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申明,我在本文中使用的道統一詞,沒有辭典中查到的那麼宏大。我說的這個道統,就是“道德之傳統”的意思。而辭典中說的道統,就是那些偉大的哲學家所傳遞的大道之承續。我說的道統,當然也是這些哲學家所創立或總結,但卻不僅僅被這些大人物傳遞。它在整個華夏文明中世代相傳。它被孔孟那樣的偉人創立,被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世代承傳,也侵淫到整個民族的每一個成員的靈魂血液骨髓之中。 華夏文明自古是一個充滿道德感的文明。這個文明的脊梁,儒家文化,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個主張仁愛的文化。比如談到各種德行的分類,我們的文明恐怕也是世界所有文明中最精細的一個。“信忠孝悌禮義廉恥”“仁智禮義信”“忠孝節義”,足足超過10類。長一點的陳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殺身成仁,捨身取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些先賢教導,一直世代承傳。2000年來,華夏文明,在經濟、政治、文化和道德四個方面,一直在東亞這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裡,處於泰山北斗,萬眾景仰的地位。 這個地位,自1840年以來,才開始受到衝擊。 在第一個階段,是受到西方來的堅船利炮的衝擊。偉大的華夏文明,以億計的同胞,以百萬計的軍隊,卻擋不住西方數萬人的軍隊的攻擊。華夏文明的自信心,在一再的戰敗之後,到20世紀初,跌落到最低谷。 這時,為了救亡保種,“以西方為師”,自然成了社會思潮的主流。1919年的五四運動,則是這個“師夷”的文化思想運動的一個高峰。這個時代,從西方引進的思想的主流有兩個:一是從西歐美國引進的科學與民主;二是從蘇俄引進的馬列共產主義。同時發生的還有“打到孔家店”這個反思乃至痛斥自己傳統的運動。這些思想運動幾十年搞下來,前述的華夏文明的傳統道德規範,就已經動搖了。 華夏文明的固有道統被破壞的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以後。這時馬列主義成了中國的唯一的正統的官方意識形態。孔孟的傳統,和西方的民主自由一起被掃進了垃圾堆。所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心為公”等等成了官方的道德規範,雷鋒成了全體中國人的道德楷模。而那些孔孟之道和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傳承者,舊式的和西式的知識分子都成了專政的對象,甚至肉體上被消滅或趕出了國門。 舉個例子。1970年代,我在重慶郊區一個中學教書。帶學生到鄉下的一個巨大山洞中去探險。看見崖壁上還有歷代留下的詩詞碑刻。問當地的農民,無人能看懂這些詩詞。附近村里現有最大的知識分子,就能讀報計賬而已。那些牆上的碑刻,誇大一點,對他們而言,已經像是瑪雅人留下的遺蹟了。要知道,共產黨的革命,代表的是窮人,那個時代,他們基本上都是文盲呀。 這種對人類共有基本道德準則的摧殘在反右運動的“引蛇出洞”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家庭內部互相揭發“劃清界限”發揮到極致。 國人道德失范的第三階段很遺憾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後。1980年代有一段經濟文化全面復興的好景。社會道德風尚和經濟一起飛騰。《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這首歌就是那種樂觀情緒的經典表達。可惜好景不長,1989年的風波之後,人民已經不能談論政治,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大家一起努力發財。這個階段一直持續到今天。這個時代的中國,幾乎陷入了道德的真空。傳統的儒家文化,孔孟之道,已經被上面說過的自五四以來,第二共和建政以後的歷次運動從精神上和肉體上徹底摧毀。馬列共產主義則因改革開放重建私有制“復辟資本主義”而完全失去了對人民的感召力和說服力。而西方的道德規範(自由民主人權等)則在政府的百般防範下,輸入得極少。 改革開放30年後,中國的物質財富的確得到了相當的積累。但已被糟蹋殆盡的精神財富的重新積累則出現了嚴重的滯後。因此社會上才出現了大家現在普遍詬病的道德淪喪奇觀。比如,扶起倒路的老人會被訛詐。比如15歲的知名藝術家庭出身的孩子敢把成年人打得要縫十幾針,還揚言“誰敢打110?”比如郭美美炫富可以把全中國的的紅十字會搞破產。比如電視劇中,11歲的孩子騎自行車撞倒了人,會在丟下一張鈔票之後揚長而去。比如同樣的孩子會要求家教老師,拿錢走人,不用授課…… 我不由想起中國古代邯鄲學步的故事。我們真的好像是沒有學到人家走路的可能更好的方式,而把自己至少能走的方式也給忘記了。那麼我們現在只能爬回去了嗎? 我在西方居住近30年,我看到西方的確有很多的缺陷。但我的確沒有看見西方的富家子女橫行霸道,欺負平民。他們生活富裕,但並不會在社會上炫耀。與普通人民在比如學校中相處,都很低調,並不飛揚跋扈,而且常有仁善舉動。為什麼能這樣?我想起了一個西方的諺語,叫做“培養一個貴族至少需要三代。”第一代的富人,積累的只是財富,他們的第二代,大體上只能在一個金錢富裕,但精神依然貧困的環境中長大。等第二代長大以後,他們就可以開始積累精神財富了。那麼第三代的子女,才可能在一個物質和精神都富裕的環境中長大,然後才能成為那種物質和精神都富裕的貴族。西方的資本主義,已經建立數百年,無數的富裕家庭,已經傳承遠不止三代。所以他們能有那種普遍的貴族精神。不容否認,炫富的行為還是有的,但一定沒有中國那樣觸目驚心,以致一再成為輿論的焦點。 可惜的是,中國歷史上傳承下來的城鄉老貴族都被第二共和前三十年的共產革命剷除殆盡。中國改革開放才三十年,新起的富人都還只有一代。那大批的富二代都只在金錢富裕但精神依然貧困的富一代只可能這樣提供的環境中成長。所以才有了前述的廣泛的富二代乃至全民的道德失范現象。古賢所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對廣大的人民而言,絕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富裕起來的第一代人民,在以前的道德規範積累都被摧毀的前提下,想道德不失范都難。 但這個現象不是不可糾正的。舉個例子,中國人富裕起來以來以後,開始大量出國旅遊。剛開始的時候,不懂規矩,到處大聲嚷嚷,亂丟瓜皮紙屑,不守排隊規矩,處處招人白眼。幾年之後,這些初級毛病,就已經大為改觀。現階段中國遊客的毛病是到處搶購高檔物品,看演出就是麗都紅磨坊。進博物館則是跑馬觀花,說“看那個哪有逛商場實惠。”再過些年,中國遊客就會開始既懂規矩,又有品味了。比如現在的日本人,已經不去紅磨坊,他們去聽歌劇了。 總之,我認為,經濟真的是一切發展的基礎,道德真的需要富裕的涵養。再過一代人,在父母都是物質精神雙富裕的家庭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人中間,大規模道德失范的現象,定會好轉。這中間自然也不能缺乏我們的主觀努力。 當然我還是十分地期待中國能再出一位孔夫子式的大哲學家,為中國重新建立道德、政治規範。不要僅僅固守自己的顯然已經有相當部分過時的傳統,也不要去削足適履式地模仿現在已陷入深深困境的西方,而是創造性地去融合東西方的優點,擯棄東西方的缺點,搞出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能夠得到舉世尊重的新意識形態和制度,華夏文明就真的可以重新領袖群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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