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之加权民主PK王占阳之低级民主（上） 【作者注：文章长达二万字，为减轻读者阅读压力，分三次发表。】 相关链接：
王占阳：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上） 王占阳：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中） 王占阳：中国急需发展低度民主（下） 看到体制内人士著名教授王占阳先生发表《中国急需发展低级民主》（下称《低度民主》）之上的目录，我就兴奋莫名。我当时的立即感觉就是：这与我的论述也似乎太接近了嘛。现在看到王教授《低级民主》一文的中、下两个部分，得知了王教授的完整见解，想与王教授正式磋商一番，希望得到回应。 -------------------------------------------------------------------------------------------------- 前言：我与王教授所见略同的部分。 一、对西方的低度民主史的评价 王教授的定义是实行限选制的民主就是不完整的民主，是“有限的、局部的、发展中的民主”。这就是低度民主。 我的说法是加权民主或限权民主。加权限权是同一种现象的从两个角度看过去的不同说法。是对相对较富裕阶级的加权，同时就是对相对较贫穷的阶级的限权。我们都是指的在西方共和民主制度发展历史上普选权实施以前的那个政治制度。 我们一致认为，低度民主或加权限权民主是西方民主制度发展的一个极重要阶段。认为这个阶段与更早历史上的个人专制制度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已经有了以后逐步成熟起来的民主制度的绝大部分特征，比如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法制、宪政、分权制衡。一致认为当代的西方普选民主只是以前的限权民主的高级阶段。 二、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必须从低度民主或限权民主开始 我们一致反对民主无条件论。我们也共同反对民主高条件论。我们共同认同其实中国现在就可以开始试行民主，但必须是低度民主或限权民主。主张为现执政党保留大量特权，维持强政府也是我们的一致意见。 ------------------------------------------------------------------------------------------------ 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我的思考的重点与王教授也有相当的不同。我的思考主要集中于形而上的方面，因为这方面受国内具体实践的约束相对较少。关于各项具体的建议，我是不能与王教授PK的。 我们都一致同意低级民主要限权。我想弄清楚，这些限权是权益性的过渡性的还是有一种持续的甚至永恒的必要性。下面开始本文的主体部分，题目是： 八论低度民主或加权民主的理论基础 目录： 一、必须创立一个均衡、稳健的核心价值体系（公正—人权/人义） 二、应当实事求是地建立一个加权的人民主权概念 三、应当清楚区别共和与民主 四、应当把良治放到民主之上作为判断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 五、再论中国为何应当行阶级共和 六、再论公仆理论的漏洞 七、关于加权或低级民主选举的四项原则建议 八、关于高度民主 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拥有话语霸权。现在的中国怎么着都是难于应付。其实在我看来，从最根本的价值体系开始，西方的意识形态就有很多的不足，甚至根本性的漏洞。如果我们能从根子上就开始有所独创，有所重大的补正，对摆脱话语劣势，寻出一条更科学稳健的发展之路会大有裨益。 中国的整体国力正在迅速地崛起。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崛起则十分迟缓。我们现有的两套话语（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来自西方。老祖宗留下的话语体系一方面与现代相隔甚远，一方面也才刚刚走上复兴的头几步路。我们应当做的是综合这几方面的思想资源，再加上新的独创，自己去创立一套足够新颖的体系，不能一直跟在西方人的思想（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后面爬行，那样我们永远也不能完成思想崛起的历史任务。如果20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一流强国，还要全盘借用人家的意识形态，那是何等的尴尬不便。因此意识形态上的独创与崛起，其实与经济上的崛起相比，当然还是次要一些，依然十分重要。 说实话，如果经济上不成功，你有再完善的意识形态也没人理你。一旦你经济上真正成功了，登顶了，世人就会围过来研究，想知道你为什么会成功。这时候，就是你把自己的故事讲好的最佳时机了。不过故事的梗慨必须早早就开始准备，而且融汇到走向成功的过程中。你真正靠这个故事取得世界性的成功，这个故事就当然会有世界意义。 一、必须创立一个均衡、稳健的核心价值体系（公正—人权/人义） 我们先从价值体系说起。 我要声明，以下有关价值的论述有很多是从赵汀阳先生处批发而来。当然也有挺多我自己的见解。以下不再一一指明。 价值体系又称道德规范，是人类行为的一些最基本的准则。现在被鼓吹得十分响亮的普世价值（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就是这个等阶的规范。而我这里着重要说的价值其实比这些还要基本。它们应当是人类社会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几个价值。 这些价值中的最本原的一个就是公正。这个公正意思比字典上说的更简单，更不崇高。它的根本含义就是付出与回报相当或者说等价交换。这个概念真的不像天下为公，仁慈，博爱等概念崇高。但稍微多细想一下，你就能明白，这个公正的概念是人类社会的顶梁柱，离开了它这个社会的大厦立刻就会倒塌。 公正放到商业领域，就是平买平卖，公买公卖。在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的一切交换关系中，绝大多数都根深蒂固地贯穿着公正或者说公平的理念。比如你进入任何一个商场购买任何一件商品或一项服务，你都希望能值回你花费的那些钱。 公正放到劳动领域，就是按劳付酬。就是如果是一个工人，你自然希望你付出的每一分劳动，能换回这一分的报酬。你如果在夜间或周末节假日加班，就觉得应当得到比正常工资更高一些的加班费。如果你有特别的重大贡献，就觉得应当得到特别的奖金。如果是一个老板，你自然希望你付出的每一分工资，能换回一分的劳力。比如你给干部和工程师付出更高的薪酬，自然是希望他们能做更大的贡献。 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最纯洁无私的爱，说到底，也于深层存在这种大体等价的交换关系。父母抚养子女，还是希望子女将来能孝养自己。对子女关爱越多，也还是希望子女将来能对自己孝养越多。 我不得不指出，现在通行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都是一些与上述公正概念相合而又相冲的两面体。 比如自由：一般的说法就是做一切不妨碍别人的事情的权利。说到不妨碍别人自然就是一种公平。但几乎任何重大的自由完全不妨碍别人其实都是做不到的。比如言论自由，你的声音太大，岂会不妨碍别人讲话。但你讲小声了，人家又听不见。大家都有言论自由，也会有话语霸权出现。 比如财产自由，你发财太多，岂会不妨碍别人发财，至少是让别人心里不舒服。这公正还是不公正，真的恨难说。 比如平等：你如果信奉按劳取酬，你就无法信奉处处均平，因为不同的人的劳动能力愿望相差太大。拼命劳动的人和好吃懒做的人，绝顶聪明的人和智力一般的人，无法真正均平。 比如民主：民也有太多的种类。人人的政治权利如果真正均等，会让那些对社会贡献大而多的人觉得并不公平。当然反之亦然，一些人享有太多的特权，自然让平民百姓愤然。 比如人权：西方人定义了一大堆的人权。比如不结婚不生子都是个人权利。但你不养育子女，能你老了以后，别人养育出来的子女必须来供养你，这又是谁的人权？ 天赋人权是一个很荒唐的说法。人的权利其实都是由人赋予。你的每一项权利的实现都必须有别人为你付出代价。就是言论自由也必须以有人愿意听为条件。一切经济权利更是这样。你养育子女，享受各种补贴（比如学校中为孩子们每天免费供应一杯奶一粒蛋），居住廉租屋，都必须以劳动更多更好的人为你享受这些权利付出更多为前提。（这些补贴来自按收入多寡征收的税款，而分配则完全按需。）废除死刑则必须以社会有能力有意愿把他们白白养活一辈子为前提。 最应当受到保护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公平的契约关系。这个社会契约必须是参与各方心甘情愿。不能存在太大的强制。如果把社会比做一辆车，拉车的人（纳税多过享受福利者）和坐车的人（自然是那些享受福利多过纳税甚至从不纳税的人）的地位难免有一些不平等，因为他们的贡献也不平等。这个必须把握的分寸就是还有足够的人愿意拉车，而不是有太多的人觉得我还是去坐车更合算。如果是那样，社会或国家这辆车就会不跑或者至少成为跑不快的老牛破车了。这是不是西方的现状？是不是我们要小心不要重蹈的覆辙？ 人的权利和人的义务（赵先生的提法人义）必须对称。这是西方人忘记了的一个价值规则。法国的发表与1795年的《人权宣言》第三版全称是《人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宣言》。可惜这个传统未能被继承下去。现在西方的价值体系真的是权利爆炸。人人都想着自己的一大堆权利而想为别人的权利尽义务的人总是不足。所以才有了现在遍及西方的债务危机。 中国传统上有很多格言都表达了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当然我也知道中国古代皇权的威严臣民不能抗。但还有天道民心的概念与之相颉颃。 从负面谈：杀人抵命，欠债还钱这个天经地义也一样表达的是这个公正原则。 而西方的规范常常一边倒。比如天赋而没有制衡的诸般人权，尤其是太过偏向一边的人民主权-公仆理论（下一节细述）。 西方的国家福利养老模式也是一个违反了权利义务均衡原则的错误政策。比如在法国，记住：“即使孩子是亿万富翁，他也没有为贫穷的父母养老花一分钱的义务。”老人如果没有自己的收入，一切开支都会由国家包下来。一个极端的例子：2005年法国夏天酷暑，数万老人因缺乏照顾过世。数百子女居然会以还在度假为由，拒绝回来奔丧。结果不得不由政府出面办理丧事。早已预知自己的晚境得靠自己或政府的法国人，对子女的关爱我看还不及那些需要靠子女养老的东方国家的家庭之一成。国家用金钱包办养老，大大削弱了世代之间的经济和感情联系，削弱了家庭的价值，也是西方的大弊端。人不是简单的动物，就是动物，比如狗猫，也是需要感情关爱的。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必须全力加强。西方现行一系列削弱家庭的观念，比如不婚不育，夫妻分产，同居，未婚生育，同性恋，还有取消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责任……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观念措施都会削弱家庭的凝聚力。纯粹靠生育金钱补助来维持生育率后患无穷。简而言之他必然产生逆向淘汰的后果。越是贫穷的家庭生育越多，目的就是为了拿那一点有限的育儿补助。太多的穷人家的孩子得不到足够的教养，长大以后找不到工作，乃至沦入犯罪的渊薮，成为社会的负担。这些是西方的，不是中国的情形。我因为居住西方看到说到。建议中国引以为鉴。 赵先生提出一个“普遍模仿（就是大家都那样做）”的原则来检验各项价值的普适性普世性，很有意思。中国的孔夫子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原则就是可以普遍模仿的价值典型。而“废除死刑—无论杀多少人都不被判死刑（请看挪威布雷维克杀77人案例，最多被判21年监禁。还有许多人认为他是神经病不必负刑责。）”就是典型的不可普遍模仿的虚伪价值。关注加害者的人权超过关注受害者的人权是一种极为丑陋的西方现实。 用普遍模仿来考察平等，也很容易发现它通不过检验，自由的情况也类似。他们都必须受到公正-等价交换原则的限制。只有在不过度违反公正原则的前提下，西方制度赖以建立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才可执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出现的大量毛病，都与这些价值的背离公正原则过远的过度施行有关。 比如罢工权利。有罢工者组织纠察线，阻止不愿意罢工的人去上班，甚至堵高速公路，堵炼油厂，意图都是瘫痪全国经济。这些都实在太过分，远远地违背了公正(收付相当），权利/义务相称，根本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比如如果同性恋者也来堵高速路他们肯定就不高兴了。这类行为应当作为刑事犯罪严加惩处。 社会福利制度体现的按需分配与公正原则也显有冲突。它只能是按劳取酬的补充而绝不能取按劳取酬的原则而代之。其所占的比重必须小心斟酌。按需分配的部分宁可失于不足而不可失于过多。福利不足的社会可能不够和谐，而福利过多的社会则会失去活力。 我绝对承认平等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但必须切记它不可以是人类的第一追求。所谓均贫富等贵贱永远都是虚幻的，并不符合人类整体长远利益，实践中也从不可行。社会福利，或者统而言之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当然有节制贫富悬殊，避免赤贫，保持社会和谐的正面价值，但一定得限定在合理的范围。比如用于按需分配的社会财富不能超过总财富的20-25%。像如今西方的欧陆模式，这部分的开支已经占到了社会新增财富的40%以上。显然副作用就很大了。 法国这次大选中，右派候选人强调责任，力主削减债务。左派则高举均贫富大旗，要与右派占主流的欧盟谈判放宽财政赤字限制，继续用借贷来维持甚至在如此艰困的经济局面下继续增加福利。在我看来，真像是末路狂奔，饮鸩止渴呀。 西方价值体系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东方价值体系的出发点是集体主义。我的主张自然是折中起来，取长补短。哪个主义更好，光凭口辩，永远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实践自然是检验真理的更好标准。我们就看在国际的竞争中谁能最终胜出吧。我认为，我希望胜出者的人本哲学应当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结合。很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想出一个恰当的名称来表达它。 西方文明3000年，从荷马史诗中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哲学一直是斗争哲学。从古至今，非常好斗。连流行音乐都那么震耳欲聋。东方的传统就如同东方的音乐一样则实在温柔太多。中国人喜欢妥协，热衷协商，不爱赤裸裸的公开争斗。斗争哲学还是妥协哲学？我也是主张折中。王教授的一党民主的主张，不也正是表达的这种双方传统的妥协吗？ 中庸哲学，中道而行是我的基本哲学思路。几乎在一切的方面，我都主张折中，主张熔合溶合融合，主张取长补短，融会贯通。 总起来说，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与当代西方主流价值体系有相当区别的自己的综合了各方优点，排除了各方缺点的自己的均衡稳健的价值体系，不能有太多的革命味道，而要有老成持重的风格，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盛世文明的可长可久的价值核心。 二、应当实事求是地建立一个加权的人民主权概念 现在专门深入一些来探讨与政治制度的建立直接相关的人民主权概念。 这个概念按照卢梭的原意，就是：一个社区假设有一万个人，每人绝对平均地享有万分之一的主权。我的基本意思是，这个概念太过算术理想主义，必须加以重大的补充。 首先，这个概念实在把复杂的社会太过分地简单化。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一个繁复万分的社会中拥有一个特定的身份。这些身份真是千差万别。一个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大企业家和一个失业工人的社会地位作用相差何只万里。那些靠勤劳和智慧工作，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和没有大量补助就不能维持起码体面生活的边缘群体之间就已经有着巨大的差距。既然实践已经证明，财富上的共产主义行不通，贫富差距只能节制无法消除，那么在政治权利上，卢梭式的共权主义或称平权主义（这可能是我的独创提法）又可能行得通吗？既然有相当悬殊的贫富差距不可能完全磨除，各阶层之间的政治积极性或者说政治能量就不可能敉平。中产以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其政治积极性永远较高，也更为理智，更不易被操纵蛊惑收买，更能抱团行动…… 而贫穷阶层的人经常是不去投票的，就是去投票也更常更易受人收买操纵蛊惑。而巨富之人群，由于他们人数太少，投起票来，永远没分量。你要他们不用他们的财富去影响政局，甘于像同性恋者那样当弱势群体，靠那人数占多数的群体的宽容怜悯才能生存，这符合不可改易的社会真实吗？ 当然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这就说明，该制度的设计，并不尽然合乎天理。潜规则盛行自然是因为明规则并不符合实际。（关于资本行贿是否有合理成分，我没有考虑成熟。希望不要在这方面引申。）天理是什么？你到山里去看看，是不是总是有乔木，有灌木，还有草，还有藓苔。你要用什么大锯，去把那些乔木都锯得和灌木一样高？你又准备用什么激素肥料，让草和藓苔长得和灌木一般齐？ 一句话，经济上均贫富和政治上等贵贱都是虚幻的，做不到的。所能做的只是节制这种差距到差不多合适的范围，不要让差距太过悬殊。 现在常听见人说，贫富差距在拉大。我请大家客观地去观察一下史迹。不少人看过中国的故宫，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法国的凡尔赛宫，英国的白金汉宫，可以知道东方西方过去现在皇家王室的生活水平。大家很多也看过比如中国苏州的八大园林，法国的鲁瓦河谷众多的贵族城堡，或者是《红楼梦》里曹雪芹描写的几百号奴仆侍候着数十个主子的大观园。可以想见当时的地方贵族的生活水平。当时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不用多说，肯定比今天的民众差很多。再想想如今的共和国中，哪怕是最富豪的资产阶级比如比尔·盖茨的生活水平，能和那些比如法国香堡、苏州拙政园的主人相提并论吗？我在巴黎登上过一些位于资历古老的富裕楼房的顶楼的仆人房（现在大体都被学生住着），6-8个平米，窗户只有两只脸盆大，用水厕所都在过道里公用，6层8层都得走楼梯。现在还有类似这样的房屋在建吗？我知道的是，在西方，公寓楼门房、私人司机、私家园丁都已经接近绝迹，因为那些人工就是对于富人都太贵了。所以，与历史相比，现在的贫富差距绝对是缩小了许多。 在一个集权制的社会中，各阶级的不同利益，无法通过选票来表达，自然还是有许多其它的表达渠道。当然也是越贫穷越边缘的社群的表达能力就越受局限。社会下层的利益比起在民主制下，当然表现要差，因为人数优势无从表达。 现在西式的普选民主体制下，一方面制度还是受到权贵集团太多的私下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下层的权益通过多数的选票也还是得到稍嫌过度的表达。两边一起向掌权者施压，最后结果就是关在笼子里的软弱的政府既不敢多征税，也不敢削减福利，那就只有积累债务一条出路了。这条借债之路西方已经走了三十年。眼下看已经显然是走不下去。应当如何办，左右两派正在拉锯。 在地球上现行的主流意识形态中，人民和民主的地位都被过度抬高。人民成了当然真理、正义和正确的化身。这个迷思必须被击破。 事实上，人民在太多的时候都不能当家做主。他们经常被愚弄，被利用，被出卖后还帮着数钱。（为尊者讳，我不太好意思举身边的例子。但大家自然心知肚明。）而人民能够当家做主的时候，又经常做不出好主。比如西方现在的债务危机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不是人民不能当家做主的后果。 西方政治哲学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先把一切官员都假设成坏蛋，设计种种牢笼，把他们关起来不让作恶。但同时又有另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全体的人民假设成道德上毫无瑕疵，能清醒地识破谎言，看透当下历史迷雾的神祗。（“人民眼睛雪亮。”） 从前一条出发，在重重的限制下，西方的政府总是偏于过度弱势。然而事实上那些呆在牢笼中的权力既扛不住金钱的侵蚀，也抵不住民众的贪欲，还经常犯下比如入侵伊拉克那样的激情短视错误，才有了眼下泥潭深陷的局面。 而后一条则完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事实上，人民的全体和个体的人民一样，都有明显的天生的无法免除的人性的缺憾，比如好逸恶劳贪得无厌，比如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比如躲避责任自欺欺人等等，都会经常呈现。 我们假设建立一种通过网上投票的直接高度民主（我称之为电子民主）。每天晚上或早上就大家选中率最高的几项议案全民公决。比如最低法定工资，法定假日数目，年带薪假周数，退休年龄，医保报销额度……，各提5个选项（比如法定退休年龄65岁，60岁，55岁，50岁，45岁），像选奥运会主办国那样，每次投票淘汰得票率最低的一项。可以想见，如果每月投一次票，则共产主义必在半年之内建成。如果每周投一次票，则需时数周。如果每天投一次票，则一周足矣。这当然是一个漫画式的夸张描述。但就如那真正的漫画一样，它的确是精确地刻画了一种现实的精神状况。 我们接着发挥这个漫画式的假设。政府恐怕会说：“要搞这些福利那就需要征哪些税务。福利要很高，税务也就必会很重。”选民会说：“我选你干嘛？就是要你想出办法来既少征税又多搞福利。”政府又会说：“办法倒是有一个。就是借债。但借债也有缺陷，就是债务必须越借越多。如果不这样，新借的债就会全部拿去还旧债，就不能变成可以花用的现金流。而如果债务越借越多，利息会越来越重，利上还会滚利，总有一天就会借不来钱的。”选民说：“现在借不借得来？”“借得来。”“那就接着借。而且还款期限越长越好。最好60年后让我的孙子辈还。”就这个路数，西方已经千真万确地走了30年！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国债已经比天还高，债息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第一项大开支。那最贪婪自然债务最重的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倒账自然也就借不到钱了。 事实上，任何权力权利如果失去约束制衡，都会自动地被滥用。所以民权、政权和资权（资本的权力—想必又是我独创的提法）都必须被放进笼子。问题是这个能把三者都关起来的笼子得用什么材料制造？又应由谁来管理？我们找不到全知全能的神，还是只有自己来想办法。我觉得，唯一能想到的办法还是分权制衡。这三项权力（利）中，还得有一项必须至少处于相对主导的地位。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让政治权力略强，弊端还能最少。因为资本专制和民众专制会比政府专制更可怕。政府站在资本和民众中间，地位也天然地更适合于去协调节制两方。（后面还会细说此点。） |
