命都是中國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是很難避免 的。有一些人傾向於從現在的現實出發否定這些革命的可取性，我認為是很不適當的，因為這會忽視政治精英當時面臨的結構壓力，他們可能並沒有更好的選擇。現 在看來可行的選擇在當時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反事實推理"或許能夠拓展我們對歷史的現象空間，但是，歷史既無法重來，也是不能被假設的。 與之相比，在革命結束之後，政治精英在政治制度構建的選擇範圍無疑要大的多。這種選擇不僅體現了政治精英的智慧，同時，它也直接決定了革命後社會的重 建和發展軌跡。例如，已故澳大利亞的華裔學者楊小凱就認為，辛亥革命之後，君主立憲制可能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在他看來，這個選擇的現實基礎是存 在的。再如，1949年之後，執政黨花了30年的時間才明白自身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型的必要性，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換言之，在政 治精英有選擇餘地的時候，他們自身的價值傾向、認知能力和政治智慧就會對國家的發展方向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我始終認為，"革命"是一種極端情境下"不得已而為之的"手段，或者說，它是最後的手段，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革命當然是解決社會矛盾的一種選擇，但是 它帶來的社會代價是極大的。20世紀的中國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此我無需多言。在正常情況下，社會的進步都是文明累積的結果，這就需要一個公正透明的 規則體系，為所有個體提供社會流動的平等機會。在現代社會，民主和法治是構建公正透明規則體系的必然選擇。 我認為，20世紀的中國革命，其中很大一個問題就是，取得政權的人和失去政權的人都不知道如何妥協。這是我們民族必須汲取的一個教訓。無論是政治精英 還是普通民眾，學習如何妥協都是一個亟待引起重視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在今日的中國，各種極端化的思潮甚囂塵上，這使得任何嚴肅的爭論以及共識的達成都 很困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很難保證未來的精英替換能通過制度化的機制完成，社會衝突不會訴諸於暴力革命。因此，對於公民價值觀的塑造是極為重要的。這需 要時間，更需要法治的支撐，比如，這起碼需要保證每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更願意將現代政治看作是法治基礎上的妥協藝術。 閆：我同意您的看法。革命並非人類社會發展的常態，它或許能打破一個舊世界，但卻無法建立一個新世界。任何革命後社會，都存在顧准先生所說的"娜拉走 後怎麼辦"的問題。我也同意您關於民主法治是構建公正透明規則體系的必然選擇的說法，但問題是，在一些革命後社會，革命的遺產恰恰可能成為民主法治發展的 最大障礙。在這裡，似乎存在着某種兩難選擇。 李：其實，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民主法治的建立和鞏固都絕非易事。你可以說西歐歷史上有着非常深厚的民主法治傳統，但即便如此，現代民主法治在西歐的建 立也用了好幾百年的時間，這期間也經歷了無數的戰爭和社會動盪。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缺乏民主法治傳統的國家而言，其中的困難更是不難想象。不僅如此，與中 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一樣，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也將是一個"濃縮"的過程，而要在這個"濃縮的"時間段中實現西歐國家幾百年才實現的目標--更不要說人家本身 就有歷史文化基礎--確實是極其不容易的。 但是，這就是歷史帶給中國共產黨的重任，這是無法逃避的。習近平總書記最近談到"中國夢"，並將"中國夢"歸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認為，這 其中就應該包含着對中國人民民主法治追求的體認。試想，如果中國的國民無法享有那些國際法公認的基本人權，無法享有基本的社會公正和尊嚴，那麼，何談"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正因如此，"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歷史形成的"。 閆：問題在於，拋開某些極端主義觀點不談，即便人們對於民主法治的目標存在基本共識，但在民主法治的具體實現途徑上，人們可能依舊存在尖銳的分歧。這 似乎就是目前中國的現狀。比方說，有的人呼籲要首先實現民主選舉，而有的人呼籲要首先實現法治，諸如此類的爭論在中國很流行。 李：應當說，各國通向民主法治的道路是多元的，這要取決於各個國家具體的歷史情境。具體到中國，走的是一條"以黨建國"的國家構建路徑，這就意味着， 執政黨自身是中國政治發展進程中尤為關鍵的變量。正因如此，我始終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將以執政黨的改革和轉型為核心和前提條件。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領域的進步始終圍繞黨的轉型而展開。有些改革，比如黨內的任期制和任職年齡限制，代表了黨自身對權力行使方式的調整。 有些改革，比如村民選舉和人大制度改革，則是在黨的支持或至少允許的情況下發生的。無論如何，就像前面談到的那樣，"以黨建國"的國家構建路徑勢勢必會對 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亨廷頓曾說過，一黨制在大幅提升國家能力的同時，卻會對後來的政治參與造成阻礙。在其《政治秩序諸起源》一書中，福山也提 到，自秦漢以降，中國政治始終面臨着國家能力的過分發展與法治和責任性的過分欠缺之間的不平衡。中國政治的這種發展次序決定了其邁向民主法治的道路不會一 帆風順。 但是，在這裡我想強調的是，即便面臨着某些結構性的困難（比方說缺乏民主法治的歷史傳統），但是，政治精英仍舊能對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尤其是，當政治精英擁有選擇餘地時，這種影響就會是決定性的。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發展失去了很多機會，重要原因之一便是當時的政治精英缺乏政治遠見和決 斷力。 中國發展到今天是極其不易的。面臨各種社會矛盾和治理危機，執政黨必須堅定推進以民主和法治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改革，否則，很多深層次問題可能會積重難 返。我始終認為，中國由執政黨主導的政治改革應當是一種"可控的"政治改革，因為這是一條代價最小的道路。從政治改革的次序上講，我認為，執政黨的改革應 當是中國政治改革的核心內容，因為只有執政黨按照民主法治原則改造自身，現存整個政治體系的民主法治才有可能。改革開放以來，執政黨在黨內政治過程制度化 方面取得了一些進展，尤其是黨內的任期制和退休制很大程度上被制度化了，這提高了整個政治體系的可預見性。在過去的十年，執政黨在"黨內民主"方面也進行 了一些試探，但現在的感覺是，各地試點的空間有限，"黨內民主"的動力不足，這是很遺憾的事情。同時，政治發展的各個維度是彼此聯結和支撐的（比如，沒有 真正的民主，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法治，沒有媒體的獨立和公民社會的保障，民主與法治都無法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監督），但是在當下中國，推動法治顯得尤為緊 迫。沒有法治，整個社會，包括政治精英，都不會有安全感。 閆：我們也看到，中國的政治發展前景不僅受到本國內部因素的影響，它也受制於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無論如何，中國的政治發展都需要一個良好的外部環 境。但是，環顧現今，中國的外部環境很難說得上是良好，尤其是中國近期與日本在釣魚島爭端上的緊張態勢，極大地催發了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極不利於政治 改革的推進。我最近看到，已經有若干學者發出呼籲，要警惕日本打斷中國第三次現代化進程。 李：是的，一國的國內政治當然要受到其所處的國際環境的影響。但我更傾向於將這種關係看作是雙向的：不僅國內政治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反過來 講，一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也要受到其國內政治的影響。它們之間應當是一種互動關係。近代以來，由於中國積貧積弱，外部勢力對於中國國內政治的影響看起來要大 的多，尤其是日本侵華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 日本有些政客挑起這些事端，一方面是由於他們對中國的了解有限，無法從宏觀上把握中國的反應。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日本的國民心態出了問題。很多日本 政客不願意看到日本失去東亞的主導權，認為中國目前的狀況對於日本來說是個機會，便企圖以日美關係來要挾中國。在我看來，這並非是一個明智的策略，它可能 會帶來適得其反的後果。 有些西方人說，中國的領導人在利用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轉移民眾的視線，我認為這完全是一種誤讀。相反，更可能的情況是政治精英無法控制民眾的情緒，被 迫走上對抗的道路。戰爭的高風險、不確定性及其帶來的一國社會內部的"應激反應"，將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產生深遠影響，有可能使中國再次喪失政治發展 的機會之門。不僅如此，中日間的衝突將會帶來深遠的全球影響，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正因如此，中日雙方的領導人都要冷靜處理彼此的分歧，防止事態失去控 制。對於中國領導人而言，維護主權的決心與解決問題的靈活性應當是同等重要的。這並不是很容易，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藝術。 閆：說到中國政治改革的外部環境，我們就不能不提美國。"在全世界推進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最近，何包鋼教授在《華盛頓季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從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情況看，美國"推進民主"的政策常常帶來適得其反的效果。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李：何包鋼教授的文章的確指出了一些事實。確實如他所言，"在全世界推進民主"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這基於美國的核心價值觀之上，在可見的 未來都不會發生改變。問題就在於，美國"推進民主"的政策是否真的"推進了"民主。在何包鋼教授看來，無論其是否出於善意，美國"推進民主"的政策在中國 往往產生了適得其反的後果，引起了政治精英和普通民眾的猜疑和反感，實際上為某些保守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口實。這其中既有美國自身政策的原因，也有中國內部 不同政治力量角力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很多中國人相信美國在遏制中國，這就說明美國的對華政策並不是很成功。 但我要強調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是人類共同的文明財富，當然值得全世界的國家和人民去追求。美國的外交政策不應該背離這一基石。問題在於，美國應該 更多地分享自己的經驗教訓，而不應該對其他國家的選擇指手畫腳，更不能代替其他國家做選擇，定時間表。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國情，它們邁向民主法治的道 路各不相同，民主法治在不同國家的實現形式也迥然各異。我前面已經談到，美國人現在對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有着比過去更強的敏感性，但是其思維方式的轉 變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 作為海外研究中國政治發展的學者，就像國內的同行一樣，我們不僅要在理論上也要在操作層面上回答如何讓民主造福於中國，如何減少民主轉型過程中的焦慮 和不確定性。如果民主帶來的是國家的不穩定甚至國家的分裂，那麼，國人為何要尋求民主呢？我們都認為民主會給國家帶來長治久安，但我們要以更多理性的論證 和經驗的啟示來為民主法治正名。 我覺得，問題的另一關鍵還在於執政黨要下定決心，真正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因為中國的問題還得中國人自己解決，真正能適應中國國情的民主形式也只能產生 於中國。比如，執政黨前些年提出的"黨內民主"就是一種很有價值的探索。如果執政黨內部的政治過程能夠更加透明，黨內的政策辯論和政治競爭能夠更加公開和 制度化，那麼，執政黨將真正成為引領中國政治發展的火車頭。與此同時，執政黨還要保持開放的態度，學習人類一切優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有些人現在一提到"學 習西方"，就變得很敏感，就立刻想到要"劃定紅線"，就變得很猶豫，似乎那些東西都是"洪水猛獸"，會要人命。可是，馬克思主義不也是從西方來的嗎？在執 政黨內部，這種觀念上的自我封閉是極為不可取的。 閆：無論將來中國政治發展的道路順與不順，它都將與中美關係的整體態勢緊密聯繫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講，中美關係的態勢構成了中國政治改革最為重要的 外部環境。我現在再回到前面的那個重要問題，即如何能夠加深美國社會對中國的了解，進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誤解？我發現，很多美國人，包括一些資深的中國問 題專家，並不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任何政治改革。我們所認為的很多政治改革，在他們眼中是"無意義的"。 李：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無疑在進行着各種政治改革，但是美國普通民眾卻看不到這一點，因為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有關中國的信息都來源於媒體的那些負面報 道。政治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因此，它帶來的政治變化也只能是局部的和緩慢的。很多美國人希望中國能發生一些宏觀層面的政治變化，但這無疑需要耐心 和時間。20年前，當我剛開始研究中國的技術官僚和中產階級問題時，很少有美國人真正把我的研究當回事。但是，現在，技術官僚和中產階級都成為中國政治發 展進程中活生生的現實了。10多年前我提出的中共黨內派別平衡的模式也被同行認為是"天方夜譚"，但近一兩年來已成為西方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的主流觀點。對 於中共執政精英而言，當務之急是將已有的政治改革予以進一步的制度化。例如，中央委員會的差額選舉十三大就提出來了，但是20多年過去了，相關的改革仍舊 停留在20多年前，制度化的工作幾乎沒有什麼進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美國的"中國通"也很容易變得悲觀失望。 近年來，中國加強了對美國國會和政府部門的遊說，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美中關係的障礙依然很嚴峻。現在，很多美國的很多利益集團攻擊中國，金融集團的對 華態度搖擺不定。唯一積極的跡象是美國的州政府和市政府更加重視中國發展所帶來的機會，我認為，長遠看來，這有可能改善美國國內的對華輿論態度，因為美國 的參議院和眾議院都要受到地方利益的強烈影響，但這無疑需要時間。當然，中國現在的遊說方式還主要體現在"利益誘導"方面，今後的遊說工作要更多致力於" 價值誘導"。只有別人認同你的價值理念，這樣的遊說才是真正有力的。只要是中國實實在在的進步，世界遲早會刮目相看。 閆：李教授，非常感謝您的寶貴時間。期待與您下次交流。 《國外理論動態》| 來源日期：2013年第3期
文章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